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知识产权案例（西方的第一个知识产权是来自中国的印刷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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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任何形式的技术封锁和贸易战，从更长远看，对当下的中国都是利大于弊。反而可以提醒和帮助国人认清欧美人、欧美文化的真实面目，有利于降低对美国的文化上崇拜和经济上的依赖，有利于中国自身文化的复兴。技术封锁只会刺激中国加大力度搞研发，贸易战只会刺激中国加快建立以自己和非欧美为中心的全球经贸新体系。总之，中国只会变得更强。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反而成为舆论和学界的盲点，就是知识产权的本质极其道义合法性问题。总体而言，知识产权体系是一套源于西欧中世纪的特权垄断体系，是反人道的。站在中国自身文化的立场，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中国应该致力于废除这个无道的特权体系，而非迎合、屈从之，更不能像当前一些无知者那样，对其大加讴歌。

不妨先从核武器说起。核武器属不属于高科技？有关核武器的知识属不属于知识？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核武器对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有利的还是有弊的？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在已经有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中国当然必须拥有，道理大家是清楚的。因此，帮助中国搞出原子弹的人，毫无疑问是民族英雄，理应受到赞扬和讴歌，尤其是在当年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

第二个层面，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个有能力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杀人武器，核武器本身毫无疑问是邪恶的，而第一个发明核武器的人，毫无疑问也是邪恶的。但是，如果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人，不是“科学家”，不懂科技知识，也是不可能造出邪恶的原子弹的。因此，邪恶的根源又在科技，在知识。

很多人马上会说，科技本身是中性，没有道德，没有善恶，其结果的善恶取决于应用它的人的善恶。这是当前非常流行的最大谬见之一。

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大多数人都不会陌生，但是，能够了解其真实内涵的人就很少了。与“力量”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OWER”，这个POWER与原子弹的POWER是同一个POWER。实际上，将POWER翻译成“力量”，是相当于对这句话做了“美颜”，翻译成“武器”、“强权”更符合其本意。

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16、17世纪的英国人，叫培根。此人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现代科学的产生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科学之父。他和法国的笛卡尔被并称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

然而，培根的关于知识的论断并非源自他本身的天才灵感，而是来自当时三种高科技产品的刺激，这三样高科技产品分别是印刷机、指南针、火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三样东西的源头在中国，为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培根为什么没有说到纸？原因是纸的西传远比后三者早，到培根时代，已经不是新鲜玩意了，不是高科技了。

培根的原话是，这三样东西的POWER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POWER都大，因此，他说知识就是POWER。今天，不想说培根思想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抄袭问题，或者包括笛卡尔在内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对中国的劣质抄袭问题，这个以后再详聊，而只说欧美人对知识对科技的态度问题。

将科技和知识比喻成帝国，赤裸裸地彰显培根的特权专制思维。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科技、知识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可以改善其生活，增加其福利。但是，这并非欧美人眼中科技和知识的本质，而只是其非常不重要的副产品。科技、知识的本质是专制，是强权，谋求科技，谋求知识就是谋求建立象帝国一样的专制和强权。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起，欧美的科技观、知识观就是邪恶的，不道德的。如果在培根的时代，具备制造原子弹的知识，这位西方现代哲学的创始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原子弹之父。

事实上，西欧关于知识、技术的邪恶的专制强权思维，并不起于培根，而是西欧文明“悠久”的历史传统。由于今天咱们讨论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就不往更早的历史时期追溯，就追溯至“知识产权”体系在西欧的成型时期。

培根所在的16、17世纪，被西方现在的教课书称为西方文明的分水岭，之前是黑暗落后的中世纪，此后是光明发达的现代世界。很多中国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知识产权体系是西欧现代文明的产物，殊不知，知识产权体系恰恰成型于特权横行的中世纪，远在培根之前。

中世纪西方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不是英法德，更不是美国，那时美国还没影呢。而是意大利，更准确地说，是威尼斯。知识产权体正是成型于威尼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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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威尼斯凭什么发财致富，靠的是科技创新吗？非也，靠的是倒卖货物。倒卖货物需要货源，威尼斯的货源在哪里？西欧那时是“黑暗落后”的中世纪，是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的，货源是来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当然还包括印度。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以及当时特殊的全球政治格局，威尼斯成了来自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琳琅满目的商品流入欧洲的几乎唯一通道。

随着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的流入，西欧人也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观念：遥远的东方有一个财富之国，甚至是财富之源。正是这种观念，支撑着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期，不远万里通过陆路来到中国，还留下了一本书。现代西方的学术界对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中国充满争议，无论他到没到中国，《马可波罗游记》却可以证明当时西欧人对于中国的那种观念的存在。

也是同样观念的支撑，哥伦布弃生命危险于不顾，决定西行绕地球一圈，发现去中国的航道，更准确地说，是发现去财富之源的航道。马可波罗到不没到中国的确存疑，但是，哥伦布的确没到中国，而是被美洲挡住了去路，不过他却误以为是亚洲。后来，这个被哥伦布误以为是中国所在的亚洲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国家。目前这个国家的总统正在和中国打贸易战，正在封杀中国的中兴公司。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中世纪西欧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因为那是一个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竟然不同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很天经地义的东西，象水和空气一样稀松平常的东西，在当时的西欧却被视作权力，更准确地说，是“特权”，需要政府，实际上是封建领主批准的特权。

自由经营，自由买卖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做买卖当成什么权力，更非什么特权。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对自由经营、自由买卖的限制，但却不是对老百姓的限制，恰恰是对当权者的限制，是对政府官员的限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的政治原则。如果你做了官，尤其是大官，是绝不可以再从事任何经营，任何产业，任何买卖。

既然，被禁止从事任何经营，任何买卖，当官的人如果想赚大钱，发大财，该怎么办。答案是“官商勾结”，与其他商人做“权力交易”，通过商人将自己的权力变现。于是，贪赃枉法，官商勾结历来成为中国人民所痛斥的对象，也是政府所惩治的对象。

中国历史上自由交易、自由买卖的平常性，也在汉语常用词汇中显示出来。自由交易的地方叫“市”，后来叫“市场”。“市井”、“市侩”都是形容那些在市场中做买卖的“小人”。

西欧的历史恰恰是中国历史的颠倒，他们是只允许包括国王在内的贵族领主从事经营，从事买卖，老百姓一概杜绝。他们的老百姓那时叫农奴，不仅不能独立自由地做买卖，连独立自主地种地也不行。

要在当时的西欧做买卖，必须经过领主的审批，给了你“特权”你才能做，否则就是非法的。

关于印度历史，有一点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国家，却被一个英国公司统治？为什么英国以公司的形式去统治一个国家？用公司的形式去治理国家，这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非常地不可思议，非常地奇特。

后来仔细研究欧洲的中世纪史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英国不仅以公司的形势治理印度，治理它的殖民地，而且也以公司的形势治理它自己。中世纪的西欧是没有中国历史意义上的政府的，更彻底地说，是没有政府的，而只有强权，只有垄断。包括国王在内的贵族领主，都是大产业者，大公司老板，垄断了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产业和经营，而不允许老百姓染指，老百姓只是他们名副其实的打工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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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史还有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线索和脉络，就是独立商人群体的出现。独立商人是一个与西欧中世纪的主流迥然不同的群体，与广大农奴们不同，他们身上散发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更希望独立自主地去经营产业，而非屈身去做贵族们的农奴和打工仔。这个群体在11世纪就已出现，至13、14世纪开始逐渐壮大。

关键的问题是，中世纪商人们身上，独立自主、自由经营的新精神和新文化来自哪里？答案要从他们所贩卖的商品中去找。自始至终，中世界的西欧都是一个自然禀赋贫乏和制造能力地下的地方，与当时的亚洲判若云泥。西欧商人所经营的商品，尤其是上档次、有品位的商品，主要来自亚洲，而在亚洲中又主要是中国。而在当时的亚洲世界，老百姓独立自主经营产业是常态的地方，唯有中国。印度尽管自然禀赋优异，出产诸多西方所无的产品，但是，印度当时是种姓社会，来百姓自主经营的权力也是被严格限制。

因此，西欧中世纪独立商人身上迥异于西方传统和历史的新精神和新文化，只可能来自中国。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只注意到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商品的流入，而忽略和无视伴随着商品的文化流入。事实上，唯有在中国文化流入的视角下，才能准确理解西欧历史上历次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变革。

由于无视，伴随这商品的文化流入，现代西方人在历史解释中，想当然地把西欧独立自主的新精神新文化看成是内生于商业和经济的，认为商业的繁荣会自动催生自由的精神和文化。在西欧历史中，自由精神的确是和商业繁荣同时出现的，但是，同时出现并不意味着自由精神源自商业。中世纪商业的本质是搬运和贩卖，它不仅搬运和贩卖了来自中国的商品，更搬运和贩卖了来自中国的文化，独立自主的文化。

由于错误地认为商人商业是自由精神之源，美欧错误地出现了对商人商业的崇拜，以及对经济的崇拜，这一切都化约为一个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商人主义，也是自由主义，要旨在反对政府对商人的干预。

自由主义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把自由挂在商人身上，挂在经济上、资本上，认为商人、经济、资本是自由之源，自由之本，就是大错了。

尽管，西欧商人的独立自主经营产业的精神来自中国，但是，却又与西欧中世纪的实际密切相结合，发生了变质和异化。中国的老百姓有史以来都是自主经营的，但是，中国人的经营思维却是平民化，非特权化和非垄断化的。原则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独立自主地经营任何产品，一度甚至包括铸造货币。你的生意的好坏，取决于老百姓觉不觉得实惠，愿不愿意买。政府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干预。尤其是在秦朝之前，秦朝之后，尤其是自西汉汉武帝，开始出现政府对一些产品的专营，但这是局部的。

但是，中世纪西欧商人的自由经营却是和西欧固有的特权制度和特权思维结合起来，形成了实际上的特权经营。这是欧美资本主义的本质，名义上是自由主义，而实质上又是特权主义的。

中世纪的西欧商人，要经营商业，必须向贵族领主购买特权，而一旦购买了特权之后，这些商人们自身又成了新的特权者，而禁止别的商人染指这一业务。这是知识产前体系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也是知识产权的基本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中世纪史也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史。一种文化是经由商业而传入的独立自主的新文化，另一种则是西欧所固有的特权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西欧整体上变得越来越独立和自由，但是，对这种独立自主的新文化也遭遇特权文化的污染，而退化成一种自由其表，特权其里的特权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西欧的商业形态和经济形态也异化成特权式商业和特权式经济，其首要目的建立和维护商业和经济特权，谋求垄断，而非服务于百姓。正常的商业和经济形态应该是平民化的，无特权化的，由老百姓参与的，服务于老百姓的。

平民商业与特权商业的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价格形成模式上。平民商业由于供求双方都是老百姓，买卖完全自由，因此，每一笔买卖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其定价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因人而异。因此，中国人养成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讲价习惯。价格不是定的，而是讲的，说明价格高度灵活。而在讲价的过程中，价格一定是往下走的，绝无网上走的，这是对买方的尊重。价格往上走一定被买方视作羞辱自己。

而西方商业形态中，价格的形成模式迥异于中国，要么是价格被定死，要么是往上走，即所谓的拍卖。这都是无视买方，无视老百姓的表现，其历史基础就是垄断特权。

现代中国人居然颠倒黑白地把讲价还价说成是落后的商业陋习，把统一定价说成先进的商业理念。事实上，因人而异的价格模式，不仅彰显交易自由的程度，市场化的程度，而且更符合商业服务于百姓的本源。

平民商业和特权商业的另一个主要区别表现在供给形态上。平民商业的参与方是普通百姓，任何人都有参与商业的自由。在中国历史上，欺行霸市历来老百姓的痛斥对象，也是政府的惩治对象。因此，商业参与者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商人们之间不会，政府也不允许成立任何形式的，以谋求垄断或进行商业管制为目的的组织、机构。由于存在众多竞争者，任何一个独立商人的规模都不可能做的太大。

而特权商业则相反，一开始是众多商人联合起来，组成行会。这是中世纪时期的典型做法。后来则努力扩大规模，甚至借助并购手段，以此形成壁垒。

在中世纪初期，商人群体的人数很少，单个商人的规模也不大，此时要生存，要与贵族领主斗争，必须联合起来，形成行会。行会对中国人是又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因为也为中国历史所无。

事实上“行会”也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翻译，有很大的误导性。与中国现在的行业协会绝然不同，行会是一个政府性质的实体，不仅征税，有时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还有一些城市的行会，直接向领主交一笔钱，成为“自由”的城市，行会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不仅如此，众多城市之间，还可以组成更大的城市间的行会，实力更强的政府，譬如著名的“汉撒同盟”。西欧历史上统一定价，不准讲价，正是行会特权管制的结果。

对于商业自由而言，行会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起初处于弱势的商人群体而言，组成行会，能够获得经营特权。但是，行会一旦获取特权，对哪些没有入会的人而言，行会就是一个与贵族领主一样的特权者。因此，行会的作用并非是消除特权，而是转移特权，将特权从贵族领主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让自己的会员分享，而拒绝非会员染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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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就是中世纪后期，为反对行会特权而在威尼斯出现的一种新的特权形态。有案可查的第一份专利权出现在1469年，授于一个在威尼斯刚刚定居的德国人，而专利的内容则是印刷术。没错，是源自中国的印刷术。

西欧的第一项专利权源自中国，不了真正了解西欧中世纪史的人会感到吃惊，实际上是很自然必然的事。早期西欧的专利权应该大部分都来自中国。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出生于1452年的达芬奇，一度被称为伟大的发明家，并且他将自己的“新发明”都画了出来。然而，现代已经有人指出，达芬奇的这些图稿，与一些在当时流传入西欧的来自中国的农书高度雷同，目前大英图书馆内还保存着一本那样的农书。

前面已经指出，西欧的中世纪史从内部看是一部拥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商人与特权贵族的斗争史。而那时的商人主要是搬运和贩卖来自亚洲的商品，主要是中国。在搬运中国商品的同时，也搬运来了中国文化。最初商人的单个规模普遍不大，主要是以行会的形式来获取和维持特权。但是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行会逐渐沦为一种阻碍新产品新技术应用的桎梏。新的商人要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必须获得不受行会特权制约的新“特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权。

但是，在专利权的早期，大多数专利更多是来自对中国的抄袭。也正是西欧人的专利思维，导致中世纪中国文化流入和影响西欧的事实一直被掩盖。想想看，那位将来自中国的印刷术作为自己专利的德国人，会告诉大家这玩意其实来自中国吗？不但不会，而且会消除一切资料，说这是自己发明的。达芬奇同样如此。

明白这个背景，就能明白后来德国的莱布尼茨，为什么谎称自己“发明”二进制是在看到邵雍的八卦图之前。邵雍对易经64卦的排序正是按二进制大小来排的，莱布尼茨的发明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卦象中阴阳符号改成0和1。而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资料证明，莱布尼茨看到邵雍的卦图的确在其发表二进制之前。

此时正值中国的明朝初期。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了一波中西文明交流加速的潮流。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大背景。或许，这波潮流正是被郑和下西洋所推动。已经有人推测，郑和下西洋与意大利所谓的文艺复兴有关联。

因此，从专利权的起源来看，西欧的知识产权并非在鼓励创新，而是在鼓励山寨和抄袭，对中国的山寨和抄袭。当时的中国人对此并不知情，即便有人将此事禀告给了大明皇帝，我想他绝非不会发怒，应该首先会觉得专利这事很奇特，搞笑，然后会感到高兴，为蛮夷接受大明的教化而高兴。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大明的教化，主动把中国的好东西好技术奉送给蛮夷。

中国传统上对知识的态度与西欧绝然不同，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道德化的，是道德知识观，而西欧人对知识的看法则是权力化的，“POWER”化的，特权化的，是特权知识观。

所谓的知识道德化，并非是去教人如何做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有道德的人，而是，修炼、修养自己的身心，让自己学会认清和顺应自己的本心本性，学会去“率性”而为，学会去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除此之外，不是知识。

在中国传统中，书是特指的，并非所有装订起来的印上字的纸都叫书，唯有五经四书才叫书，读书人，就是指读五经四书的人。其他的任何的技术的书，是称其不上书的，这些技术也不是知识。

传统的中国，不仅不认为技术是知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反知识”，即对人的心性独立和自由会构成干扰和危害，因此将技术称之为“奇技淫巧”，将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称之为“匠人”。

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曾拿着自己的新发明拜见乾隆皇帝，但乾隆非常地不屑，习惯性斥责其为“奇技淫巧”。现代中国人将此事看成清廷封闭锁国的标志。事实上，这不是封闭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对知识、技术的根本理解。

现代人想到人地把技术创新视作绝对的好，认为是绝对地提高了人福利，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中国传统经典认为，人的真正的心安，并非取决于外在条件，而是来自顺应内在本心本性。事实上，不断变化的外境的变化更多地是干扰人的心安，人生的目的就是去努力在不断变化的外境中去坚守自己的内心，获得最大程度的心安和满足。

同时，人又是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相处的世界中，又都希望公平。当别人有自己没有时，自己就会觉得短缺，不公平。当别人有，自己最终也有了，的确会有一种“获得感”，“满足感”。但是，这种满足感，并非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即相互攀比上。

只有在人们已经知道汽车的存在，有人在开汽车了，他才会觉得没有汽车是一种短缺，如果买了汽车就会增加满足感。如果，他压根就不知道汽车的存在，他丝毫不会觉得没有汽车就是短缺。如果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开汽车，而且一开别人就嘲笑他，即便拥有了汽车他也不会觉得满足感增加了，反而会觉得是个负担，而会弃之不用。

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并不能绝对增加人类的满足感，而只会制造不公平的状态，制造攀比心理，在既定的不公平状态下，让人产生在攀比上的满足。

更恶劣的是，技术创新是基于特权思维的，也是特权的产物。要维护特权和专制，就需要工具，需要武器，因此，技术创新和武器的创新必然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是为造福人民，而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武器创新只是一个小小副产品。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技术本身在实质上就是武器，在本源上就不是为服务人民的。即便有了售卖给人民的事实，但是，其目的并非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人民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获取特权。

现代流行的另一种谬论是，好的目的不一定办好事，恶的目的也可以办好事。这也是起源于西欧，认为经济、技术无关道德。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科技创新提高了个人生活便利程度的时候，也制造出了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核武器。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在提高现代人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大大提升了潜在风险和专制程度。美国可以凭借一个借口去消灭伊拉克这个国家，杀死萨达姆，凭借的就是先进的武器。最近几年，中国人应该明显感觉到美国的武器给自己所带来的专制和压迫。

第二个问题是，在夜深人静时，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得到车子房子以及消费其他产品时，自己真的很满足，心安吗，自己是以什么为代价，凭借什么手段得到这些的？中国古人早已指出，人性本静，人自身的绝对物质需求是很少的，很容易满足的。

人性贪婪，欲望无限，是现代人对人性的莫大误读。人的贪婪并非出自本性，而是来自诱惑，和因诱惑而产生的攀比。贪婪不会让人真的心安，而只会让人心累。

第三个问题，在当今世界，最珍贵最稀缺不是新技术，而是一块没有被新技术影响的净土。现代中国人最大的奢侈品不是什么豪房豪车，而是一片古人可以随意躲避世人的山林世界。请问现在还有清净的地方吗，还有山林吗？请问对那些真的想去山林的人，或者当你真的想去山林躲几天时，这些需求怎么满足。

乾隆皇帝从根本上并没有错，中国人不会从内心深处对奇技淫巧感兴趣，对所谓的新技术感兴趣。中国人接受新技术是被逼的，是为了救图存亡的目的才接受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对新技术的引入，中国对于欧美新技术的引入事实上只是胡服骑射的翻版。

当美国有了核武器时，中国必须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傻到说核武器就是绝对的好。美国人搞新技术，中国必须搞，必须去加入和适应这个知识产权体系，但是，这并非绝对的好。事实上，凭借拥有核武器去制衡美国是只是权宜之计，是下策。根本之道，是影响美国人，乃至全球人，放弃心悦诚服地放弃武器，而放弃武器，则需要放弃武器的思维，放肆特权的思维，放弃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产权的思维。这一切都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胜任。

当每个人都去学会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时，都学会修心养性时，自然就会放弃特权思维，放弃知识就是力量的思维。那将是一个真正世界大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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