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关闭健康码弹窗功能(一个弹窗增加了多大的麻烦)
日常的生活中,阻碍人们行动的最大路障还是健康码(健康宝)和行程码。在调整封控防疫政策,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必须彻底废除健康码(健康宝)和行程码。
作者∣张弘
北京健康宝
在长达三年的防疫之后,“一抓就灵”的封控防疫终于出现了松动。12月2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通告,自12月5日(星期一)首班车起,公交、地铁运营企业在核验健康信息时,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
这意味着,超过两天没有做核酸检测也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了。在此之前,我已经深受北京健康宝弹窗之苦。
几个月前,在合肥大妹家的母亲摔了一跤,造成全身瘫痪。大妹把母亲送回了湖北云梦县城。小妹也回到云梦,和大妹一起照顾母亲。
出京容易进京南,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出过北京。为了回家探望母亲,我早早就做了准备,订好了往返车票。因为26日已经获知自己失去了工作,我准备30日在湖北上车,31日返回北京,尽快找到新的工作。为此,我和妻子27日,28日在北京连做两天核酸。28日晚,我们坐上了Z285,29日到达武昌站,然后站内转乘D5770到达云梦东站。
出云梦东站时,我们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在支付宝健康码上填写资料,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居住地址等等。然后做了核酸检测,这才得以出站。
到达社区以后,社区人员又让我们登记个人信息,住址,电话等等。我们还填写资料,上传自己的照片,这才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社区和楼栋。
29日,北京天通苑的社区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说大数据显示我到过高风险地区,我说没有,云梦是低风险地区,我要到31日才回到北京。她嘱咐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到社区报备。
为了不耽误行程,29日,30日我在云梦连做两天核酸。
30日下午,我们从云梦东站坐车到武昌站,站内转乘回北京的火车时,被工作人员拦住,说是按照湖北省规定,外来人员必须在当地连续观测5天,正常后才能乘车,而我的北京健康宝也跳出了弹窗3——“您可能与京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风险点位、风险人员等有时空关系,需要进行风险排查”。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连续只做了四天核酸,都是阴性,但不起丝毫作用。我愤怒了,骂出了脏话,这时,旁边的男性安保人员对我冲了过来,我妻子和一名旁观者见势不妙,将他拦住。
我拨打了12345电话,没有任何作用。妻子看到无法如期回北京,而武昌站已经没有回云梦的火车了,于是拉着我出了武昌火车站,准备坐地铁到汉口火车站倒车回云梦。进地铁站时,工作人员又是核查,又是打电话询问,这才放我们进地铁站。然后坐地铁,在螃蟹岬倒另一路地铁到汉口火车站,到云梦东站出站时,又是一番折腾,重新登记,工作人员还打通社区工作人员电话询问,再做核酸。出站时,云梦的公交已经停了,我和妻子花了20块钱坐出租车才回到住地。
此时已经很晚,我身心俱疲,脖子疼,腰疼,简单洗了一下就睡了。
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待在云梦县城。直到11月3日,湖北健康码才正常。但是,北京健康宝的弹窗3还在,这意味着,我仍然无法回到北京。
此时,朋友圈流传最广的一条消息是,甘肃一个三岁小孩因为煤气中毒继续抢救,但防疫人员拦住他的父亲不让外出,耽搁了就诊时间,结果,这孩子因病去世。
因为防疫导致的这一次生灾难,刺痛着人们的神经。
怪防疫人员吗?我妻子告诉我,当她抱怨不断的重复登记、填表让自己多费周折时,云梦当地小区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也不愿意,这就是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做,就没有工资;如果我做得不认真,就会被扣工资。
底层防疫人员层层推诿,阻拦父亲抢救儿子,不能完全用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来解释。从利害关系来看,如果他们放行,就必须承担可能的风险,后果很可能是失去工作,失去这一赚钱养家糊口的机会。我妻子在北京时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年长的妇女因为核酸检测过期,司机请她下车,她不愿意。司机说有监控,如果自己让她乘车,自己就会丢掉饭碗,不能养家糊口。那妇女坐在车上,司机就不开车。最终,还是其他乘客劝说那位妇女下车,司机这才开车。这一事件中,由于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司乘人员宁愿做“工具人”。
数字技术提供了监测的便利,而防疫让公权力进一步扩大。
以我北京的健康宝为例,我从北京坐车到武昌站,站内转乘火车到低风险的云梦县。按照湖北省的规定,必须在社区内监测居住5-7天,否则,湖北的健康码就显示不正常。这意味着,我必须在云梦住满5-7天,否则不能离开。而我北京的健康宝跳出的弹窗3简直莫名其妙,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我每天都做核酸检测,先后三次在12345申诉,但一直被拒绝,拒绝理由简单粗暴——我7天内到过高风险地区。
没办法,我只能在“北京12345”反复申诉。11月7日凌晨三点多和早上8点多,我再次申诉,并且在近期行程中写道:“本人8天内一直居住在云梦县城关镇,没有去其他任何地方。云梦县是无风险地区,很长时间没有病例。”11点55分,我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让我点开一个“进返京人员服务”的链接,填报个人信息之后,接到12345一个语音电话。17点17分,我的健康宝恢复了正常,弹窗消失。20点40分,妻子告诉我,她的健康宝也正常了。
2020年年初,因为武汉爆发疫情,云梦封城,我在云梦县城困守三个月,其间经历了“战时状态”,四十几天不能出门,心情抑郁无法排遣。之后,北京的官员几次宣布离京人员暂时不能回京。今年被弹窗所阻,虽说耽搁了几天,但比前年还好一点。
当天晚上,妻子买好了8日D5772云梦东站到武昌站,Z162武昌站到北京的火车票。妻子还收到一条短信,说是要全程戴好口罩,到北京后点对点接送。为了防止到北京后居家隔离不许出门,我在云梦买了一条5斤的草鱼,用盐腌好装袋,并且买了4斤菠菜,4斤茼蒿,6把红菜薹,6根莴笋,全部装载一个纸箱里,另外还带了三个大凉薯。
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傻,而且带着很累。但是,2020年在云梦被困三个月,回北京后居家隔离14天的经历告诉我,这样做可以有备无患。为此,我宁愿累一点,辛苦一点。我背上背着二十多斤的双肩包(17.3英寸的笔记本就有十多斤),一手提着二三十斤的纸箱,一手拖着二三十斤中的旅行箱——这三件行李加起来大约80斤,艰难地进站,上车,下车,一路奔波上了Z162。
坐在3号卧铺车厢里休息了半个小时,我才缓过劲来。妻子是下铺,我是中铺。车开动以后,我们泡了一碗方便面吃了,列车员好心提醒我,赶紧把北京健康宝“本人健康码自查询”截图保存,否则路上跳出弹窗就说不清了。我和妻子一听,立即截图保存。
我一直没有睡着,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半睡半醒捱到了9日早上5点多。再有一个小时,火车就到北京了。我打开健康宝“本人健康码自查询”一看,弹窗3再次跳出。我急忙叫醒了妻子,问她的健康宝有没有弹窗。妻子告诉我,她的手机没电自动关机,充电也没充上。用我的充电宝冲了一会儿电后开机,发现健康宝没有弹窗。我找到乘务员,她让我带好行李,去13号车厢找列车长统一处理。我不得不带着80多斤的行李,从3号车厢匆匆赶到13号车厢。这才发现,有十几个人和我是一样的情况:上车时健康宝正常,半路上跳出了弹窗。
列车长让我们交出了身份证,逐一登记。火车到达北京西站后,列车长带着我们一行人下车,和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交接。我背着双肩包,一手提着纸箱,一手拖着行李箱,累得气喘吁吁。两方交接时,我听到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说,像我们这样,在列车上被半路弹窗的情况,每天都有几千例。
列车长和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交接之后,我们一行人到了第六检票口,每个人先是填写了一份纸质承诺书。然后,工作人员让我们个社区或单位打电话,让他们派车来接——我们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先把两张健康宝截图发给了中图网总经理黄平,然后又打通了他的手机说明情况,接着又填写了两份电子表格,这才拿回身份证。然后,北京西站一个工作人员带领我们从西北第一检票口出站。我出了站,和妻子会合,然后带着行李步行了大约300米,在路边给黄平发了定位。之后,黄平把我们送回了天通苑家中。
从10月27日到11月9日,我和妻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湖北,每天都在做核酸,无一例外都是阴性。我们的行程其实很简单,并没有去过任何中风险地区和高风险地区——云梦县这段时间一直是无风险地区。但是,弹窗3两次不期而至,这种错误为什么会两次发生?弹窗3的依据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依然不得而知。
而我刻骨铭心的却是,我被弹窗3所困扰,它大大增加了我旅途的艰难,并为此狼狈奔波,大大增加了身体的劳累和心理的折磨。
愤怒有用吗?没用。觉得羞辱有用吗?没用。可我依然忍不住愤怒,依然觉得羞辱。因为我被控制,因为我被折腾,因为我成了“行货”,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和尊严。
此时我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而转机也随之出现。
11月26日下午,我居住的天通苑住宅楼单元被封,房管员说是我们这一单元有人十混一阳性。27日,工作人员上午称要封闭5天。不料,下午又宣布解封,让大家出门做核酸。迟一点我才知道是搭了便车——同样是在在天通苑,一些业主和居委会据理力争,并且得到了警察的支持。那时,我正在忙手头的工作。
自由和权利都需要争取,才能获得。
但是,中国的封控防疫已经实施近3年,底层民众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代价。生存压力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心理承受能力几乎到了极限。
而近期的放松并不配套。去公共场所仍然需要48小时核酸。12月1日下午,小区商家门口的铁栅栏再次打开,我冒着严寒来到做核酸的地方。却发现,这里排起了比此前更长的队。尽管超过两天不做核酸检测也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去集贸市场、商场、公园、办公楼、银行等公共场所仍然需要扫码才能进入。12月3日,天通苑的多个核酸检测点都停止工作,4日才恢复。
正如多位专家所说,中国每年大概有七八万人死于流感,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很多专家和权威机构纷纷表示,奥密克戎病毒的致死率已经低于流感,那么,大幅改变封控防疫的世纪已经到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提出,在防疫调整之前要做好以下步骤:进口针对奥密克戎的二阶疫苗和新冠抗病毒口服药,应认真考虑进口针对奥密克戎的二阶疫苗和新冠抗病毒口服药,因为目前国产的抗病毒药物主要是注射类的,对于防止医疗资源挤兑基本是没有帮助,甚至可能是添乱的;应立即启动全国性的疫苗接种行动,确保90%的8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加强针;政府应即刻停止使用新冠肺炎指代主要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并尽快在适当时候,停止提新感染和死亡的人数的每日更新(孔德继《美国公卫专家黄严忠:一窝蜂放开有风险,防疫调整应先做这几步》)。
在我看来,日常的生活中,阻碍人们行动的最大路障还是健康码(健康宝)和行程码。在调整封控防疫政策,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必须彻底废除健康码(健康宝)和行程码,并且不再出台其他的码。
现在,这一时机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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