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真实经历（苏步青与竺可桢一起共事的岁月）

苏步青：与竺可桢校长共事十三年

我是1931年来浙大任教的。浙大是一所学术气氛一向浓厚的大学，学生们也很有进取心。竺校长是在1936年到浙大的。我比他早来几年。他在1949年4月下旬离开浙大，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离开的，所以我又比他迟走几年。他在临走时留下信来，要我和严仁赓教授负责校务维持会。我就担当了这个任务，一直负责到杭州解放。

我和竺校长共事了13年。我对竺校长的认识和交谊，也有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定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在这时期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匆忙地由南京迁往重庆。它把嫡系的大学——如中央大学等，都迁往大后方；对地方大学则不闻不问。所以我们浙大就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

当时，浙江大学校内教师各有各的看法：究竟搬还是不搬？意见很不一致。竺校长是一位学者，骤遇此事，感到棘手。最后，他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一样，带了700多名师生走“长坂坡”，到建德去暂时避难。到了12月24日，杭州沦陷了。自然，杭州回不去了，继续西迁，只有向西面搬，但又不能离开浙江过远。

▲ 浙大师生在西迁途中的渡船上

这时候，我因为孩子多，先躲在建德乡下，暂时没跟学校走，到第二年才回浙大去的。陈建功先生把家眷送到绍兴乡下去了，他是一个人跟着学校走的。这一路上有好些地方乘不上车和船。这样，陈先生就从金华步行到江西玉山。要跟上“大部队”，多苦啊！真是流离颠沛。可是，我们浙大校风好，带了那么多的图书和仪器，走了好几个省区，一件东西都没有散失，真是不容易啊！

说到搬家，有位老校友是千万不能把他忘掉的。这位老校友名叫赵曾钰。他是早期浙大电机系的毕业生，后来在第三战区担任交通电讯管理局长，负责东南四省的交通电讯调总。浙大的搬迁他是帮了大忙的。如果没有他出大力，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竺校长是一位有心人

浙大搬迁时，竺校长当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去要经费。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其实，他对待任职的教师都是关心的。我当时很感动。不久，我从建德回温州，路过丽水站时，站长受他的上司赵曾钰局长之托，来站迎接我。可是他看见了我的妻子，就很有礼貌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这时拿出朱家骅的手令，他见了急忙说：“那就不必了。”可见这“手令”也真管用。

竺校长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好校长

浙大在日机轰炸中搬迁，一路上来到江西吉安。竺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就是在那种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生病去世的。那时候，竺校长正为浙大师生的生活、读书、前途、安全各处奔走，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学校搬到泰和以后，竺校长了解赣江是一条经常泛滥的祸水，每年都要吞灭无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同时，学校设在这岸畔，安全也有问题。

竺校长就请土水系和其他系的师生，帮助泰和人民建造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浙大所在地的上田村农田村舍竟未受淹。一个校长在学校迁徙之中竟会想到老百姓的灾难，这确是少见的事。那时期，马一浮和钱钟韩等著名教授都在浙大任教。马一浮先生写过一首描述当时情况的诗，我至今还背得两句：“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我们这些师生的确比小鸟起得还早，居住的地方是在丛树林边，见到寒日是很迟的。这可见我们的生活情况的一斑了。那时，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珠等几个学生，就是在泰和毕业的。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成就。这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培养出人才来的。

浙江大学是炸不垮的

在南昌失陷以后，泰和又保不住了。浙大只好再迁到广西宜山。这是1938年间的事。这年暑期，我回浙江去探亲。回校时，由于交通不便，在路上赶了35天才到柳州，到学校时已开学，我迟到了。浙大在宜山时，敌人把学校新建的简陋草舍和实验室，以为是兵营，所以天天轰炸。有一天接连扔下了108枚炸弹，结果我校无一人伤亡，图书仪器也没一件损坏，真的“天佑我也”！不久，南宁吃紧，所以我们在宜山又住不下去了。只好再迁贵州遵义和湄潭。这是浙大最后一次搬迁。这次搬迁却是太重要了。不搬的话，在“黔北战争”中，浙大将全被围在里面，那就不堪设想了。

难忘的一次谈话

在1940年初，我们都到了遵义。当时的数学系设在姜公祠里。有一天，竺校长对我说：“你不要等到暑假，快去把家眷接出来吧！”我说：“我哪里来这些钱啊！”他说：“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他一下子批给我900元大洋，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啊！于是我在4月时就走。回程时，走了35天才到柳州。在柳州休息几天，又搭汽车回到了遵义。竺校长知道我带了家眷回来了，说道：“这下我好放心了！”这样的校长，他把教授真当作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这时，我才真感到竺校长是一位处处为我们着想的好校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这件事，我曾不断地想过，如无竺校长的帮助，我就出不来了。如果出不来，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说心里话，从那时开始，我己完全与竺校长一条心了。从此以后，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后来他要我做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校务维持会长等等，我都毫不推辞。在遵义时，每次举行校务会议，我都去参加。要知道，从湄潭到遵义有70多公里的路程呢。

竺校长是最爱护人才的校长

谈家祯1937年从美国回来，只有28岁，竺校长立刻聘请。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从德国回来，曾炯也从德国回来，都是经我推荐，立刻聘请。那时候正当搬家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由于竺校长对他们很诚恳，他们对工作也非常负责。在建德时，有一次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还上课吗？”章答道：“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可挂在我的胸前！”他就有这种实干精神。章先生的一生一向生活优越，肩上从未负过重担。可是他随浙大西搬时，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的。他当时患着肺病，可怜他最后病死在西迁的路上，太可惜了。

此外，许多著名教授，如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都是竺校长这样请来的。说起卢嘉锡，还有一段插曲。那是在1936年，我与陈建功先生受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聘请，去福州参加“中学教师训练班”讲课。卢是教化学的中学教师，也来参加学习，而他的数学成绩为全班第一名。所以后来他在英国留学回来，竺校长聘请他主持化学系，他见到我和陈先生时，称我们“老师”，他说“是在福州师训班中听你讲过课的，所以你是我的老师”。不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称我们浙大是“东方的剑桥”，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当时浙大如无竺校长的主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

读过《竺可桢日记》的人，都知道竺校长对每个浙大教师非常了解，且都十分关心。我在1941年带家眷住在湄潭，他每年来湄潭，都要来我家看看。在1942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家中翻晒将要霉烂的地瓜（红薯），竺校长看到，问这何用？找说：“这是我几个月来赖此生活的粮食。”我家是以红薯粘些盐巴当饭吃的。我那时已是八口之家，工资每月350元，怎能够维持？校长见此情况，对浙大附中校长胡建人说：“今后把他在附中读书的两个儿子，改为公费膳食。”胡建人说：“那好，就叫这两个孩子搬进附中来住吧！”那时按规定公费生是必须住宿在校里的，可是我们家中又抽不出可供两人住校的棉被，所以仍旧不能去。后来校长特批：“走读生也可享受公费待遇。”到了第二年，竺校长又把我特别上报教育部，评为“部聘教授”，从此工资加了一倍，月薪为700元，我的困难才解决了。这些事情，我是终生不忘的。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里，由于樊平章先生中途离开，工学院的微分数学没人教。竺校长对我说：“你是否利用夏天一个月时间开数学课补一下好不好？”我欣然同意了。那时候，我们从湄潭到遵义去加班教课，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可是大家都认认真真，从不马虎。若是现在，恐怕无人肯干了。可见我们浙大当时的校风。

竺校长是爱生如子的

浙大复员返回杭州以后，不久出现了“于子三事件”。那时候，我陪着竺校长一同去狱中探望于子三。可是过了一星期，传说他自杀死了。当然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他是“自杀”。竺校长爱护自己的学生，不畏强暴，一直坚持真理。后来竺校长要我担任训导长，我也就同意了。从1947年到1948年，浙大调了好几个训导长都不行。有的交了黑名单，被学生哄下来。这是什么时候啊？还叫我当训导长呢！在1948年，学生们要上街游行，我接到了恐吓信：“你再跟学生一道的话，要对你不起啦！”我有点胆寒了。但我不要紧，我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还不敢公然搞我。

▲ 苏步青

后来还好，陈仪来当浙江省省长，蛮好。陈仪在1936年任福建省省长时，请我和陈建功、罗宗洛两先生帮他办过“师训班，关系还不错。我们三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也是日本留学的，这就好办了。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有些学生就敢去保。例如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休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49年2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竺校长说：“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昀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释出来。这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和谈，长江以北解放了，蒋介石已经跑到奉化。趁这个机会，张其昀先生同我讲：“我陪你去，打个手印，把五个人保出来。”张其昀先生做了好事。这五人一保出来后就都逃走了。我这个训导长是保人，手印也打了，将来要人的话，是要问我要的。幸亏国民党不久就逃跑了。

建国后的深厚友谊

建国以后，竺可祯去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我去筹备、建立和主持数学研究所。当时，复且大学杨西光校长坚不同意。杨说：“你们要苏、陈两位教授，我只放一个。”浙江省又强烈提出：“还我苏、陈两位教授！”所以复旦大学将陈先生放回浙江了。后来，华罗庚先生由美返国，就请他主持数学所。我幸好未去，因为我一向是“以教为乐”的人。这些年来，我能培养出这么多教育骨干，感到很高兴，所以我认为能够留下来比调走更为愉快。

竺校长比我大12岁，我应该更多地尊重他。可是没有想到，1962年全国科学家在广州集会讨论科学规划时，他对我说：“你的生日到了，就在这里为你祝寿吧！”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时候还记得我的生日。这次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其中有65人是浙大的师生，所以他非常高兴。他把大家聚集起来，为我举行了一次“祝寿会”。这也是我终生最难忘怀的事情。

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

竺校长不但对我个人如此关爱，他对任何浙大师生都是如此。他在遵义，营救过好多进步学生。在费巩教授失踪时，他千方百计地各处奔走营救。这种事例一时是举不完的。竺可祯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文章来源：浙江大学校史研究室 百年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