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纯最新（八佰拍的不是坚守者）

导读：可以说，恰恰是我们的审核人员，通过删减和审核的方式，拯救了这部打着“拯救业界”旗号的电影。

【文/观察者网 王世纯】

我把电影《八佰》看完了。这电影，拧巴。

为什么拧巴，就要从管虎想要拍摄一部什么样的片子说起。

人民不当看客以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反思 人性=河殇？

管虎拍摄的，不是像《布列斯特要塞》那样一个纯粹的坚守并等待胜利的故事——如果是那样，影片质感会比今天这个最终的版本要优秀得多。对于管虎来讲，他似乎想把《八佰》拍摄成一个有关看客的故事。

在访谈中，管虎对于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八百壮士”这种孤军奋战的行为是有自己看法的。

历史上，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将抗战的前途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因而在本就不适合作为决战战场的淞沪战场中白白葬送掉中央军和杂牌军几乎全部主力。在丢失大场以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进一步向国际联盟表达自己的抗战决心，将谢晋元的542团放在租界边上困守，妄图用国际舆论逼迫日军撤军。

但管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候，却将打开“八佰”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河对岸麻木的群众。管虎原话说：“那一天，三万多人在对岸看。开始盲目的看客多，随着战事加剧，都亲了，都是自己人，开始投入，开始悲悯”。电影《八佰》中的租界人民，在面对日寇入侵时，主要的表现是“看”和“急”，似乎持续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在10月30日才刚刚开打一样。

电影《八佰》中的人民，在面对日寇入侵时，主要的表现是“看”

但当我们以“看客”内涵来审视这部电影时，倒能理解电影的“高潮”为何会如此的拧巴。影片在前半段中展示了极为优秀的战斗场景和战斗剪辑，但是随后影片“画风一转”，变成了一部“逃命”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没有“逻辑性”，是剧情上的硬伤。但如果我们以《鬼子来了》这样典型“反思”叙事影片作为参照物，那么这部电影在后半段的“逻辑”反而是说的通的——影片的高潮部分，无非就是“勇士死了，懦夫变成勇士也死了，活下来的都是懦夫”这样的典型叙事。

英雄的谢晋元团长屈服于特派员的指令撤退了，“瓜怂”和兵油子打了狙击也死了，先上桥的勇士也死了。最后活下来的是谁？是懦夫和看客。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管虎要将大量桥段放到租界的原因，因为租界的“事不关己中国人”才是管虎希望拍摄的主体。

诚然，孤军奋战确实有着教育国民的作用，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影片里除了战事本身，几乎仅仅着力表现这么一个关于“看客”的历史侧面是远远不够的。

最终版本的《八佰》是以诸多性格复杂的“溃兵和逃兵”为主角呈现给观众的，这种在反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人物”自然有诸多缺点，导演也可以堂而皇之的以“人性”作为理由来冒充鲁迅大家批判。但这并不是管虎以各种历史上不存在的桥段，肆意抹黑谢晋元团长和542团的借口。

影片中最大的槽点就是，管虎以一种极其正面的态度描述国军虐杀日军俘虏。在管虎的镜头下，被无端抹黑的88师素质较高的士兵“敢于屠杀日本战俘”，而杂牌军的壮丁“没有胆量开枪屠杀战俘”。

而历史上，英雄的谢晋元团长是没有杀俘举动的，这无疑是影片的私货。反思国民性的人已经不少，但如果作品里用歪曲历史的手法来表现，很难说会让人首先联想起鲁迅，还是《河殇》。

管虎也借演员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因为你们这群“看客”没有血性，中华民族才会国破家亡。《八佰》中 这种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桥段，正是被批判的战争恐怖论的延续，同样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可以和日本右翼自我粉刷成“受害者”的言论共鸣起来。

“我们的样子”

骨子里和法西斯一样嗜血野蛮、崇尚屠杀，同时抛开历史、对“看客”无端指责，这恐怕和高高在上的文艺家对历史与民众一贯的轻蔑不无关系。轻蔑就难有真正的认知，认知不足，就只能把“河殇”式反思与“愤青”式鼓动捏在一起，将自己的“创作”挂在两个极端，影响影片的主旨。

在两个极端间摇摆的人，当需要歌功颂德时，会说人民群众用反人道的残忍手段反帝反侵略是“杀得好”；当摆到另一头时，会不会反过来，将广大劳苦群众的形象同落后愚昧的“暴徒”联系起来，骂人民群众自发反帝反压迫运动是“义和团”呢？

夸大战争中的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否想消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这种意图是否存在，当然难以揣测。但影片中还有更加露骨的片段。

原片里，租界里有一个日籍台裔平民，由阮经天饰演，是“中国通”，说中国话，后来看到日军屠杀，用日文喊住手，被租界的中国人发现之后吊死。乍一看，这个情节是我党一贯提出的，“日本人民也是中日战争受害者”这一正确观念的影视描写。但是放到本片中，放到1937年77事变后的大背景下，这种情节则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一种变相的“洗地”。

历史事实是，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在淞沪会战前期，拿起了武器，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和“马前卒”。在淞沪会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这群潜伏的、武装起来的武装侨民，是帮助日本驻上海特别陆战队抵抗国民党军的主力，这群人还利用对上海环境的熟悉，给88师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但军国主义帮凶不是

这些懂中文的“阮经天”们，在上海长期居住潜伏，难道是为了中日亲善而来？我不清楚这种用特殊个体美化侵略者形象的行为该怎么解释，也许某些给《八佰》打了8.3分高分的影评网站热评更能说明这个情节的用意：“管虎再一次用阮经天这个悲情的角色，将使用U型锁的小粉红抹黑的一无是处”。

所幸，审核人员最终删掉了这处充满争议的情节。让《八佰》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观感稍微好了一点。可以说，恰恰是我们的审核人员，通过删减和审核的方式，拯救了这部打着“拯救业界”旗号的电影。

我们毕竟不能确认管虎导演的原片到底拍出了什么效果。影片里很多地方客观辩证地描写了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缺点，不过，考虑到《八佰》在宣发时全然不提这些“历史正确”的桥段，很难确定它们有多少是在审核工作者的努力下突出或添加的，还是主创本身的意图。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主创是否弄清楚了镜头下小人物的劣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

而一个拧巴的“看客”的故事毫无疑问会遭到票房的报复，这也使得管虎必须要依靠一个“金马奖”为自己保底。

《八佰》 秦汉=金马奖？

为什么是金马奖？从“八佰”这个题材本身，就能看出端倪。

管虎不是外宾，拍国民党抗战叙事，有政治正确且商业成功的先例，一般而言，要想商业上取得更大的收益，选取打胜仗的“过瘾”题材，显然更为有利。但淞沪会战以及随后的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失败史，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疤。将这道伤疤拍摄成电影，成为警世箴言是中国导演很正常的选择，但对于一个投资接近9亿，预期票房15亿才能回本的商业电影来讲，选择“四行仓库”则不那么明智了——没有人愿意在商业电影上裹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至少在《八佰》立项的时候，金马奖还有一丝“导演认可证”的公信力

但选择四行仓库八佰壮士这一题材，确实有助于争夺金马奖，因为歌颂“800壮士”本身就是一种很现代的国民党视角下的抗战叙事。

为什么说很现代，因为国民党正儿八经地宣传“800壮士”的时间不早于1975年。在解放战争全面失败，国民党反动集团败退到台湾成为蜗居一隅的逆贼败党以后，为了维持所谓的与日本右翼的“盟友”关系，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讲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这导致国民党在从1949年到1975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是没有“抗战叙事”的——不歌颂抗战英雄，也甚少在军内传播抗战事迹。

这种回避，一方面加深了台湾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为今天的“”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台湾“国军”变成今天的台军，事实上造成1980年代国民党军事独裁集团的倒台，但这是后话了。除了国民党自立党之初起就有的害怕“友邦惊诧”的传统以外，不讲抗战也与其败退台湾以后的政治格局有关——在解放战争中，大量抗日将领投共或者进功德林，比如王耀武、刘镇湘，少数几个抗日名将也被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排挤迫害，比如孙立人。留在台湾的，不是“第六主力”刘玉章，就是长腿将军孙元良这种跑得快的。

回到70年代，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被“全世界”抛弃的国民党成为了“亚细亚的孤儿”。在执政合法性摇摇欲坠的年代，为了加强自身合法性叙述，宣传反日仇共思想，国民党直到1973年以后，才开始拍摄一系列“地主视角”的抗战片。

国民党宣传抗日始于1974年，几年以后，就发生了“江南”事件

这个“地主视角”，是字面意义的地主视角，因为故事主人公都是十分刻意的地主阶级。老一辈人熟知的《梅花》和《八百壮士》也就是那个时代，国民党为了自身合法性拍摄的。

但就像刚才讲的，滞留台湾的国民党没什么正儿八经抗过日的，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怎么拿出一个“政治正确”的人来美化自己抗日功绩？这一时期，孙元良《亿万光年里一瞬》的800壮士就成了国民党文化宣传部门的“救命稻草”。

对了，孙元良有个儿子，叫秦汉，在台湾电影界有很高的地位。毕竟孙元良是谁，对拿金马奖来讲不重要，谢晋元是谁也不重要，但是秦汉是谁，对拿金马奖来讲非常重要。虽然2020年台湾国民党在韩国瑜被罢免以后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但是蓝营有话语权的电影人，在金马奖上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野史段子 导演发挥=《八佰》

回到电影本身。《八佰》目前是一部极有争议的电影，在评价中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而《八佰》评论两极分化的原因不同于《战狼2》、《流浪地球》等票房热卖影片：后者的观点分化主要源于观众意识形态；而《八佰》的观点分化体现在观众对于历史和军事常识的熟悉程度上——越熟悉历史，越对国防知识有基本的常识，那么对《八佰》的评价往往就越低。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影评敢说《八佰》还原历史的？

简而言之，管虎作为八佰这么一个战争片的导演，并没有在战争场景拍摄中体现出自己的水平。一个优秀的战争电影，首先他的所有战斗情节是有明确的战斗逻辑和进程的：主角一方有多少部队，敌军有多少部队，主角势力遭遇了什么情况，主角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战斗的结果是如何基于双方条件的。这是一个好的战争片的根基，也是战争片观影者的基本需求。

而随着当代影视工业条件改善，加上国内外优秀题材层出不穷，中国观众的口味也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在战斗合乎逻辑的前提下，中国观众对战斗场景的需求远不再是“排队枪毙”，和“汽油弹爆炸”能够满足的。很明显，一款2020年利用了全部中国电影工业实力的大片，理应展现出和投资相符合的服化道水平。

服化道水平《八佰》是有的。得益于电影总局的领导，近年来我国电影工业化进程加快，优秀的电影工业技术为《八佰》带来了符合其投资的拟真质感。对于一个军事爱好者来讲，《八佰》可以说“史无前例”地还原了日军1937年的状态，这部影片对日军条例口令、96式舰战、94式豆战车、上海特别陆战队军服进行了很好还原和刻画，是这几年少有的高质量，在日军服化道上下了不少功夫的高质量影片。

这里我要向这部电影的中方和日方两位军事顾问致敬，毕竟在日本，“淞沪会战”或者说整个侵华战争都是政治的极大不正确，没有多少日方学者敢在这样一个日本左右翼都会千夫所指的话题上和中国接触。

但管虎浪费了整个电影工业积累三十年的服化道和拍摄特效调度技术水平。管虎从电影工业哪里索取了当今世界也堪称一流的影视资源，但是在影片中，却给观众展现了一场演义化，毫无战斗逻辑的战斗。

我们在《八佰》里头看见了什么样的一场战斗呢？我们看见了国民党军队排队跳楼，环抱炸药，和顶着“盾牌”的鬼子同归于尽的桥段；我们看到了典型“东方主义神秘色彩”的日军，不携带火器，叼着刀、光着膀子，浑身纹身，从水里潜入和国军械斗的桥段；我们看到了国军顶着照明弹、在枪林弹雨中冲过桥头的片段。其他的还有芥子毒气弹用尿就能防毒，损失数十人就为了护旗这种片段，这都是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常识，甚至是没有道理，纯粹是瞎想的桥段。

将整个影片的高潮寄于一场演义化的战斗，这对于一部沉重现实题材的战争电影来讲，无疑是一种黑色幽默

考虑到这些片段出现极为突兀，其战斗的糟糕逻辑和第二天白天优秀的战斗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有理由怀疑，有些片段是军事顾问临场指导的，而另外一些片段是导演摆脱军事顾问，“自由发挥”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八佰》采用了一种演义化的拍摄手法，和徐克导演的佳作《智取威虎山》一样，都是在历史情节的基础上，利用艺术手法再加工的结果。或者说，《八佰》至少要在影片开头，说明“本故事基于历史事实改编”。

你不能说，符合你的价值观，电影就是艺术加工，不符合你的价值观，电影就是“战狼”。电影表现手法是客观的，《八佰》和《战狼》一样，都用了演义化的手法来描写战斗，至于这样一部自我标榜严肃纪实的电影用演义化的手法表现战斗合适不合适，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至少管虎认为，中国的观众，就应该在这种严肃题材上看这样演义化的战斗描写。

整部电影中，有大概长达7分钟左右的战斗镜头足以“回本” ，剩下的……

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勇士死了，懦夫变成勇士，活下来的都是懦夫”这一主旨，那么剧情中不合理的桥段反而变得合理了。既然是一部需要“反思”的电影，那么影片中优秀的战斗部分反而是不需要的。

这里我们也得感谢华谊堵上身家性命的巨大投资，正是这部影片技术性的前40分钟战斗场景，尤其是第二日白天“日军三个小时打下仓库”的战斗描写，拯救了这部影片，让这部影片姑且还能披着一部“坚守”电影的外衣吸纳票房。

在八佰壮士虎头蛇尾地退入租界以后，影片就戛然而止，后面就是突兀的、当代浦东的繁华景象，确实让不少观众感觉影片缺了一点东西。

那么《八佰》缺少什么？缺少人民。乍看上去，《八佰》也可以从批评国民性入手，最终表现人民的觉醒，但在歪曲的历史、刻意对历史进程的回避以及演义化的战斗中，《八佰》只能成为一部披着朴素爱国主义皮囊的电影，难以再进一步升华了。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摆脱“看客”，成为历史的主人的空前绝后的正义战争。1938年5月到6月，毛主席总结前十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系统提出了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就是人民战争，随后，人民就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历史给出的正确答案，《八佰》再往后排，就要论证这个答案了，所以戛然而止是有理的。

对于电影《八佰》，虽然它有很多种拍摄手段，让自己不那么“拧巴”，但我觉得这部经过总局重视的典型商业片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批判的部分，毕竟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都是客观存在的。幸运的是，《八佰》诞生于2019年，而不是1998年，在审核机构和权威历史顾问的大力帮助下，这部热热闹闹的商业片至少展现出了电影工业应有的战争片质量，部分情节也达到了拷问人性的效果，姑且披上了一件以“坚守”为主体的朴素爱国主义外衣，也帮助管虎这位处于争议当中的导演免去了事后被人质疑的麻烦。

电影中有多少情节是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指责的“免死金牌”，恐怕只有导演本人自己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全面溃退的1938年，乐观地看见了进步的无产阶级觉醒并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未来；我也在《八佰》这部电影中，看见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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