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论金瓶梅（徐朔方论金瓶梅）

继《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之后，《金瓶梅》差不多和《西游记》同时问世。

现存的最早一个版本《金瓶梅词话》，刻于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

它的写定当在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之后，1573年(万历元年)之前[1]。据书前欣欣子序，作者是兰陵笑笑生。

这个兰陵笑笑生可能就是《宝剑记》的作者李开先。

但是许多情况表明，兰陵笑笑生之于《金瓶梅》并不像曹雪芹之于《红楼梦》那样纯然是个人创作，而更像罗贯中、施耐庵之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关系，是在艺人说唱—词话的基础上写定的[2]。

《金瓶梅词话》万历本书影

《金瓶梅》从《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发展而成。《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到二十六回，从武松打虎写到斗毙西门庆、杀死潘金莲。

所不同的是《金瓶梅》写武松上酒楼寻西门庆为武大复仇，却被西门庆跳窗逃走，武松一怒之下误打了皂隶李外传，因此递解孟州。

这是第一回到第九回。到第八十七回武松才被赦回乡，杀嫂祭兄，那时西门庆已因淫欲过度而丧命了。

《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加上第八十七回，大体相当于《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到二十六回的内容。

《金瓶梅》所增加生发的西门庆及其它人物的故事，主要是在武松流配后到遇赦回乡前这一段间隙内发生的。

《金瓶梅》以西门庆的小妾潘金莲、李瓶儿和通房婢女春梅而得名。小说描写了西门庆一家兴衰的丑史。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生药铺店东。由于他是提督杨戬的亲党，又走了奸相蔡京的门路，做上金吾卫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

后来又送了二十多扛重礼，做上蔡京的义子，不久升为正千户，同时兼营几个店铺。

小说通过西门庆同蔡京以及其它官僚的关系，广泛触及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种种弊政，同时也揭发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土豪之所以敢于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是以整个罪恶的封建朝廷为靠山的。

戴敦邦绘·蔡京

蔡京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书中还特别提到他的儿子同管家以及蔡京同西门庆的义父子关系，不管小说写定者是否有意，这些情况同执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父子极为相象。

他们比本书的写定略早。

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州县衙门的差人吏役、勾阑中的妓女、老鸨以及帮闲清客，绝大多数都是反面角色。

小说对那个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种种世态作了相当精细的刻画。

作为官僚，西门庆是权奸的爪牙；作为地主，他是一手遮天的恶霸；作为商人，他凭仗特殊的护身符，而生财有道。

西门庆身上所体现的这三种黑暗势力的结合，究竟以何者为主呢？

小说不曾说他占有多少田地庄园，以及怎样向农民进行剥削，却在他临死时特别交代他的商业和放债的账目，本钱计：缎子铺五万银子，绒线铺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船上货物四千两；

债务计：李三、黄四欠他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息，还有刘学官、华主簿、徐四等欠他五百九十两。

可见在土地收入同商业的比较中显然以后者为主。

戴敦邦绘·西门庆

西门庆官升到山东提刑所正千户，又是太师蔡京的义子，另外同宦官、太尉、巡抚、巡按等中央和地方的大官僚都有勾结来往，地位不可谓不高，气焰不可谓不盛。

可是就官、商而论，也还是以后者为主。

西门庆第一次直接关连到的政治事件是因杨提督被宇文给事中劾倒，西门庆以亲党关系受累。

他同另外几个人的罪状是“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第十八回)。

很明显西门庆的原意并不在于依附权门，挤上仕途，而是凭借政治力量为他的巧取豪夺打开门路。

同他竞争的蒋竹山生药铺被捣毁而关门大吉，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场争风吃醋的事件，既因女色而起，也同生意有关。蔡京寿诞，西门庆送了重礼，本来也不为求官，而是图得个更有力的靠山，可以让自己肆无忌惮，胡作非为。

我们甚至可以为这份重礼算一笔账：

织造锦绣蟒衣用银不到五百两，金银器花三百两，但是他替扬州盐商王四峰说一回情就捞回二千两，送礼一点也使不着他的老本。

另外蔡京给他的答谢是由“一介乡民”做了金吾卫副千户。在他说这完全是额外收益了。西门庆同蔡京买卖双方都不吃亏，遭殃的只是老百姓。

徐朔方 著

西门庆这个人物如果仅仅理解为登徒子那样的色鬼，这正如把《金瓶梅》仅仅看作淫书一样，虽然不能说没有根据，到底失之片面。

试以大的布局而言，第一回至第六回写他同潘金莲通谋，药死武大，接下去应该是他们合做一处了，却不料插进来一个媒婆薛嫂儿，一说就合，结果是西门庆先娶了孟玉楼，潘金莲反而搁在一边了。

第八回起才又是潘金莲的故事。

孟玉楼一回书不仅在艺术上是奇峰突起，使得它前后的文章也因而增胜，更重要的是它画龙点睛地指明：

内心深处激动着西门庆的绝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的情欲有时为女色而点燃，有时为钱财而炽烈。

潘金莲在他身上引起的色欲，可以强烈到使他杀人犯罪而不顾，但是当她同孟玉楼的上千两现金，三二百筒三梭布以及其它等等陪嫁相比时却黯然失色了。

孟玉楼进门之后，即她的陪嫁的所有权正式移转之后，潘金莲的肉体才又显得风流旖旎，把孟玉楼比下去了。

戴敦邦绘·孟玉楼

当问题不牵涉到钱财时，西门庆的情欲似乎只限于女色，可是一涉及钱财时，女色就只能退避三舍了。

不重才貌而重色欲，钱财又在色欲之上。西门庆的艳情和别的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那一套以及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全然不同。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不像他以前及同时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或神魔为主角，

也不像同时代的许多戏曲——传奇那样以正统的地主阶级的书生、士大夫为主角，而是以一个带有浓重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人物西门庆为主角。

它透露出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的一点消息。

这同当时短篇白话小说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等以商人为主角的情况是一样的，都反映了当时封建地主走向没落，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

看来庶族地主在当时要想保持昔日的门面已经不得不舍本逐末，兼营一些他们所不屑为的买卖或高利贷了。

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特别缓慢而无力，因此西门庆不能是一个单纯的商人，必得同时以官僚地主的身份出现，使他身上带有许多封建的东西。

他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官僚资本家的远祖，尽管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他们之间的谱系还是联得起来的。

徐朔方、刘 辉 编

除西门庆外，潘金莲、李瓶儿及帮闲应伯爵等人物也都得到细致的刻画。

这些人物丑恶而又生动，他们仿佛一面在现身说法，一面又厚着脸皮对读者说：“你可以不喜欢我们，朝我们吐一口唾沫，但是我们不仅有自己的面目，而且也有自己的脾气和质量，好恶和喜怒……”

为了节省篇幅，只举韩道国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为例，即小见大，潘金莲等头面人物更不难想见了。请看第三十二回的描写:

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诸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

有谢汝慌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

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事儿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

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

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赞，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

刚说在闹热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叫道:“韩大哥，你还在这里说什么，教我铺子里寻你不着!”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如此。(中略)这韩道国听了，大惊失色，口中只咂嘴，下边顿足，就要翅趫走。

被张好问叫道:“韩老兄，你话还未尽，如何就去了?”这韩道国举手道:“学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3]

原来他妻子和小叔私通，双双捉到衙门里去了。

他狼狈地去寻应伯爵，跪在地下，请应伯爵转向西门庆求情，要他同县官说一声，免得当场出丑。

于是韩道国从自我炫耀的虚荣的云霄突然降落到屈辱的现实。这样他也就成为有血有肉，还有一个肮脏灵魂的活生生的丑角了。

戴敦邦绘·应伯爵

在刻画人物方面，《金瓶梅》曾受人诟病。比如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是凶悍而狠毒的，但是在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之后却变得有些善良和懦弱。

这种表面上的前后不一，恰恰表明《金瓶梅》的某些人物已经由静止的平面的刻画，进而为对个性和性格随着情节的变化发展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被揭示。

西门庆正要把李瓶儿娶过去时，突然遭到事故，李瓶儿绝望地认为不可能再同他结合了。于是她招赘了医生蒋竹山。

不料西门庆的一场虚惊只是暴发的前奏，蒋竹山被西门庆派人凌辱之后，接着李瓶儿把他遗弃了。

李瓶儿经受了一场波折，对她说来同时也是一场惨痛的教训。

后来她好容易被西门庆娶过去时，“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有人出去迎接”，一连三夜西门庆都不到她房里去，她哭了一场之后只得含羞自尽。救下来，又打了一顿鞭子，脱光衣服跪在地下。这是她受到的第二次波折，也是第二次惨痛的教训。

从此之后，她对西门庆俯首帖耳，死心塌地，甚至对别人也好像表现出颇为善良的样子，她的个性发展是合乎逻辑的。

戴敦邦绘·李瓶儿

小说有时着墨不多，而能入木三分。

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在宴会之后，又以妓女二名接待蔡御史。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淡淡三两句对话，用不着多余说明，卖弄风雅而至于肉麻的情景自见。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第五十五回蔡京庆寿、第七十回朱太尉回府等大排场，则又以藻绣交错的精心铺叙而见长。

《金瓶梅》比它以前的话本小说在艺术上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叙事往往前后错出，左右相衬，复杂的构思更加显出了长篇小说的优越性。

如第七十回夏提刑得知升指挥管卤簿，“大半日无言，面容失色”，十分失望；晋京后西门庆却貌似恭敬，“不敢与他同行，让他先上马”，“赶着他呼堂尊”。

这是一面。事后西门庆被太师府翟管家埋怨，说他把消息泄漏了，夏提刑找了个有势力的人讲话，情愿不管卤簿，仍以指挥留任，西门庆职位几乎无着落了。这又是一面。

后来隔了六回书，作者才交代清楚这机密是怎样偷传给夏提刑的。前面举过的潘金莲故事中突然插入一回娶孟玉楼的文章，也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上面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出，《金瓶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曾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它及时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兴起后的种种社会相，生动地塑造了作为商人、恶霸地主和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西门庆，以及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市井色彩极为浓重的人物群像，

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封建城市的市民为主角、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第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的长篇巨制。

（明）兰陵笑笑生 著

同它以前及同时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它的艺术结构更为有机完整，人物描写更加细腻具体，通过对话以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法也更为成熟了。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像《金瓶梅》那样长达一百回的巨著，除了偶一出场的武松等人外，几乎全部都是反面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新的现象，新的问题。

这样一部小说应该怎样写，《金瓶梅》实际上又是怎样写，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如果是容量不大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它只勾勒下现实世界的某个角落，单纯的一个社会相，单独的一个人物，很少有人会要求一个短小的作品，美丑善恶，色色具备。

否则的话，不啻是要取消短篇小说、独幕剧等等很好的艺术样式了。至于长篇小说完全写反面人物，尤其是《金瓶梅》那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莫不搜罗在内的大型作品，那就不同了。

如果深入本质而不局限在现象上，真正忠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那末即使在最黑暗的王朝里，也可以在生活中发现令人鼓舞的乐观的人和事。

如果古代作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能在人民群众中找到积极肯定的东西，而在他们目力所及之处又确实都是魑魅魍魉的鬼蜮世界，那么他们也会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创造出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要作家对社会前途作过寻求和探索，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法加以表现的，尽管所作的努力往往带有局限性。

以描写反面人物为主的《金瓶梅》，诚然不能要求它大量描写积极向上的事物，但是只要作者有心，那怕花《红楼梦》写尤三姐那样短短几百字，不是也可以令人耳目一新吗？

要《金瓶梅》增加尤三姐那样的一个片段，也许有人会认为千篇一律，把文学艺术的道路限制得过于狭窄了。

现在不妨退一步说，让《金瓶梅》那样大容量的作品纯粹去写否定的黑暗面的话，也仍然有一个怎么样写的问题。

俄罗斯文学史上既有果戈理的《死魂灵》，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同样是阴沉的画面，可是《死魂灵》的人物可鄙可笑而小说并不令人绝望，《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给人的印象却如漫漫长夜中恶梦与恶梦相纠缠，无穷无尽，没有片刻能够让人摆脱。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译

艺术上十二分生动有时反而不及八九分生动好，专心致志于技巧，甚至连原来的用意也抛在脑后，或者根本就不曾有什么认真的意图，这样的技巧往往不仅是浪费笔墨而已。

我决不以为古代社会在艺术上的忠实再现会是令人轻松愉快的。可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人民也不会丧失信心。

在看起来好像是逆转倒退的年代，历史的车轮仍然在不停地前进。《红楼梦》同《金瓶梅》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都是愁云惨雾、暗无天日的景象，但是在曹雪芹那里尽管伸手不见五指，却使人想起云层之外太阳仍然在那里运行，不管多么长久我们还是会见到它的；

在《金瓶梅》中，虽然黑暗似乎并不加深，但是太阳是永远沉没了，或者是它虽然会重新升起，但是人们却己经对它不再有所期待了。

所以批评一个作品缺乏理想，不一定嫌它没有正面人物，像《死魂灵》那样虽然没有正面人物也不使人感到有所缺欠；更不是指曲终奏雅，一定要有作者激动人心的抒情独白或者所谓光明结尾。

《儒林外史》如果没有王冕同最后一回的几个所谓理想人物，它在思想上也不会降低到《金瓶梅》的水平。

可见一个长篇巨制中有没有理想以及是什么样的理想的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讲，这是贯穿于全书每一个细节描写中的作者对时代和人民的态度问题，这是由作者的全部人生经验和艺术修养即他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缺乏先进的理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实主义，而只能降低为庸俗的消极的现实主义，即现在所通称的自然主义。

首先是作家的世界观问题，然后才是由世界观所制约的艺术手法问题。

【法】 左 拉 著 王士元译

以佐拉为代表的欧洲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本意在于强调环境和遗传对人的影响，以纠正浪漫主义的偏颇，使文学走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所以佐拉认为他是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继承者。在俄罗斯、日本的文学史上都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以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同义语。

以佐拉本人而论，他的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的总的倾向都是进步的，他的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

就其动机和匡救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偏向这一点而论，也有可取的地方，问题是由于过分强调细节真实而对揭示生活本质重视不足，因而导向强调艺术而忽视以至不问思想——政治的倾向。

自然主义成为一个流派之后，它的消极有害的一面渐渐成为它的主导，佐拉当日的本意早就被他的追随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文学史上不曾出现过明确的自然主义的提法和流派，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主义文学，不过同欧洲的具体情况有些不同罢了。

这同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有关。小说一词以及被称为小说的文体虽然由来久远，但是近代意义的小说却只能追溯到唐宋时代的说话。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如果可以说是说话的旁系产物，即它是在说话技艺影响之下产生的，那末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话本却是说话即民间说唱技艺的直接产物，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又发展起来《红楼梦》那样纯然是文人创作的章回小说。

因此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以及同民间说唱、传说有血缘关系的那些小说，其思想和艺术是直接间接由市民阶层的爱好、趣味、利益及其它心理因素所决定的。

这些作品的长处和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由这个情况加以说明。

明代说唱艺人图

市民阶层社会地位低下，一般受到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同封建地主阶级存在着矛盾，这使得他们要求进步；

但是他们成分复杂，有的被上层阶级所排挤而又不甘处于下层，如失意文人、破落的有产者等等，有的虽然地位卑微，但不直接参加劳动，带有寄生性质，如乐户、兵士、小商贩、失业者、游民等等，

而且即使是手工业劳动者，也难免沾染有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不良的市井习气，而说唱技艺正是为了娱乐他们、表现他们而兴起的。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自发地产生自然主义的主要根源。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那样片面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金海陵纵欲亡身》那样醉心于低级情调的露骨描写，《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那样不加评价的客观主义的写实，则是话本中自然主义倾向的表现，它们都同迎合市民阶层的癖好有关。

如果讨论范围不以话本为限，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张鷟的《游仙窟》是通俗说话同士大夫的狭邪文学的结合；

元代王伯成《天宝遗事》是自然主义出现在曲——诸宫调中的例子；明代杨慎伪托的《杂事秘辛》则是说话的影响在文人作品中的表现。

它们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都带有自发的自然主义的烙印。但是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一个自然主义的标本，却只能首推《金瓶梅》了。

我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是自发的，因为它不是谁提倡的结果，也没有人为它辩护，不像法国的自然主义那样曾经风靡一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思潮。

例如《游仙窟》在本国长期失传，《天宝遗事》诸宫调现在仍然残缺不全，《杂事秘辛》也只得伪托古书而问世，可见它们影响不大。

这也许同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传统有关。即以《金瓶梅》而论，它的作者即写定者兰陵笑笑生用的也是一个化名。

《袁宏道集》 赵伯陶 编选

无论是被人认为兰陵笑笑生伪托的欣欣子也罢，最早欣赏《金瓶梅》的公安派作家袁宏道也罢，都不曾直言不讳地为它的自然主义倾向作辩护。

袁宏道《觞政》以“《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原意是以它们作为酒后闲谈的掌故。

他在致董其昌信中称道它，则是说病后以它作为消遣，胜如读枚乘的《七发》，这都不是认真地把它看作文学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欣欣子序反而特别强调它的教育意义，说它“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即如“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也是有用意的。

挂羊头卖狗肉，这当然是欺人之谈，但却不敢宣扬狗肉如何鲜美滋养，比起欧洲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的气势来，不免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这种自发的自然主义倾向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由于前面分析过的社会背景对话本小说的深远影响，自然主义倾向在作品中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

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最大选集《三言》所收的一百二十篇作品中，完全摆脱自然主义污染的作品并不多。

由于《金瓶梅》的影响，自然主义的消极影响后来扩大了一些。《金瓶梅》的若干种摹拟和续作可以作证。

清末的谴责小说致力于社会黑暗的揭露而成就不太高，这同它们缺乏先进理想以及着意描写社会现象的具体细节而不能深入本质的写法有密切关系。

如果这还不能归咎于《金瓶梅》的消极影响，它们至少没有很好地从它汲取必要的教训。

《金瓶梅》自然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它的客观主义，即由于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

看起来这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小说开卷就是酒、色、财、气《四贪词》；正文第一回又以《眼儿媚》词作缘起写了很长一段入话，用情、色二字警劝世人；

故事又以南宋末年的时代为背景：“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方盗贼蜂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抱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然后才说到书中人物武大身上。

它不是泛泛几句提过就算了，四个奸臣中杨、蔡都同西门庆有关，书中还有详细的铺叙；

水浒起义则以武松为线索，也同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发生联系。这样一来西门庆的故事分明以整个动乱的时代作为背景，作者岂不是也有一番用心的吗？

全书又以一首七言律诗作结束：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道德教训也很明显。所有这些怎么能说是客观主义的呢?

徐朔方、孙秋克 著

判断作品优劣，不能单看它在序言或开头结尾所表明的创作意图，要看它的具体描写。

有时作者自白完全是装点门面的话，同内容可以不相干。

有时作者自述是真诚的，可是后来不知不觉地违背了本意；甚至发生这样心手不相应的情况之后，作者不仅没有发觉，反而认为自己要倾吐的内容已经很好表达了，而在读者看来则恰恰相反，这是应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句老话了。

《金瓶梅》是上面哪一种情况，也许很难说，但是开头结尾所表明的创作意图同诲淫的客观效果确是直接矛盾的。

文艺作品中，当空洞无力的抽象说教同鲜明生动的具体描写相比较时，如果两者旨趣不一，占优势的往往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是说正确有力的几句说教遇上并不特别成功的长篇描写，效果尚且不免如上面所说，何况《金瓶梅》中无论是《四贪词》或开头结尾所作的教训，都还够不上封建典籍的水平，而它的艺术描写单就细腻生动而论，却说得上是话本小说的杰作呢！

以上是就整部小说而论。这个情况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片段中有时也是存在的。

试以第二十七回为例。它先说三等人怕热，三等人不怕热。怕热的是田舍间农夫，经商客旅和边塞上战士；不怕热的是皇宫内院，王侯贵戚、富室名家，琳宫梵宇、羽士禅僧。

每一等人都有一段适当的形容，之后又引了“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深刻反映贫富对立的小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头，可是接下去的却是淫猥不堪的大段细节描写。

这岂不是前功尽弃，原来的用意都变作子虚乌有了吗!

其次，《金瓶梅》对人和事物的态度，往往前后不一，忽褒忽贬，好象没有确定的看法。

无论是出于作者的疏忽，或者虽注意到而仍然游移不定，分寸不准，两者对作品的危害却相同。

例如西门庆总的说来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描写的，在相当多的地方，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他的否定的态度。

但是比如第五十六回，作者却又说：“人生世上，荣华富贵不能常守。有朝无常到来，恁地堆金积玉，出落空手归阴。

因此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这也不在话下。”

在同一回，作者又让西门庆发表一种对金银财宝的不失为通达的看法：“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词话本书封

作者在西门庆的具体描写中本来态度就不够鲜明有力，再加上这样一些前后不一的笔墨，加以中和、抵消，批判的气氛就难以使人察觉了。

再其次，对社会黑暗的详尽刻画不等于是暴露。

暴露应该同批判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在同一枝生花妙笔之下，批判的立场越是鲜明正确，暴露也就越是深刻有力。

揭示黑暗和病态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憎恶、反对，以便及早加以变革。

《金瓶梅》的连篇累牍的貌似暴露的文字中，作者往往不是使人对它听描写的丑恶现象引起反感，而是津津乐道，仿佛要读者和他一起欣赏。

例如第十九回写西门庆同林太太私通，它有一首诗形容这女人:

面腻云浓眉又弯，莲步轻移实非凡。

醉后情深归帐内，始知太太不寻常。

这是对反面现象的揭露呢，还是对正面事物的同情的描写？如果作为批判，那至少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难以使人信服。

这一首诗远不是小说中最粗恶的文字，用来说明问题却已足够了。

应该说纯客观的描写或叙述是不可能的。要在《金瓶梅》那样洋洋七八十万言的作品中掩蔽作者的观点更是难以想象。

所以批评一个作品客观主义，并不意味着它是真正的不偏不倚，而是说它态度暧昧，是非不分明，应该歌颂的没有歌颂或歌颂不够，应该否定的没有否定或者否定不够。

《金瓶梅》所依据的水浒故事，尽管问题复杂，其中不乏为人传颂的农民起义英雄的生龙活虎的形象，它们是现实斗争和人民理想的结合。

但在《金瓶梅》里提到的如宋江、武松等人物，除照抄不改的部分外都已经走样了。

例如第八十四回，宋江在清风山，“看见月娘(西门庆的正妻)头戴孝髻，身穿缟素衣服，举止端庄，仪容秀丽，断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贵眷”。

又见她“词气哀婉动人，便有几分慈怜之意”，于是就假托是自己“同僚正官之妻”，要释放她回去，并且决心为这个恶霸的妻子报仇，这哪里还有一点点水浒英雄的气味呢？

这个故事是《水浒传》第三十二回的翻版。

（明）罗贯中 著

《水浒传》释放的是官府刘知寨的夫人，《金瓶梅》换成了西门庆的正妻。也许有人问：官僚同恶霸，半斤八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水浒传》写宋江的心理活动，起先是“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

当他知道是刘知寨夫人之后，他又想：“他(她)丈夫既是和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

他想到的只是江湖义气，哪里像《金瓶梅》那样见一个“富家闺眷”，就不惜捏造关系为她求情。

两部书对武松杀嫂的不同写法也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在《水浒传》中武松借亡兄断七为名，请来了前后邻舍，关紧门户，迫得潘金莲与王婆一一招认明白，一个叫胡正卿的人从头写下，四家邻舍都书了名画了字，然后才把潘金莲杀了。光明磊落，理直气壮，不失封建时代大丈夫本色。

《金瓶梅》所写却是武松假意与潘金莲成亲，骗入新房，虽然仇是报了，尴尬畏葸，昔日景阳岗打虎的豪气如今何在呢？

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金瓶梅》的确比以前的小说更善于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人的一颦一笑，捕捉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

但是细节描写本身不是目的。有的片段绘声绘影，也很吸引人注意，如第五十六回应伯爵向西门庆推荐水秀才说：

“……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极有情分的。曾记他十年前应举，两道策，那一科试官极口赞他好。却不想又有一个赛过他的，便不中了。

后来连走了几科不中，禁不的髪白鬓斑。如今他虽是飘零书剑，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带房子，整的洁净住着。”

西门庆道:“他家几口儿也够用了，却怎的肯来人家坐馆?”

应伯爵道:“当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户人家买去了，如今只剩得双手皮哩!”

西门庆道:“原来是卖过的田，算什么数!”

伯爵道:“这果是算不的数了。只他一个浑家，年纪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两个孩子，才三四岁。”

西门庆道:“他家有了美貌浑家，那肯出来!”

伯爵道:“喜的是两年前浑家专要偷汉，跟了个人上东京去了，两个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有他一口，定然肯出来。”

这个有趣的故事会博得读者一笑，但是一笑之余，剩下来的东西怕就不多了。

像应伯爵说的水秀才的故事也许有助于刻画叙说者——帮闲清客逢迎凑趣的嘴脸，可是同类的描写多了，思想意义却还在原地停留不前，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金瓶梅》很多故事雷同重复(色情描写也如此)，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接连扮演许多不同人物，脸谱和戏装虽然极尽变化之能事，但是一开口，却还是同一副腔调。

如果在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作家笔下，《金瓶梅》的篇幅可以大为紧缩，而无损于他的容量。

《金瓶梅》的这些描写多半是家庭阴私、官场内幕的丑事、笑料，算得上社会病态和怪现象的罗列，却不能算是本质的揭露。

这是《金瓶梅》艺术上的又一个大弱点。因此单就艺术而论，它不同《红楼梦》《儒林外史》接近，而同《官场现形记》之类的谴责小说类似而稍胜，不过在内容上却不及后者可取。

徐朔方 著

关于水秀才以及叙述这个故事的应伯爵的描写和以前举例的李瓶儿的前后发展，可说代表了《金瓶梅》人物塑造的两种艺术手法。

前者是一次成型、一览无遗的勾勒，它有如静物写生，不管怎样维妙维肖，读者心里明白这是作家在描写，模特儿在被描写；后者则是人物本身似乎不依赖作家而独立地在生活，在表现，在显示。

作家让读者自己去欣赏、理解和评价，除了艺术形象本身，他不再画蛇添足地附加任何说明。

一个作品中，像应伯爵那样的人物多了，它就会成为或接近鲁迅所说的谴责小说或暴露小说，而李瓶儿的塑造则属于现实主义艺术手法。

当然，事物是复杂的，这两种人物塑造手法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而是彼浓此淡，或彼淡此浓的多种不同比例混淆在一起。

同一人物可能某回某段某种倾向较为显明，在另一回另一段则相反；在某些人物身上可能现实主义表现得充分一些，而另外一些人物则否。

作家的手法随时而高低不一，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

与其说作家是自觉地以某种艺术手法进行创作，不如说他只是凭经验、凭技巧、凭直觉在进行创作。

古代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手法，这时走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前面，是实践为理论开路。理论回过头来指导实践，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能要迟得多。

《金瓶梅》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若干主要人物形象，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现实主义成就，如西门庆作为商人、恶霸地主和官僚三合一的典型，李瓶儿的前后发展等。在批判它的自然主义的同时，对此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诚然，《金瓶梅》的根本缺陷是它的自然主义倾向，然而自然主义并不足以概括它的所有问题。

前已说明，批评《金瓶梅》客观主义并不等于说它不偏不倚，胸无成见，何况它还有同客观主义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另一面即它的封建说教的一面。

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歌颂或揭露之处，它只是就事论事，不动声色，这是它的客观主义；

另一方面可以不必作者出头露面之时，它却苦口婆心，恨不得人人立地成佛，这是它的封建说教。

例如潘金莲被武松杀了，虽然不必写得使人拍手称快而后已，却大可不必有什么感叹。

《金瓶梅》却以古人的名义写诗一首：

堪悼金莲诚可怜，衣服脱去跪灵前。

谁知武二持刀杀，只道西门绑腿顽。

往事堪嗟一场梦，今身不值半文钱。

世间一命还一命，报应分明在眼前。

又如全书结束也就算了，它却又要写诗一首(前面已经加以引用)，再次强调果报。

全书又以第三十九、五十七、七十四、八十八等回的说经、化缘为线索，以最后一回《普静师荐拔群冤》为总结，把全部故事还原为一场因果报应。

西门庆作恶多端，淫欲无度，死了却转世为孝哥儿，被一个有法力的和尚幻化去了。

“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自然是冤愆解释，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第五十七回吴月娘借佛法劝丈夫“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攒下些阴功与那小孩子也好”。

下面是西门庆的回答：

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刺刺搊搊胡扯歪斯缠做的？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这段话作者出于无意，我们却可以将它看作轮回果报说赤裸裸地为统治阶级利益效劳的一张最坦率的招状。不过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西门庆的嘴角还带有刺鼻的铜臭罢了。

大安影印本

中国的唯心主义佛教哲学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受到统治者的尝识和扶植，但还嫌教义艰深，典籍浩繁，于是它的最黑暗最通俗的部分即轮回因果说就特别挑选出来作为最好的愚民工具了。

《金瓶梅》却别出心裁地以它同自然主义艺术相结合，一正一反，一体一用，其危害性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本书色情描写的问题，从艺术方法来看，前面所作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论述可以说已经把它包括进去了，不过没有举具体例子而已。

不少论著曾指出这些描写之所以产生同当时上层社会的癖好有关。比《金瓶梅》略早或同时的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用过春药，甚至张居正那样的名相也不例外[4]。

有人曾经见到“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 [5]。

小说第六回写西门庆把杯子放在潘金莲鞋子里面喝酒，这是元末明初文人杨维祯的恶癖。

差不多与小说同时，江南名士何元朗甚至在宴客时也公然以妓鞋行酒，当时被目为文坛泰斗的王世贞居然“作长歌以纪之”[6]。

但是不能以社会流行的积习来为《金瓶梅》辩护。同时代的诗、文、小说、戏曲，数量之多，何可胜算，像它那样的作品却毕竟只占少数。

它们大都是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其中也只有《金瓶梅》等个别几种特别肆无忌惮。可见这还是应该由作者负责。

（明）沈德符著

其次，戏曲中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第四本第一折、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第十出，都有过刻露的描写，虽然这些也同作者思想上的弱点有关，但另一方面恐怕多少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激。

表现手法不好，应当引以为戒，但如一概斥为自然主义，则未免不够公允。

同样，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也不能和后来西欧的色情小说相提并论。

据拙作《金瓶梅成书新探》的论证，不妨设想水浒故事在民间说唱的长期流传中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

其中一个异点就是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迎合市民阶层及地主阶级部分听众的不健康的爱好，恶性地加以发展，最后由附庸而成大国，形成一部独立的《金瓶梅词话》，然后由文人写定。

《金瓶梅词话》以西门庆同奸相蔡京发生关连，本意似乎是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来代替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但宇文给事中不曾出场，曾御史来不及有所作为就被调任，《金瓶梅》连一个完整的正派的官方人物也塑造不出来，于是这个意图只得半途而废。

然后，它又企图以黑暗的轮回果报和性的放纵，诱导人们走到远离现实斗争的道路上去。

《金瓶梅》作者据说另有《玉娇李》小说(今佚) [7]，清初紫阳道人丁耀亢有《续金瓶梅》，其后又有人将《续金瓶梅》改头换面写成《隔帘花影》(未成)。

迷信果报，变本加厉，而艺术则远逊于《金瓶梅》。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不必理会。

关于《金瓶梅》的评论，清初出现了张竹坡的所谓苦孝说和寓意说。

苦孝说认定小说作者“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痛之不已，酿成奇酸……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

这是把王世贞作《金瓶梅》为父报仇的传说，正式地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加以坐实了。

寓意说则以为“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寄托了劝世的思想。

这两种说法都不从作品本身去评价小说，而是以书中情节及人名加以主观的牵强附会，可以说开了后来《红楼梦》索隐派的先河。

本文作者 徐朔方 教授

注释:

[1]详见本书《金瓶梅成书新探》。

[2]同上。

[3]引文据《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

[4]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幸》中《秘方见幸》《进药》两条。

[5]见上书卷二十六《玩具》中《瓷器》条。

[6]见上书卷二十三《妓女》中《妓鞋行酒》条。王世贞诗《酒间赠何翰林良俊》，见《弇州山人四

部稿》卷二十。

[7]《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中《金瓶梅》条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指《金瓶梅》)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即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夏言)、分宜(严嵩 )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与今传佚名《玉娇梨》内容不同，当另是一书。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由作者哲嗣徐礼松授权刊发。原文 1964年5月初稿，1980年夏重校。发表于《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收入《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徐朔方<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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