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说人生就是一场虚无（荒谬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生）

撰文丨宫照华

一个20世纪的作家的名字，曾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足见世界对他存在性的重视。他就是法国人阿尔贝·加缪。1957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这消息震惊了加缪本人，也震惊了巴黎文学圈。不仅因为他战胜了如马尔罗、萨特和贝克特等几位声名更显赫的大师，更因为他才44岁，是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三年后，1960年1月4日，加缪遇车祸身亡，世界再度震惊。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对英年早逝的作家盖棺论定：“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

阿尔贝·加缪

然而这还不能充分说明加缪的价值所在。诚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一九六〇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加缪已离开我们整整六十周年，关于他的讨论却始终不曾停止。加缪的可贵在于：他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始终强调，荒谬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生，而是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也能够产生丰富的行为方式，独自处于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

而今这也许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加缪的作品已经成为受困扰者的指引——但那却成为加缪感到不安的身份。“我并不为任何人说话，我替我自己说话就已经够难了。”

加缪的不安，让我们心安。当政治狂热已成历史，在对历史和当下重新审视的时刻，我们会特别怀念这个不安的道德主义者，他如其笔下的西西弗一样，是一个把正义与温情、责任与不安都揽于自身的石头骑士。

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阿尔贝·加缪，在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是一个充满生命光辉的名字。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入场：一个局外人

1942年，不到三十岁的阿尔贝·加缪出版了篇幅并不长的《局外人》。这部小说的成功出乎加缪自己的意料。一夜之间，那个在生活之外徘徊、一切与我无关的莫尔索成为巴黎读者纷纷议论的热门人物。从“局外人”开始，加缪正式在巴黎文坛找到了居所——萨特，让松，梅洛·庞蒂等人的存在主义阵营向他敞开了大门，邀请这个年轻人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尽管，加缪本人并不喜爱存在主义这个硬生生的标签，但是，能在巴黎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让加缪感到非常温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加缪也以存在主义作家的身份进入巴黎文学场，开始写作。

小人物莫尔索每天游离在生活中，毫无激情可言。他说不出母亲的准确年龄，也对母亲的葬礼漠不关心。在一次旅行中，一个被动的意外进入到了莫尔索的世界里，他被指控杀害一名阿拉伯人并且朝他开了四枪；这个无意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审判时被加工成“预谋杀人”，并且将莫尔索看作毫无人性的全民公敌，最后以全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加以审判。

整个审判过程中，莫尔索都无力抗争。那些司法程序，意识形态完全将他排除在外，他没有空间为自己辩护，在整个关于他自己的案件中，他反而成为一个局外人，所能做的不过是站在原地等待社会机制的审判结果。不过，面对荒诞的审判，莫尔索表达出的个人态度却十分“轻蔑”。他的局外人意识是彻底的，不仅对外界事物漠不关心，莫尔索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本身都看做局外的一部分；他如何活着，如何死去，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这一切都和他自己无关。“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谈论自己，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故事虽然荒诞，但整个小说在读者心中的表现结果十分现实。这也是《局外人》一时走热的原因。在那个时代，“局外人”不单单是艺术家对个人存在状态的反思，也是所有人内心的共鸣。人们每天重复相同的事情，这些由社会添加给他们的事情大多与他们的生命无关，徒然耗费人们的时间。加缪通过莫尔索这个人物，传递出了大众心中尚未自觉的意识。

但莫尔索的局外人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一种“无力”的姿态，他没有行动也没有对抗，一切任其所是。获得荒诞感不过是“觉醒”的第一步，直到加缪后面的作品，才不断有了反抗与站立的尝试。

“大家都是幸运者，世界上只有幸运者。 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判死刑，他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幸免不了。——莫尔索

升华：暴君以恶治恶

戏剧《卡利古拉》依旧延续着加缪的“荒诞”主题，在戏剧中，他的荒诞行为也如尼禄那样不可理喻。他像尼禄那样坚称自己是一位艺术家，不同的是，卡利古拉是抱着崇高的、愤慨的、甚至于自我牺牲的理想，而自觉地选择了残暴而“脏手”的荒诞之路。

作为罗马君王，卡利古拉握有控制帝国的权力，与莫尔索一样，他也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无助，但他本身没有成为一个局外人，而是变成了炽热狂躁的投入者；他所无法忍受的，则是那个由无数局外人构成的荒诞世界。作为一个“读过书的理想主义者”，卡利古拉无法忍受这个人人甘居平庸的世界。

阿尔贝·加缪

卡利古拉对不可能的事物抱有强烈的渴望，他认为追逐那些可能性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而非那一成不变的固化帝国。为了让人们能看到真的世界，卡利古拉选择牺牲自己来完成一项“艺术”——推行残忍的暴政，滥杀无辜，从而毁灭掉固化在臣民心中的人生意义与生存理由，强迫他们对生命作出反思和自由的选择。卡利古拉很清楚这些暴政必然会引发政变，自己会死于臣民的暴动，但正如“需要的东西也许是荒唐的”这句宣言一样，卡利古拉所追求的东西同样是荒诞的，然而，当这种荒诞的追求荒诞到了愿意为之牺牲生命的地步之时，它似乎就不那么荒诞了。它成了每个人都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较之莫尔索，卡利古拉有了清醒乃至狂热的“以毒攻毒”的反抗意识，他要解构世界，从而重构世界，虽然他在第一个阶段就选择了牺牲自己。既然人人沉醉的世界是荒诞的，那么我就通过更荒诞的方式来刺激人的意识，让他们看到世界荒诞的本来面目。然而加缪的思想并没有沿承这个理想，与萨特不同，加缪永远保留着一颗美好而乐观的心，在他的心中，“人”永远大于任何思潮；于是，在接下来的思想之路中，有了他的巅峰之作，《鼠疫》。

“这个世界，就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是无法让人容忍的。因此，我需要月亮，或者幸福，或者永生。需要的东西也许是荒唐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卡利古拉

高潮：有限的集体反抗

巴黎生活后期，加缪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阵营最终分道扬镳。萨特和让松等人纷纷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对加缪批评指责，并视其为存在主义的叛徒。而引起这一风波的因素之一，就是那本经典名作——《鼠疫》。

鼠疫发生的布景和《局外人》与《卡利古拉》十分类似，小城奥兰是没有任何期待的城市，人民生活平静又暗淡无奇。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仿佛看到卡利古拉的归来，如他在戏剧中所叫嚣的——“我就是瘟疫”，为了让人看到世界的荒诞与生存的危机，鼠疫从天而降，打破了常态。主人公里厄医生，医术低微，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消除鼠疫的能力，却依然奔走于患者之间，坚持与鼠疫抗争。与莫尔索和卡利古拉不同，里厄没有漠然地接受从天而降的荒诞，也没有以恶制恶地加入到鼠疫的阵营、解构世界，里厄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更加浩大，他要让所有居民清醒地认识到“鼠疫”，并且带领奥兰的居民走向对抗的胜利。

里厄医生就是那个发现“鼠疫”的人。当荒诞的命运降临之后，奥兰城的居民只能木讷地接受，这种延迟的反应让他们如“无条件投降”的人一样任人宰割。虽然里厄医术有限，但他并非作为个人理想家而对抗，里厄的使命是让奥兰城内的所有主体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世界。

在《鼠疫》中，承担“觉醒”的不再是卡利古拉这样的个人，而是城市居民的集体存在。通过里厄，加缪找到了集体存在的反抗方式，不再是局外人。最终人性战胜了荒诞，小城恢复了“平庸的喜悦”。虽然鼠疫是无法根除的，但是就这个阶段而言，觉醒到荒诞世界的集体存在取得了胜利。

这个故事的隐喻很像西西弗神话。

“面对鼠疫，人唯一的口号是反抗。——里厄

点睛：永恒的反抗者

《西西弗神话》并非加缪后期思想的作品，它的创作时间和《局外人》几乎重合。但是，这部早期作品却成为加缪一生思想的写照。经过莫尔索，卡利古拉，里厄的奥兰城，最后加缪回到了阐述自己思想的初衷——西西弗的神话。

虽然采取了荒诞的表达方式，但荒谬从不是加缪的目的。加缪真正思考的事情，是“无意义的人生”。西西弗每天都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巨石会重新滚落；第二天西西弗重复着相同的工作，永无止境。

但“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而且能够维持主体性的自由。他不像莫尔索那样无力抗拒自我和世界之间的阉割，也不像卡利古拉那样将一切变成过剩主体化存在，以暴君意识改变世界，和里厄医生相比，他身上又有一种独立于集体存在的英雄式光辉。“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登上山顶，看到荒诞，而后继续为之奋斗，这个循环的过程才体现了不断上升的真谛。

尽管西西弗沉默无声，没有任何宣言。但是在加缪的作品中，西西弗无疑是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他的自由是在对荒诞本身的抗争，在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终点的劳动过程中，西西弗找到了人生意义的幸福。这也是加缪一生的工作，他写下一部又一部荒诞剧，加入存在主义阵营又最终与之决裂，这一切事情本身都不是他的山峰。他的目标，是自由而独立、勇于向荒诞世界抗争的人生。

“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他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西西弗

作者丨宫照华

编辑丨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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