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守护敦煌的故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2005年10月12日，樊锦诗向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受访者供图

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国博剧场举办“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永远在路上-文博人的初心与坚守》专题报告。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2009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受访者供图

“我不像很多报道中写到的那样厉害，”樊锦诗说，“我是服从国家分配去的敦煌，几次想离开都没有离成。”

10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上，面对600多位听众，这位“敦煌的女儿”主动打破“光环”。

连续两年，樊锦诗收获国家级荣誉。去年，她被评为100位“改革先锋”之一；今年国庆前夕，她成为42位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是其中唯一的“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樊锦诗都与她热爱的敦煌壁画和彩塑相伴。但她也坦陈，其实一开始对敦煌的恶劣生活条件有所恐惧。

因为家庭长期分离，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成行；临近退休的年纪，又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一干17年，直到年逾古稀。如今，敦煌仍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做。

离不开，也舍不得，她感叹：“敦煌是我的宿命。”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敦煌的女儿”倍感不安

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

接连获得两次国家级荣誉，樊锦诗没有把奖状留在身边，都交给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向同事们鞠一躬：“这是几十年大家奋斗的结果，所以我要谢谢大家。”似乎她只是代大家领取了荣誉。

樊锦诗身材瘦小，81岁的她在600多人的注视下，微微弓着腰，缓步走到舞台中央。这场报告会上，台下坐了国家各部委代表和故宫、国博等文博机构同仁，她之后的两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也都到了现场。

樊锦诗不常经历这样的场合，她一生低调，鲜少接受采访。1984年令她全国知名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也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发的。刊发以后，她保护敦煌的事迹、她与家人常年分居多地的经历全国尽知，“‘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称她为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塑造了“莫高精神”。

敦煌石窟的保护始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莫高窟四百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宣告结束。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接任第二任所长，也是后来成立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樊锦诗是保护敦煌的第三任掌门人，1998年上任，2014年退休。

樊锦诗认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我们文物行业保护了几十万年以来石器时代的文物，保护了中华5000年文明遗产，保护了近现代文化遗产，这都是数量有限的文物保护者们做出的工作。”她说。

就像沙漠中的敦煌，中国很多文化遗产分布在山沟、农村、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大量文物保护者坚守在这些地方。“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这两个荣誉也是属于他们的。”樊锦诗说。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常书鸿所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

樊锦诗首次踏入敦煌是在1962年，那是她大学最后一年，被派往敦煌毕业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宿白先生。

能去敦煌实习，让24岁的樊锦诗兴奋了一路。她从中学时就对敦煌心生向往，凡是有关的展览和出版物都格外关注，“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实习经历的大半都是令人惊喜的。第一个星期，敦煌专家带着这群北大师生在被积沙掩盖的崖壁上攀援，一个个洞窟看下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丰富多彩、灿烂瑰丽，栩栩如生的壁画、彩塑令我震撼、倾倒、陶醉，怎么说都不为过。”近60年后的今天，初识敦煌时的震撼，在她脑海中仍然清晰。

洞窟外，却是另一个迥异的世界。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想买瓜子吃，但瓜子壳都见不到”。即便是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屋里几乎什么都是土做的。来自南方的樊锦诗很快感到了身体不适，营养也跟不上，每夜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上洞的时候腿脚乏力。三个月实习期还没结束，她就提前离开了。

敦煌生活条件带给她的直观感觉，是“幻想在现实中苏醒”。虽然着迷于敦煌的艺术，但敦煌的艰苦生活令她望而却步，“没有一点去敦煌的想法”。

然而命运捉弄人，第二年毕业前夕，她却被分配到了敦煌。

她实习的1962年对敦煌也是重要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批示拨款，启动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常书鸿所长意识到，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需要专业考古人员介入。

他向正在敦煌带队实习的宿白提出，北大能不能推荐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到敦煌工作？于是第二年，宿白向常书鸿推荐了樊锦诗和马世长，他们被正式分配到敦煌。

马世长的妈妈得知消息，号啕大哭。樊锦诗的父亲则给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托女儿转交，信中陈情“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

樊锦诗最终也没有转交这封信。受到当时“学雷锋”思想的感召，以及老师苏秉琦、宿白先生的鼓励，她也朴素地坚信，国家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就到什么地方去。

敦煌人的共同宿命

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在精神上连根砍断

艰难的生活尚可适应，后来的半生里，她经历的最大的痛苦，也是敦煌人共同的命运：骨肉分离。

1967年与丈夫彭金章结婚后，两人在敦煌和武汉分居两地长达19年，他们的孩子辗转武汉、敦煌、河北、上海等多地，聚少离多。为了家人团聚，樊锦诗曾多次起念离开敦煌，最终都没有走成。

在《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她多次陈述了独自在敦煌时孤苦无依的心情，“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哭过之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除了外部原因，也是因为她内心对敦煌越来越放不下。时间一长，看懂了敦煌，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会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一走了之，不给敦煌做点什么事？”她说。

有一年她在武汉与家人团聚，下决心离开敦煌。但是半夜失眠，起床翻书，不知不觉拿起的还是一本敦煌石窟研究的书。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在精神上连根砍断。

直到1986年，作为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始人的彭金章放弃了教职，调入敦煌研究院，家庭终于团聚。怀念起两年前逝世的彭金章，樊锦诗说：“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爱人。”

而彭金章以年过五十的年纪，在敦煌从零开始做田野考古，主持了莫高窟北区200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收获了数量众多的僧房窟、叙利亚文书《圣经》文选、波斯银币等重要发现。

彭金章60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他们共同的恩师宿白先生看到报告后，对樊锦诗打趣地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50年迟迟未出的考古报告

她被分配到敦煌时，宿白提出：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宿白先生说她“瞎忙”，意思是她自己的考古报告，始终没有做出来。

她被分配到敦煌研究所时，宿白就对她提出一个期望：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时，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樊锦诗承认，宿白先生对她一生影响极大。他30岁出头时撰写的《白沙宋墓》，正是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也是考古报告的典范。这本报告不仅有传统考古报告包括的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记录，还从墓葬生发出去，探讨了与之有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为考古报告带来了新的气象。

1962年，宿白受邀在敦煌研究所作《敦煌七讲》学术报告，提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分期考古和考古报告，否则石窟寺考古无法深入。

但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写出来，樊锦诗觉得对先生有愧。

“‘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后来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樊锦诗说，但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自己没有真正想明白报告该怎么做，而这份报告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樊锦诗理想中的莫高窟考古报告，不仅能让考古学家点头，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直到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完成，历经近半个世纪，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终于出炉。根据计划，这样的报告一共要出100卷，工程浩瀚。

在北大考古学系所受的训练和熏陶，让樊锦诗一生恪守“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后来她在敦煌研究院院长工作中，北大的精神也时时影响着她的选择和作风。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博士毕业前参评优秀论文，请樊锦诗评议。她看完论文后直言，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他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力拒莫高窟捆绑上市

樊锦诗最挂念的始终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

樊锦诗身材瘦小，刚进敦煌时是个“小不点”。这个“小不点”后来在敦煌面临关键时刻时，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

她回忆世纪之交时，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她坚决拒绝，到国家文物局汇报，时任局长张文彬也怒斥这是“自毁长城”。

“搞市场经济没错，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交易，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可以说直到我退下来，一直碰到这问题。”她说。

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敦煌研究院同仁的努力下，制定了保护专项法规和规划。这些法规和规划为敦煌撑起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抵制了“不合理的要求和压力”。

洞窟保护与旅游开放始终矛盾，每逢矛盾激发成事件，樊锦诗为了文物的健康寸步不让，“旅游部门对我有看法：老太婆就知道保护。我觉得必须正视矛盾，坚持在保护前提下合理进行旅游开发。”

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莫高窟游客人数逐年增加。2001年超过30万人次，2014年达到80万人次，预计2019年首次突破200万人次。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洞窟长期保存和游客健康均十分不利。

2002年开始，在樊锦诗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测算出开放洞窟面积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0ppm(ppm为百万分比浓度)、每批进洞游客不能超过25人等一系列指标，兼顾壁画健康和游客舒适度。

“如果没有21世纪初提前预测，做了方案，现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面貌。”樊锦诗最挂念的始终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

将敦煌永久留给后人

“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即便这么努力地去保护，敦煌的命运依然令人揪心：用泥土、草料、木料、颜料制成的壁画和彩塑，总有一天会消亡。

樊锦诗深知敦煌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很早之前，樊锦诗就忧虑，敦煌壁画、彩塑的辉煌如何才能永久留给后人？她想过照片、磁带等方式，但终究也会暗淡、消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到北京出差，朋友带她去看当时的新鲜玩意计算机，说信息存在计算机里可以永远不变，这句话点亮了她。

“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一个词，我当时立刻‘脑洞大开’，马上产生了数字档案的念头。”她回去后立刻到甘肃省科委报告，科委负责人也赞同这个想法。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就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图像拼接技术。

例如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13.6米长、3.8米高，共40多平方米，一张照片拍不全，用数字化技术拼接完成，最终效果可以放大去看高清局部。

敦煌的数字化采集已经进行了20年，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在网站上，30多个洞窟的高清影像可以免费浏览。通过电脑、手机等各种屏幕，敦煌文化传向世界。

“有小朋友见到我对我说，奶奶，我知道敦煌。问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说从手机上看到的。”她笑着回忆。

资料来源：《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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