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产业链现代化进程（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建立现代化产业链）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1中国政企采购供应链生态峰会上的大会发言。

谢谢秘书长。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做个交流。我发言的题目是“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首先，勾画一下自己对于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一个框架性认识。我国在2010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年度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一个两位数局面，即当年报出10.6%这样一个发展状态。但现在看得很清楚，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30年间的经济起飞和两位数增长这样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2010年增速的这个两位数表现，就是中国前面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在2010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到现在这还是被十九大称为整个现代化推进中间的“总基调”。稳中求进是要怎样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呢？就是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而对接“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来的那种粗放的、资源环境方面不能够对接到集约式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的状态，必须得到改变，从而要牺牲一些速度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个新常态可以认为，“新”就新在速度要往下做必要的调整，但是这个速度又不能一降再降，它要经过调整之后，对接到以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中高速的平台上，到了这个平台上，就“常”了。权威人士（其实就是我们领导人和身边主要的智囊团用了这样一个名义）在人民日报上明确地说，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个V型的反转——下来以后再上来，也不可能是个U型的反转——下来以后走一段时间再上来，只能理解为一个L型的转换，英文字母大写的L这一竖，表示一个下行的过程，但是一定要把它这个尾巴拉出来。拉出来以后，我的理解这个尾巴拉得时间越长越好。中高速的状态上，关键是要有高质量，而高质量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追求。我认为，这就是中央指导思想里面应当为我们理解把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关系。

现在来看，2010年以后的引领新常态过程，在前面两年是比较快地表现为速度落到了8%以下，到2012年只报出7.9%的增速来，又经过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是6.9%的速度，但是从2015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的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三年的时间段），中国的年度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当时已有很值得期待的对一个L型转换的确认，但是在这一发展阶段转换中下行因素似乎基本得到对冲的情况之下，却又叠加上了第二重不利的下行因素，就是中美关系交恶——贸易战开打，其实何止是贸易，已经加入了外交战、科技战、乃至金融战的因素，甚至还有军事方面的于南海等敏感区域擦枪走火的风险这样一种局面。市场预期不好，经济的增速（折为年度增速）是在2018年的下半年以后调头向下，击穿原来6.7%的底线，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落到了全年只有6.1%，2019年的第四季度，只有整数关口的6.0%；再往后，说到第三重不利因素，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这使我们的增速在2020年出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只有2.3%的正增长。但这个2.3%的正增长却是当年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正增长表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下行过程，在我们去年于4月8日武汉解封之后对接的复工复产过程中间，得到了有效扭转，今年上半年报出来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要太在意和去年的同比，跟去年同比一季度高到18.3%，但意义不大），我们要看把去年和今年折成两年复合增长率和2019年可比的这个增长速度，是多少呢？一季度是5%，二季度已经提高到5.3%，估计这两天三季度的数据就会出来，三四季度合在一起可比的两年复合增长率，哪怕还会比5.3%要高一些，今年也没有可能摸到6%这样一个高度。换句话说，从我前面讲到的2010年后开始的经济下行过程走到现在，三重不利因素叠加的情况下，还没完成这个下行过程，我们还没有能够确认L型的转换。整个推进现代化在“十四五”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未来15年，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的30年，到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新的两步走”，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也可说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以制度创新带出整个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对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这是一个我对当下谈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研究者的框架性理解。

在往前推进新的两步走现代化过程中，领导人说我们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同时关于“十四五”和2035长远目标规划的中央建议《说明》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地方和部门纷纷反映希望能够写入未来“十四五”和2035远景规划的发展速度方面量化指标的情况下，说写作组经过全面认真研究，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的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希望在“十四五”，对冲下行压力后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这样一个保障性速度状态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人类社会在几十年内终于又出现的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而且是全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在追求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间跨越了这个陷阱——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而且接着说，我们很有希望在2035年（也就是新的两步走前面一步见眉目的时候），使我们整个经济总量（折为人均）比2020年再翻一番。在这样一个既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挑战性问题，又要伴随中国自己客观的继续发展的成长性去跨越中等陷入陷阱和对接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间，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必须是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直观地讲——我们在整个世界供应链所对应的价值链概念上的位置，要有一个于所谓“微笑曲线”上现在所处的中部位置向左、右高端的推举上升。微笑曲线上，横轴表现整个供应链从开端到尾端这个过程，而纵轴表现不同位置上的收益率，形成这样一个直角坐标系上的曲线。因为这个曲线两头高，中间低，类似于人微笑的嘴型，所以，也被称为微笑曲线。它大概的意思是说，在整个全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共享产业链、供应链的局面之下，观察经验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供应链的前端，首先是要有一个生产经营产出方面的设计方案，创意成功树立品牌，它一旦被市场确认，收益率就是比较高的。产出方案具体的落实，需要有加工生产过程，这个中间阶段的加工生产过程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收益就要比左边低下去。再往右边，到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拓展这方面，这个收益率又会升上去。经验数据表明的这样一个微笑曲线的具体直观案例，我们可以举几个。中国在自己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全球规模第一，大量的本土产品，在世界的份额里都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比如中国生产了全球80%-90%的儿童玩具，但是具体考察一下，珠三角那边，东莞一带，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儿童玩具供应全球这里面，有多少叫得响的中国自己的品牌呢？想不出来。我知道这么多年比较典型的有芭比娃娃，我女儿小的时候给她买的虽然不到十个，估计也有七八个，这个芭比娃娃长盛不衰，几十年不断推出新款——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年带着女儿在北京一个商城里到柜台前面一看，推出的新款是那个芭比娃娃的男朋友，还有名有姓叫保罗，那时候一个芭比娃娃一般是160-170块钱，那个保罗出来就是200块钱。但是看着女儿眼巴巴盯着这个新款，马上要过春节了，我也只好把这个保罗请回家。这种不断出新的品牌，牢牢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加工在哪儿呢？在我们中国。中国为主的加工基地生产了人家品牌的产品这种产出物，然后到世界市场上不断去实现它投资的回报。对我们中间加工生产的主体而言，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提供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收入，特别是低端劳动者——还不得不沿用的称为“农民工”的中国特色下早已经脱开农业、不在农村、但户籍还在农村的打工者（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的收入由此有了来源，我们的政府也有了税收，国家有了GDP。我国一开始，只能从这个角度切入，首先对接国际市场，引入国外的资金、原材料和定制化的能够保证市场份额的产能方案，用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低廉的劳动力和比较低廉的土地资源等等方面的综合成本，对接上生产过程。但是在走到了“世界工厂”状态之后，大而不强的问题怎么解决？那就不能总是居于这个加工生产的位置上。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跟这也一样：我们现在都知道苹果手机开创的智能手机这样一个时代，是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过程中全球风行的产品。前不久出了一款iPhone13，我还没有看到，但我知道市场的反应非常强烈。这种苹果手机的产品，本来在我们深圳旁边，有富士康的规模极大的加工基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13连跳”等矛盾，造成它的压力，迁到综合成本比较低的北方，就是在郑州附近，又是大规模的厂区。两三年前我去看过，那边当时说订单的高峰期，整个这个区域里有30多万劳动者三班倒连轴转地源源不断生产出苹果手机产品。当然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景气繁荣，整个我们推进现代化过程，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正面的，但是对不起，做的活儿仍然是中间这个部分。郭台铭的富士康当然有台资背景，但是它带来的是郑州和周边我们大量的劳动力有了就业机会，国家有了税收，有了GDP，但仍然是居于中间这个位置。

但是在这种运行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从原来中间位置往左右高端——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左、右高收益区域托上去的例子：若干年前我去看过广州生产汽车的厂家——我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多年，当所长的时候坐的车就是广本（广州本田），市场口碑很好。广州的厂家干中间这个活儿，左右高端的高收益是日本人手里拿着的。这个广本车我坐了十多年，累计行驶里程六十多万公里，不需要大修，平常很少出毛病，又省油又舒适，外观看着也顺眼，市场上好口碑的因素都在里面，它在中国的生产，也体现了现在我们强调的双循环相互促进，但是很遗憾，我们中国人干的还只是中间这个活儿。但是后来广州那个厂家自己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些之上，有能力形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前几年在中国国内汽车销售市场滑坡的过程中，它的一款广汽传褀却卖得相当好，每年能卖出几十万辆。换句话说，在这个案例里，我们中国本土有这样原来居于中间位置的生产者、产出供应者，实现自己的升级发展，也就是对接到高质量发展而把自己的位置，托到了左右的高端。现在这时候出现的机会，是珠三角想“腾笼换鸟”，可以牢牢掌握着左右的高端，而把生产线转到越南去，这样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综合成本，发展出一个跨国公司类型，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这就是表现着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面对全球竞争，把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怎样匹配高质量发展而实现升级的一个直观的图示式解说。

领导人所说“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我们企业家都认同的“化危为机”，这是我们企业和市场人士应该有的一个积极进取的创新取向，也是实现我们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对的一种历史性的考验。要在中国的本土上，使越来越多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对应的整个供应链，进入微笑曲线升级的状态。吴敬琏老师过去说得比较直率，也是说得难听一点儿：我们如果老是做中间这个事情，我们干的是“硬苦力”。现在的中国虽然于全球产业链细分里，是唯一一个细分到666项具体产业而我们一项不缺的经济体，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主要是提供大路货。这个大路货产出能力，我把它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技术水平总体来说，我们不光没有进入第一阵营，第二阵营都没进去，我们是还在追赶第二阵营，但是由于我们比下有余，技术水平居于中等，综合比较之下，我们仍然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占领比较可观的份额。但已经是上有打压，下有追兵——美国带着他的盟友，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从上面打压我们，后面的追兵，大家都心里有数，什么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甚至印度，都在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在试图争夺中国原来的市场份额，如果我们自己不实现升级，一些专门的研究是说，我们后面大概还有5年或者再多一点儿的时间窗口，自己如果不能升级上去的话，就会被夹在中间，所走的路就会越来越窄，那个局面就不是一个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了，一定要面对这个挑战，经受历史性的考验，来把升级发展真正实现。

再往下，要汇报一下，自己虽然调研还很不够，但愿把初步的认识做个勾画，就是怎样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来推进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按学理上说，产业链概念反映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和连接关系，现今人类社会的全球合作和竞争，应该讲也就是共享一条“地球村的产业链”，包括中国、美国之间。不要看美国一些极端的政客在那儿讲“脱钩”表现对于中国的压制态度，实际的情况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年底——这主要是贸易战打响后覆盖的近两年时间段，我看到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数据，按照行业分类，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家具和玩具，只下降了10.5%，排在最前面的叫做化工产品和金属产品，更多靠近初级产品、中级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只下降了0.5%。换句话说，这么剑拔弩张的贸易战运行下来，前面那两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的影响程度，也就是几个百分点，要说脱钩，谈何容易？至于说高端的芯片，现在“卡脖子”，其实技术供应上从来就没有挂上过钩，从来就是说天价也买不来。但是在更多的领域里，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共享一个产业链已成定局，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底气。所以，可以争取在“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的情况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间，仍然可以“斗而不破”。拜登上台以后，显然美方理性程度在提高，我们已经看到最新的进展。据说2019年年底以后的数据表明，中美之间的贸易，比原来更热闹了，在美国那边的一些需求，看来看去下订单的时候，比较来比较去，大量的订单仍然是下给中国。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构建中间，升级发展就需要抓紧时机在产业链的完整性基础上，向高端提升，这个“高”，就包括高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同时，我们自己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攻关解决花天价也买不来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供应链，是在产业链这个大网络的覆盖之下，反映更为细腻和具体的各个企业间、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供需连接关系。前面的领导发言中，非常好地强调了我们必须跟上数字化发展的大潮流。这种数字化和精细化的物流，还有现在如冷链概念，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的情况之下，专业化、装备化、定制化，都是供应链发展的创新特征，并且一定会跟采购机制（包括公共采购、政府采购在内）的改革融为一体，而且也和我们金融概念之下这几年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的“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产生密切的联系。

中央对于“十四五”和2035这个历史时期指导性的《建议》中间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的优化升级，明确提到了推动产业技术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强化要素支撑。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和要领。

我认为，领会中央这样的指导方针和推进现代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创新精神，我们在锐意创新中发展中国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不是至少要考虑下面这样八个方面的要领（虽然并不一定全面，但我觉得至少要从这八个方面作为重点来把握）：

第一，我们要以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形成“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样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合成一种全要素的支撑。学术界有一个“全要素生产率”概念，领导人接过来了，所谓全要素，就是不光注意到传统要素里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还要特别看重科技第一生产力，这个所谓第一生产力，我们有一个学术上的分析认识，就是它不是在生产要素中生产力三大要素上做加法——生产力有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不是加上个作为第四要素的科技，而是由科技做乘法，是放大，所以，它是第一。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里，是西方以一个“索洛余值”概念表述出来的，即虽然它很难量化，但是大家都感觉把能算清的算清以后，多出了一块，这个东西的存在，非常重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还要强调一个制度要素，要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我们已经看到，认识科研规律、尊重科研规律，怎么样破解钱学森之问、怎么样破解李约瑟之迷，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定要把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结合好。这就是中国的所谓“全要素”的一种对于现代化的支撑，这具体到现实过程中，必须是先提供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从上海自贸区开始，让企业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政府必须反过来“革自己的命”，约束自己的行为边界，叫“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责任清单对上事权的正面清单，于是就要实现政府所有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绩效考评。从财政安排资金开始，这个“事前”的考评就要引入。这个非常好的原则体系贯彻下来，谈何容易？但我们必须这么做，我觉得这是第一条，是我们把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纳入整个配套改革，去抓好所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实质性地在改革深水区来攻坚克难，达到改革正面效应的发挥。

跟着的第二条，要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设和新基建——实际上就是要以数字化、智能化的主潮流来引领我们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力布局的优化。这个“新基建”，新就新在它是给我们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硬件。中央列出的从5G到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数字化的产业互联网等七大项，这种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应更广泛的实体经济，有关部门也早就总结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七大项，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产业引导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还有我觉得中国特别值得看重的连片综合开发——既包括新区开发，也包括老区改造，这样来守正出奇地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打造新兴的产业链，这个视角上可做的事情太多了。城市区域咱们说，在北京虽然你看着高楼大厦跟纽约东京是同一种气象，但是北京的老百姓要买机动车，却受到摇号这种极端严格的限制，中签率已经高到两千多个才能中一个，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是直接限制北京发展的短板之一。纽约和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都比北京高，人家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方式？那就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没有达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合格标准，今后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加快继续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而且要学习东京的经验，中心区域的交通网结构上必须立体化。这些事情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农村区域更是，新农村建设、振兴乡村都要做的事情——冷链建设，要延伸到农副产品产出场景的田头、地头。这种投资机会俯拾皆是，但是资金怎么办？政府资金有限，必须“四两拨千斤”，以产业引导基金、PPP、综合连片开发等等方式，拉着社会资本一起来做，这样才可以在创新机制下，贯彻中央产业政策来打造我们新兴的产业链，形成我们更好的通盘的发展布局。

第三条，还要进一步对接到更为细致的技术经济政策，这里面很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支持政策，要分行业地对应到供应链的战略设计上，更细致精准地结合着产业链开发整体规划。

接着第四条，行业和区域之间，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个覆盖整个国土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一盘棋式系统工程之内，在有效市场决定性作用后面，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方面牵头必须做的事上，这种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规划安排，是个典型：整个和不动产开发、国土开发结合在一起的通盘考虑，不可能依靠市场微观主体和基层单位以“试错法”，形成一个好的结构。这个过程中失误的话，要纠正成本极高、甚至不可能。当然这就形成对于政府的考验：像北京市于建国初期，“梁陈方案”被迅速否定，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大家才都知道梁陈方案真的是高水平，而现在只能是扼腕叹息，生米做成熟饭了。现在实际上北京的两个副中心，是影子式的梁陈方案，必须在原来的主城区外边，另外打造通州这边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那边的首都城市副中心。这就是在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必须总结的经验教训——整个生产力布局和通盘的国土开发，结合着这样的政府应更好发挥作用，而于尊重“市场决定论”的前提之下，来结合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优化全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

进一步再说到第五条，除了中心区的发展建设，我们还要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这里面比如说冷链，我理解就是整个物流以后要形成遍及城乡、连通国内外的从田头地头、从农副产品产出的最开端的初始地，对接到全球各个能够去满足人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那些供应点的冷链系统，一直连接到中心城镇的大小餐馆和老百姓千家万户的餐桌。这方面在中国，概念上大家已开始重视，怎么把它充分发展起来，显然就是必须解决好的一大现实问题。

再有第六条，我们这些年已经积极探讨的市场经济商业文明已有丰富经验、可总结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招投标、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还有对应到政府多少年前就在强调发展的信息工程，比如金财、金税、金观、金审，还有一系列的金农、金水、金盾（各个管理部门都必须数字化），把这样一些创新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应把这些与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融于一炉。直观的表现上，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是信息技术创新的应用，但是支撑它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合进去，才能达到一个高质量发展。

第七条，是要强调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我认为最概括地讲，是要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进一步地多样化，也就是说要破除现在还存在的不当的过度垄断。这里面非常值得看重的一项，是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在整个供应链上，有些有影响的“核心企业”、比较成功的企业，它们相对容易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但是它上下游联系着的很多小微企业，单独来看，基本无望得到银行贷款等这些融资支持，但是如果一起纳入一个供应链金融的体系，核心企业和它有相对稳定的前后连接关系的小微企业之间，供应链金融的作用是核心企业给它这些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增信，使他们得到原来不可能得到的融资支持。这样大家一起共赢、共同发展寻求共荣。这种供应链金融，在技术形式上有很多的创新，在很多的业务方面，还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把握各种各样精细化管理的要领，但是把握住这个发展方向，显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最后第八条，在管理层面，我觉得我们的业界一定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供应链金融时代的所谓“4R”管理，即英文的快速反应(Responsiveness)，可靠性(reliability)，弹性(Resilience)，还有相互关系(Relationships)。外国人总结的“4R”，给我们理念上的启示，是要对接到中国实际场景中间我们的管理创新实践，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积累，采用它合理的内核，来打造我们供应链管理更高水平的新境界、力求达到高质量发展。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