四个家庭的悲剧（一部家庭的悲剧）
【本文原创首发，点击右上角“关注”，分享更多精彩文字】
皇冠版《秧歌》封面
文|江徐
机缘巧合，最近读了张爱玲的《秧歌》。一开始，因为遇到好的文字心生愉悦，后来越看越觉难受，每翻一页，需要停顿许久，以便消化被人物命运所引起的悲愤。
这大概就是作者的文字功夫，也源于苦难带来的震动。
当年，胡适读完《秧歌》盛赞不已，写信给张爱玲：“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到这本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之后买了多册推荐给好友。他为这本书写下评语：“近年读过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张爱玲所有作品中，这部小说因为某种不便明言的原因被隐没。它的文学价值却无法被否定。
接下来，我从主题思想、文笔手法、人物人性等方面来分享读后感。
胡适在《秧歌》扉页的评语
1.主题思想：表面写饥饿，内核是自由《秧歌》以中国1950土改过后的历史时段为背景，描写江苏某个农村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以及将故事推向高潮的抢粮事件。
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写农民的饥饿，以至于胡适猜测张爱玲曾想用《饿》作为书名。
同样以饥饿为主题，同样是民国才女，翻看《秧歌》时，我不禁想到萧红的《生死场》。两部作品，都写出生命的卑贱、时代的沉重。萧红有一篇名为《饿》的散文：“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相比这种童真赤诚的书写，张爱玲的手法敏锐精巧得多，也更为老辣深刻。
张爱玲用上帝视角，以金根与月香一家为中心点，向四周散发出去，一家一户，有大大小小的生离死别；一男一女，有明明灭灭的爱恨悲欢。她对农民的悲苦生活冷眼旁观，细致刻画，不带评判，不露观点。
今日世界版《秧歌》封面
因为涉及敏感话题，这部作品被当作反共的zz小说，被列为禁书，此种作法诚如龙应台所言——那是完全看走了眼。
与其说这部小说具有反共倾向，不如说它体现作者反压迫、反专制的思想。（注意：不是反特定的谁谁，也不是反哪个阶级、哪种力量，而是反压迫、反专制）。撕开饥饿的表皮深入探究，就会明白，作者真正想写的，是自由与专制的矛盾。
“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这样，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我想，季羡林这一句能用来概括《秧歌》的思想内核。书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生命都显得太过低贱。不同之处在于，为着吃饭的自由，有人反抗，有人妥协。
总之，这部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小说，如龙应台所评：“《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很值得一读。
木心初读张爱玲散文，就得出一个结论：“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
不论散文还是小说，她都以细腻至极、精准至极的文笔带来惊艳。《秧歌》同样如此。
整部作品，以白描手法为主，张爱玲像一位老妪，坐在檐下纳鞋底，一针一线，一经一纬，非常有耐心。各种巧妙的比喻，宛如点缀其上的精巧绣花。
她写母鸡走路的样子：“小心地举起一只脚来，小心地踩下去，踏在那一颗颗嵌在黑泥里的小圆石子上。”
她写婚宴上忙着招待客人的农妇：“她注意到谭老大只吃白饭，她连忙飞到他身边，像一只大而黑的，略有的像蝙蝠的蝴蝶。”
她写饥饿的感觉：“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介于牙痛与心痛之间。”
她用自然场景烘托两个男人在谈话后识破对方的窘境：“突然有一大群鸭子在上游出现，飞快地顺流而下，快到不可想象。一片‘呷呷呷呷’的叫声，就像老年人扁而尖的笑声。这在一刹那间，似乎产生一种错觉，就仿佛是王同志连用最奇妙的腹语术，把他的笑声移植到水面上，‘呷呷呷呷’顺溜而下。”
除了精工细描，反讽也是此部作品的一大特色。
过年了，管理层给村民摊派任务——每户人家都，都得给军属送年礼——半只猪、四十斤年糕。明明是令村民悲愤又不可反抗的一件事，张爱玲却用喜剧的色彩刻画残忍的场面：“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它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他们给那猪嘴里衔着它自己的蜷曲的小尾巴，就像一个快乐的小猫咬着自己的尾巴……”
秧歌，给人庄稼丰收、喜气洋洋的感觉。故事里的农民的确丰收了，但他们因为某种制度而忍饥挨饿，最终在借粮——抢粮——烧粮的事件中闹出家破人亡的悲剧。事件平息后，挨饿而妥协的村民，听随安排，敲锣打鼓扭秧歌，粉饰太平。“那些老头子老太婆随即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大家推推攘攘，挨挨蹭蹭的也都挤到秧歌队里去。”
可见，《秧歌》这一书名，与书中人物的命运，整个就是反讽。
这种“张爱玲笔触”，源于她惊人的观察、精准的描摹。对人物生死，看似轻描淡，却有韵味绵长的力量。
仅从文字角度，这部作品就给我带来绝妙的阅读体验。
年轻时的经历、宽泛的阅读，加上天生的悟性，让张爱玲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
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那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基于这一点，她惯用参差的写作手法塑造人物，表现复杂幽微的人性。
《秧歌》中，谭大娘与月香平日和气，一旦自己利益受损，便猜疑对方，冷嘲热讽，骂爹骂娘，摆出老死不相往来的姿态。月香被丈夫家暴，谭大娘又会去劝架，因为她是热心人，也因为“眼看着一个敌人饱受羞辱，是一件愉快的事。”后来月香全家落难，她一边避之不及，一边因同情而流下眼泪，“一颗颗滚到她那扁而硬的旧蓝布的芦花枕上。”
王霖是不得志的理想主义者，他不计功名，在某种信仰下努力工作，善待村民，是大家心中的好干部。他有一段不如意的婚姻，与妻子失散后，宁愿想她死了，也不愿想着她丢弃自己跟了别人。在后来的抢粮事件中，为求自保，他向村民开了枪。
金花与金根兄妹俩从小相依为命，金根有什么都愿意让给妹妹。后来金根带伤逃亡时，面对兄嫂求救，金花各种推诿，她不想他俩的灾难泛滥到自己生活中来，因此选择见死不救，哪怕是至亲。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尽在张爱玲笔下的众生相。
月香对金根却是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金根为了不拖累月香，选择投河自尽。乱世凄凉，人生苦难，这是难得的深情与真情。
而最终，悲愤交加的月香葬身火海。他俩的女儿阿招，在抢粮事件中被踩踏致死。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不论是《秧歌》，还是其它作品，张爱玲笔下人物都显得真实而立体，没有彻底的好人，绝无完全的恶人。
现实社会，何尝不是如此？我越来越认为，不要把人想得太好，也不必想得太坏，不应绝望，也不必抱幻想。
正如张爱玲所说：
“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
英文版《秧歌》封面
4.故事来源与其它在跋中，张爱玲交代了故事来源——人物虽虚构，事情却有根据——报刊文摘上的新闻，与身边可信之人讲述的切身经历。
“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
她写《秧歌》时，是1953年，在香港。
张爱玲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她大概料到《秧歌》在大陆出版后可能遭遇的命运。
书中有一个人物，叫顾冈，上海文联派去农村体验生活的编剧。在他身上，人性的恶表现为贪生怕死、明哲保身、自欺欺人，还有他自认为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月香后来放火烧了粮仓。这一突发事件让顾冈灵感突现，他反复思量，如何将这场火灾恰到好处地写进故事，既不失力度，又不让自己陷入被媒体声讨的危险。他幻想着，自己由此创作出来的片子“大概不会被禁映——那太引人注意了——仅只是在放映期间悄悄地抽掉了，从此永远下落不明。
对照现实，这岂不是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秧歌》的命运提前的反讽？
她不露声色，不悲不喜，却处理得促狭，谁叫时代是那样呢？
我想借用龙应台的话收尾：“如果你只听过《秧歌》却从来没读过，或者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想过这本书，现在该对它再看一眼，深深看一眼。”
【作者简介：江徐，80后女子，十点读书签约作者。煮字疗饥，借笔画心。已出版《李清照：酒意诗情谁与共》。点击右上角“关注”，收看更多相关内容。】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