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幕后选角(狙击手编剧陈宇)
《狙击手》海报。
由张艺谋、张末执导,陈宇担任原创故事及编剧的电影《狙击手》已于大年初一在全国公映。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志愿军一支狙击班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境地下,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
《狙击手》是陈宇作为编剧和导演张艺谋的第三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尚未上映的《坚如磐石》,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正在筹备的项目,该项目做到一半时,陈宇接到张艺谋的电话,说把手头正在做的剧本放一下,先做一个抗美援朝的电影,就有了第三次的合作《狙击手》。
《狙击手》剧照。
张艺谋在电话里对剧本创作的要求只有三点:“第一,跟狙击手有关的抗美援朝影片,每一秒钟都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能有丝毫分散;第二,要唤起观众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有一种澎湃的力量;第三,希望能和《长津湖》区别开来,故事要以小见大,避免宏大叙事。”剩下的就要发挥陈宇原创故事的能力了。
相比张艺谋的其他电影,《狙击手》展现出一种化繁为简的风格,在一个封闭时间和空间内进行高信息量、高戏剧性的叙事,陈宇称之为“硬核叙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中,陈宇也感受到张艺谋最近几年在创作上的变化,他开始回归电影的本体属性,越来越喜欢“硬核叙事”的魅力。
考证当时我方“狙击手”的鲜活细节
美军那时枪法准的多是山区猎人出身
写剧本前,陈宇做了大量功课,一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文献、影像资料进行分析消化,二是观看战争片,特别是所有关于狙击手题材的电影,都要看,这种影片有特定的形态,要找到它的魅力,好看的地方是什么,包括对狙击手的技能战术、生活形态都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陈宇还做了一些采访,例如他舅舅16岁时作为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采访了舅舅,聊了很多鲜活的小细节。为了弄清楚当时战士手中持枪的情况,除了从正史得到的信息,他还会请一些从事研究军事方面的朋友,从其他角度多方面了解志愿军的个人装备情况,为剧本提供很多可考证的细节要素。
在做前期功课时,陈宇发现,实际上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狙击手”这个概念还并不成熟,当时是叫“冷枪手”,还没有一个成型的狙击战术,也没有一套作战术语,都是一些土话,以及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朴素经验,陈宇要结合这种特殊题材找到它的特点。
陈宇还专门研究过,美国那时候枪法很准的人,都来自一些固定的地方,最多是来自落基山脉的那几个州,因为这些人经常上山打猎,枪法非常准,成为后来狙击手的重要兵源。
《狙击手》剧照。
在2020年的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中,《狙击手》(原定名《最冷的枪》)的主角是一位叫张大弓的狙击手。陈宇最初接触这个题材时,脑子里直接蹦出了“张桃芳”的名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陈宇本打算以张桃芳的事迹作为原型参考。不过,后来做功课的过程中,陈宇发现在“冷枪冷炮运动”中,除了张桃芳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狙击手,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有各自的个性,最后就综合各个狙击手的共性及特性,提炼出了一个虚拟的文学人物,也就没有再使用“张大弓”这个名字。
一部电影不能令观众有三次含糊
90分钟影片不放过每一秒钟的戏
《狙击手》采用了“三一律”的戏剧结构,剧本要求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将中国志愿军与美军的狙击对决压缩在一个狭窄的时间和空间,影片时长接近于故事时长。
“三一律”的戏剧结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特别复杂。特别是对于战争片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陈宇说,其中涉及的叙事原理层级的认知和方法,比较复杂。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关于叙事的研究,研究出一套叫做叙事动力学的方法论,在做“三一律”叙事结构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搭建故事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每一分每一秒。
在讨论剧本时,张艺谋对剧本的要求经常精确到一秒钟。“对于每一秒钟的戏,观众处于什么样的叙事心理接收状态,都要进行预期”,陈宇说,张艺谋导演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一部电影不能有超过三次让观众含糊的地方。陈宇举例说,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在做什么,这算一次。他为什么杀死这个人,而不杀那个人,这又算一次。如果一部电影中出现三次让观众心里一硌楞的情况,那这部电影就失败了。
《狙击手》的叙事节奏很克制。
这其实是叙事产生的中断,观众的思绪会停顿一秒钟再接着往下走,而张艺谋就想要解决这一秒钟的问题,那也就意味着全片90分钟里的每一秒钟,都要解决。“我们经常开会开七八个小时,可能就解决观众一硌楞的问题”。陈宇说。
做纯粹“硬核叙事”集中在几人的对抗上
削弱了局部描写增强“一唱三叹”情感戏
从剧本的故事大纲到一稿,陈宇完成得很快,前后大概花了三个月左右。传统三万多字一百二十余场的正常剧本体量,他一度写到五万字。
剧本从2020年暑期定稿后历经了多次修改,但是基本格局没变,没有大的颠覆性改动,都是一些局部调整。陈宇每天都在不断的创意爆发中摘取和抛弃,“我从来都不留恋自己想出的招儿,我下一个想出来的会更好。”
原始剧本比最终版本长不少,有三条副线,一条是朝鲜小男孩本身有个故事线,还有一条是关于狙击手大永和侦察兵亮亮的,最初的剧本里两人有一个共同喜欢的姑娘,有一条情感线。第三条是美军的戏,陈宇写了不少美军内部的一些纠葛,包括美军的一种精神面貌状态,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战友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些局部描写。之后在创作讨论时,做了一些技术性调整,将这三条线都减弱了,让故事更加纯粹。
陈宇说,正常来讲,写战争题材会涉及战争的背景、个人的背景等很多内容,但他在写《狙击手》时,并没有去谈其他东西,而是把故事集中在几个人的对抗上,在一个狭窄封闭的时空里,以情境设定和人物关系的发展为内驱性动力,一直到达戏剧矛盾的终结,这种非常纯粹的叙事方式,他将其称为“硬核叙事”型的影片,他认为这种硬核叙事有一种纯粹的叙事魅力,要把它做到极致。
《狙击手》把故事集中在双方几个人的对抗上。
陈宇希望电影能够回到它最本质的叙事功能上去,这也与张艺谋这几年的创作喜好比较契合。观众对于好的叙事是一直有刚需的,在剧本上,陈宇将故事的魅力放在了第一位,让观众在看完故事之后,再获取电影的其他功能,比如唤起民族自豪感、激励鼓舞年轻人的功能。
在创作初期,张艺谋给编剧陈宇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必须唤起观众澎湃的情感。但是,在具体创作的时候,不能硬煽情,要使情感自然地与观众产生共鸣。陈宇说,这就涉及叙事方法,从结构上来讲,观众最紧张的时候是不会流泪的,在设计完一个紧张的情节之后,要让观众放松下来,去思考,情感自然地滋长,“要准确地控制节拍,什么时候让观众为角色的命运纠结,忘记了呼吸,什么地方可以让他稍微喘口气”,陈宇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在每段信息流的获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效果,是能有一套规律性的方法来作为解决方案的,当然这非常复杂,要看创作者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导演张艺谋提出“一唱三叹”的情感戏创作观点。
陈宇觉得,《狙击手》是一部会让观众感动的电影。在他看来,张艺谋以前的电影不太喜欢过分的情感流露,相对比较节制,但在《狙击手》中,他就不想限制自己,该感动的地方就应该让观众感动。“他甚至还提出一个观点,要一唱三叹。以前他在情感戏的部分,还没唱出来就收了,但对这个戏来讲,不仅要唱出来,还要三叹,咏叹三遍”,陈宇说,最典型的就是章宇饰演的班长刘文武,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段落,做出来了好几个层次,也是一种情感渲染的方式。
张艺谋强调对戏剧合理性的推敲
张末更多讨论如何展现角色特征
陈宇担任了本片的原创故事和编剧,但他在和张艺谋持续合作之前,本来是个导演,导演过黄渤主演的电影《蛋炒饭》和《星空日记》等知名网络影视作品,“因为我找不到好剧本,所以自己被逼成了一名编剧。”陈宇说。正是因为具有导演工作的本能,陈宇对一个剧本的实现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和认识。
《狙击手》剧本基本确定后,到具体拍摄环节时,因为片中涉及大篇幅美军戏份,剧组原先打算到好莱坞找一个经纪公司,请一些比较知名的演员来国内拍摄,但是后来遇到疫情,这种操作基本不可能实现,只能在国内找一些从事影视工作的外国人,“从演过主角、配角甚至群演的几百人中,最终筛选出几位主要角色”,陈宇说,这些演员在表演经验、表演能力上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张艺谋导演就想找一位既能懂电影,又非常了解好莱坞,和演员在语言沟通上比较顺畅的导演,来协助他拍摄美军部分的戏,最后就找到了张末导演。
因为剧本本身,志愿军部分和美军部分的戏份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的,所以两位导演在两个山头几乎同时开拍,分别工作,每晚在一起对素材,做好第二天的拍摄计划,不断地进行调整。
陈宇、张末和张艺谋在《狙击手》首映礼上。
两位导演给陈宇的感觉是,张艺谋对剧本的缜密性要求非常严格,更注重对戏剧合理性的推敲,发掘有意思的情节。张末导演注重和讨论更多的是如何展现角色特征的问题,例如这个人为什么说这句话,人物背景如何,心理状态怎么样,是另一种导演思维方式。
在最初写剧本时,片中美军角色的名字是陈宇随便起的,比如杰克、汤姆,张末导演进组之后,对于美军角色的名字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实每个名字都是背后一个更复杂名字的缩写,有不同家族来源。另外,“你仔细听片中演员的台词,他们都是有口音的。”陈宇说。
而中国志愿军狙击小队中,大永、米老二、胖墩、王忠义、孙喜等角色的名字,基本都沿用了陈宇剧本中的设定。名字其实很重要,名字就是人,所以影片中出现了三次点名的场面,就是让他们都成为具体的人。陈宇说,编剧给角色起名字是挺头疼的一件事,“要考量角色的年龄、身份、地域等在戏剧中间的功能”,有些编剧经常拿亲戚、朋友的名字用,他有时候也干这样的事。
让角色讲方言可以令观众快速“认人”
选四川话更具趣味性大家也都能听懂
创作剧本时,陈宇觉得,他虽然是在写一个故事的发展,但最核心的还是写人。他不希望把志愿军战士简单地归类为“最可爱的人”,不想把这个群体概念化、模糊化。
“我要看到一个群体之中,每个人鲜活的样貌,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欲望、理想”,写一部戏,要写具体的人,这是陈宇创作的基础,否则他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他一定要找到对个体的认知基础,才能去写他的行动,所以这个个体来自哪里太重要了。陈宇让角色在片中使用了方言,这样可以明确角色来自的地域,以及讲话方式,很好地帮助观众快速建立对个体的认知,好“认人”。
章宇在《狙击手》中饰演班长刘文武。
当时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来自于祖国各地,东北、陕西、广东、四川等都有,陈宇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方言全国人民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懂,这样粤语还有江浙地区的方言就排除了。因为东北话在很多小品和影视作品中使用比较多,陈宇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东北话也没有考虑,最后就选择了四川话,一是观众都能听懂,二是四川话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带有一种幽默气质,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趣味性。
在选演员的时候,导演最开始要求全部得是四川人,这样一下子范围缩得很小,找演员很头疼,最后放宽到贵州,因为贵州话和四川话很像,饰演班长刘文武的章宇就是贵州人。从最终的效果来看,陈宇对于使用四川方言很满意,“方言更具趣味性,比标准的普通话更具情感表现力”。
在战争片中杂糅青春片讲精神传承
主人公在哭泣中变坚强是重要成长
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年龄都很小。在创作初期,陈宇就跟张艺谋导演明确了一个想法,在战争片的类型中杂糅进青春片元素。
从情节上来讲,《狙击手》讲述了班长刘文武带领一帮年轻战士完成了一次战斗任务。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完成了对前辈英雄的一种精神传承。陈宇说,他要在96分钟内,完成主人公的重要成长。
陈宇为片中大永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个爱哭的细节。在陈宇看来,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反差,“你要写什么,实际上你就不能顺着写”。
陈永胜在《狙击手》中饰演大永。
早年陈宇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表演课训练时,老师出题:“现在舞台中间有一块暖气片,非常烫,同学们要进行无实物表演,如何去表现出暖气片的存在?”同学们开始表演,大家都躲着那块“暖气片”,觉得好烫,都绕着它走。老师摇了摇头,亲自示范了一遍,大喇喇地走过去,噗,不注意地一屁股坐在“暖气片”上,然后哎呦一声,烫得直接跳了起来。
要表现暖气片烫,不是说绕着它,而是要先坐在上面,去直接感受它。同样的道理,想要写出志愿军战士的坚强刚毅,那可以通过写他软弱的瞬间,才能将他的坚毅刚强写得有血有肉。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软弱恐惧,战士们拿着枪在战场上往前冲的时候,不害怕肯定是假的,但一定有一个比他害怕更重要的东西,驱使他往前冲。
“你不能把他的七情六欲抹杀掉,一定要落实到普通人的情感”,陈宇说,主人公大永想要坚强,就先要有哭泣,最后这个角色心理底层有些东西改变了,也就成长了,这更有利于影片主题的表达。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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