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才德观（读通鉴6从细节看司马光和司马迁三观不同）

魏击是魏文侯魏斯的儿子，也有的书上把他叫魏子击的。魏文侯把中山打下后封给了儿子魏击。有一次魏击外出，在路上遇见了魏文侯视为老师的田子方，便下车伏地致礼。田子方却没有回礼。魏击大怒，对着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富贵的人怎么敢对人骄傲呢？国君若是对人骄傲就会亡国，大夫如果对人骄傲就会亡家。亡国的国君，没听说过有人还把他当国君尊重；亡家的大夫，没听说过有人再把他当大夫来看。作为贫贱之士，如果所献谋策不被采用，所做的事又不合君主之意，随时可以穿鞋子走人，到哪里还不能贫贱呢？”魏击于是向田子方道谢。

《资治通鉴》的这段记事，在《史记·魏世家》中也有记载，文字是这样的：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於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鵕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

（图片来自网络）

在《资治通鉴》中，魏击的性格有点儿矛盾，一见面就伏地行礼，很是谦谦君子，而看到人家不理他，立马勃然大怒。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反差太大，前后好像不是一个人。而《史记》对魏击行为写得就比较平和，先是下车行礼，见人家不理他，便“因问曰”，就是问“你为什么不理我”，问得虽然不够礼貌，但也说不上太无理。

两段记事中大部分内容基本相同，但结尾处却有很大差异，《资治通鉴》说：“子击乃谢之”，是说子击从田子方的话中受到教益，于是表示感谢；《史记》说：“子击不怿而去”(怿,yì,高兴的意思)，显然是对田子方的说法很不满意，不高兴地走了。

书上的文字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思想不同写出的文字就不一样，司马光站在富贵者的立场上，认为贫贱者可以骄人是对的，魏击受到了教育应该感谢。司马迁基于自己饱受贫困的经历和被人蹂躏的遭遇，认为贫贱者压根没有骄人的资本，说贫贱者可以骄人完全是错误的，所以魏击才会不高兴地走人。

司马迁（图片来自网络）

深入地看，两位史学大家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应该是两人经历不同、遭遇不同所致，根子上是两人的三观不同。

司马光深受皇帝的信任，并得到很大支持，处境很顺。他写《资治通鉴》是奉的圣旨，皇帝任他选助手，给他资料，给他笔墨纸砚，还给他钱。他自己呢，拿着三品官的奉禄，又不问政事，只一心做他喜欢的事——写书。从个人收入和所拥有的地位来看，应该算是个富贵人了。所以他是站在富贵者的立场上说话，才会认可“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

而司马迁所处的境遇则极其不顺。他写书没有得到上面钱财物的支持不说，自己还因为拿不出赎金，受了宫刑，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其经历悲惨之极，不但极贫，而且极贱，对他说“贫贱者可以骄人”，他能认可才有鬼了。

世上事就是如此，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富贵人总认为贫贱人少牵挂、很潇洒，其实根本不了解贫贱人生活的苦楚；而贫贱人则认为富贵人不为生活发愁，很洒脱，从内心体会不到富贵人的苦恼和无奈。在不同的人眼里，世界是不尽相同的，“换位思考”说起来就是顺口一句话，做起来真是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