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重要思想（卢梭的哲学思想）

一、卢梭的哲学思想

卢梭后来注意到，当他读到第戎学院的征文比赛的问题：“艺术和科学的重生是否有助于道德的净化?”他觉得“在我读到这则公告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卢梭投稿的文章引出了卢梭思想的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和文化进步，实际上只会导致人性的道德堕落。

这一结论的影响包括孟德斯鸠 (Montesquieu)，弗朗索瓦·芬乃伦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米歇尔·德·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小塞内加，柏拉图和普鲁塔克。

卢梭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契约理论和对托马斯·霍布斯的解读。对塞缪尔·冯·普芬多夫和约翰·洛克思想的反应也推动了他的思想。三位思想家都认为，没有中央权威的人类在相互竞争的状态下面临着不确定的条件。相反，卢梭认为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财富就不会有冲突。

卢梭尤其批评了霍布斯的论断：既然人处于“自然状态……不知道善的人，他必定是天生的恶；他是邪恶的，因为他不知道美德。”

相反，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未败坏的道德”仍然占上风。

关于人类的本性

第一个人，用篱笆围起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并找到足够多的人天真地相信他，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真正的创始人。从多少罪恶、战争、谋杀，从多少恐怖和不幸中，谁也救不了人类，只有拔起木桩，或者填上沟渠，对他的同伴们喊：当心，不要听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忘记了大地的果实属于我们大家，而大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你就完了。(卢梭1754年)

和当时的其他哲学家一样，卢梭把假设的“自然状态”作为规范指南。在最初的条件下，人类“彼此之间没有道德关系，也没有决定性的义务”。由于他们彼此之间很少接触，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没有多大意义。分开生活，就不会有嫉妒和不信任的感觉，也不会有财产和冲突的存在。

卢梭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有两个共同的特征：自我保护的本能和对其他物种的同理心，两者都先于理性和社交。只有道德上被剥夺的人才会只关心自己与他人的相对地位，从而导致自负或虚荣心。他不相信人类天生就比其他物种优越。然而，人类确实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改变自己的本性，而不是局限于自然本能。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另一个方面是完美的能力，这让人类可以选择改善他们状况的方式。这些改善可能是持久的，不仅会导致个人，而且会导致集体的改善。与人类的自由一起，改进的能力使人类的历史进化成为可能。然而，没有人能保证这种进化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关于人类发展

卢梭断言，他所谓的“野蛮人”所处的人类发展阶段是人类发展中最好的或最优的阶段，介于禽兽不如的极端和颓废的文明的极端之间。＂...没有什么比处于原始状态的人更温和的了，当大自然把人置于与野兽的愚蠢和平民的致命的启蒙等距离的时候”。

这导致一些批评家把“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的发明归功于卢梭，亚瑟·洛夫乔伊认为这一概念歪曲了卢梭的思想。

卢梭认为，由于野蛮人对自然的依赖减少了，他们变得相互依赖，社会由于误用完美性而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在一起生活时，人类从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生活方式，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发明。然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人类选择的产物。

卢梭关于人类发展的观点与各种中介形式紧密相连，即个体在使用另一种视角或思维过程时与自己和他人互动的过程。根据卢梭的说法，这些都是通过人类天生的完美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自我意识、道德感、同情心和想象力。卢梭的作品故意对这些过程的形成模棱两可，以至于中介始终是人类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作为一个个体，一个人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到他们是一个“自我”。

只要家庭之间的财富和地位差异很小，第一次集体聚会就会伴随着短暂的人类繁荣的黄金时代。然而，农业、冶金、私有财产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依赖却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冲突。随着人口压力迫使他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经历了心理上的转变：他们开始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并开始重视别人的好评，认为这对他们的自尊至关重要。

当人们开始互相比较时，他们开始注意到有些人有与他人不同的品质。然而，只有当道德意义被赋予这些品质时，它们才开始产生尊重和嫉妒，从而产生社会等级。卢梭指出：“野蛮人生活在自己内心，而善于交际的人，总是在自己之外，只能生活在别人的意见中。”这导致了人类的腐败，“产生了对无辜和幸福致命的组合”。

根据卢梭的观点，在重视人类差异之后，他们会开始形成社会制度。后来，冶金和农业加剧了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之间的不平等。毕竟，土地已经变成了私有财产，零和博弈将导致对土地的竞争，导致冲突。这将导致富人创造和延续政治体系的“骗局”，从而使他们的权力永存。

关于政治理论

“人生而自由，却处处受束缚。”那些认为自己是别人主人的人实际上是比自己更伟大的奴隶。”(卢梭《社会契约论》)

根据卢梭的观点，最初出现的政府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都是社会中不同程度的不平等的产物。然而，他们总是会以更严重的不平等告终，直到一场革命推翻了这种不平等，新的领导人会出现，带来更极端的不公正。然而，人类自我完善的能力仍然存在。由于人类的问题是政治选择的产物，它们也可以通过更好的政治制度得到改善。

《社会契约论》概述了在古典共和主义框架内合法政治秩序的基础。该书出版于1762年，成为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它发展了一些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Encyclopédie)文章中提到的早期作品：政治经济学论述中提到的观点。在这本书中，卢梭勾勒出了一个重新获得人类自由的新政治体系的形式。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为了合作的利益和需要而离开的一种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原始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要求人类采用法律制度。在社会的堕落阶段，人们容易频繁地与同伴竞争，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们。这种双重压力威胁着他的生存和自由。

卢梭认为，个人通过社会契约加入公民社会，放弃对自然权利的主张，既可以保全自己，又可以保持自由。这是因为服从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可以保证个人不服从他人的意志，也可以保证他们服从自己，因为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

虽然卢梭认为主权(或制定法律的权力)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但他也对主权和政府做了明确的区分。政府由地方法官组成，负责执行和执行公共意志。“君主”是法治，理想情况下由议会直接民主决定。

卢梭反对人民应该通过代议制议会来行使主权的观点，他赞成城邦的共和政体，日内瓦为这种政体提供了一种模式——如果按照卢梭的原则进行更新的话，这种模式就会实现。法国不能满足卢梭的理想国家标准，因为它太大了。后来关于卢梭著作的很多争议都是围绕着他的观点的分歧，他认为，公民被迫服从公共意志，从而获得自由。

共同意志的概念是卢梭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核心。然而，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模糊和有争议的概念。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或城市贫民的暴政(就像法国大革命中可能看到的那样)。这不是卢梭的意思。这一点在卢梭的《政治经济学论》中很明显，卢梭在《政治经济学论》中强调，大众意志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大众的侵害，而不是要求他们为大众牺牲。当然，他清楚地意识到，人有自私和局部的利益，这将导致他们试图压迫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所有人的利益同样忠诚必须是每个人的最高(尽管不是排他的)承诺，这不仅是在真正的共同意志被注意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它首先被成功地制定的情况下。

《社会契约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逻辑的严谨性，这是卢梭在二十多岁时从数学中学到的。

卢梭以一种近乎数学的方式发展了他的理论，从最初的论点——人必须接近自然——推导出陈述。人类对集体活动的“非自然”参与，导致了不平等，而不平等反过来又侵犯了自由，从而阻碍了原本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状态。这种社会契约是一种默契的契约，其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平等，从而保证作为优越社会价值的自由；许多政治声明，特别是关于权力组织的，都是从公民之间的平等和他们服从于公共意志的“公理”中派生出来的。(安德拉尼克·坦吉安 (Andranik Tangian，《民主的数学理论》，2014)

关于教育和育儿

教育中最崇高的工作是培养一个有理性的人，而我们希望通过使一个小孩有理性来训练他！这是结束时的开始；这是制造仪器的结果。如果孩子们懂得如何推理，他们就不需要接受教育了。(卢梭，《爱米尔》)

卢梭的教育哲学关注的不是传授信息和概念的特殊技巧，而是培养学生的性格和道德感，这样即使在他将不得不生活在不自然和不完善的社会中，他也可以学会自我控制和保持美德。一个假设的男孩爱弥尔(Émile)，在一个家庭教师的监护下在乡村长大，卢梭认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然、更健康，他会通过家庭教师安排的各种学习经历来指导他。今天我们称之为“自然后果”的纪律方法。卢梭认为，孩子们通过体验他们行为的后果而不是体罚来学习对错。导师将通过他的学习经验确保爱弥尔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卢梭是发展适宜性教育的早期倡导者；他对儿童发展阶段的描述反映了他对文化演变的看法。他把童年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到12岁左右，孩子们受自己的情感和冲动所引导；　

第二个阶段：从12岁到16岁左右，理性开始发展；

第三个阶段：从16岁开始，也就是孩子成长为成年人的阶段。

卢梭建议年轻的成人学习手工技能，如木工需要创造力和思考，会让他摆脱困境，将提供一个回退的谋生手段的改变命运的事件(最辉煌的贵族青年被受过教育的这种方式可能是路易十六，他的父母让他学了锁匠的手艺)。十六岁的孩子也愿意找一个异性伴侣。

尽管卢梭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预示着现代思想的到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并非如此。卢梭相信，在古罗马模式下，家长制家庭的道德优越性。苏菲，这个注定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作为爱弥尔理想女性的代表，被教育要受丈夫的统治，而爱弥尔，作为他理想男人的代表，被教育要自我管理。这不是卢梭教育和政治哲学的偶然特征；这对他区分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公共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卢梭想象的私人领域取决于女性的从属地位，因为它和公共政治领域(它所依赖的)都能像卢梭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卢梭预见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现代观念，即母亲在家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和早期教育的责任。

女权主义者，从18世纪晚期1792年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就批评卢梭把女性限制在家庭范围内——除非女性被驯化，被谦虚和羞耻所约束，否则他担心“男人会被女人专制；因为，如果女人能轻而易举地唤起男人的感官，男人最终会成为女人的牺牲品。”他的同时代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卢梭认为母亲应该母乳喂养孩子。马蒙特尔写道，他的妻子认为，“某些事情必须原谅，”她说，“一个教会我们做母亲的人。”

卢梭的思想影响了进步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约翰·达林(John Darling) 1994年出版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及其批评者》(Child-Centered Education and its Critics)一书将现代教育理论的历史描述为卢梭的一系列脚注，他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好的。卢梭同时代的教育家佩斯塔洛齐、詹利斯夫人以及后来的蒙台梭利和杜威的教育理论都直接影响了现代教育实践，这些教育家的理论与卢梭的有重要的共同点。

二、宗教观

卢梭早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在他的道德改革时期又回到了家乡日内瓦的严厉的加尔文主义，在他的余生中，他一直坚持这种宗教哲学和约翰·加尔文的现代立法者身份。不像许多不可知论的启蒙哲学家，卢梭肯定了宗教的必要性。然而，他在哲学著作中提出的宗教观点，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与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不一致。

卢梭对宗教宽容的强烈支持，如《爱弥尔》中所阐述的，被解释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无差异主义，并导致了这本书在加尔文主义日内瓦和天主教巴黎的谴责。虽然他称赞《圣经》，但他对当时的基督教感到厌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断言，真正的基督追随者不会成为好公民，这可能是他在日内瓦受到谴责的另一个原因。他还否定了原罪学说，而原罪学说在加尔文主义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他的《致博蒙特的信》中，卢梭写道：“人的内心并没有天生的乖僻。”

在18世纪，许多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只是一个抽象的、非个人的宇宙创造者，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卢梭的自然神论与一般的自然神论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感性。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好的，与社会的有害影响是分开的。

卢梭认为自然美具有精神价值，这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对自然和宗教的态度。

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埃弗德尔、格雷姆·加勒德和达林·麦克马洪还把卢梭归入反启蒙运动。

卢梭对他的自然神论受到如此强烈的谴责感到沮丧，而那些无神论的哲学家却被忽视了。他在给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弗·代·博蒙 (Christophe de Beaumont)的信中为自己的宗教观点辩护，在信中，他坚持在宗教问题上的讨论自由本质上比试图用武力强加信仰更具有宗教意义。

三、卢梭的精神遗产

共同意志

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想法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属于当时使用的司法和神学著作中一个成熟的技术词汇。狄德罗(Diderot)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用过这个短语；他的老师，修士尼古拉·马勒布兰奇(Nicolas Malebranche)。它指明了法律传统中所体现的共同利益，区别于并超越了人们在任何特定时期的私人和特殊利益。它展示了一种相当民主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宣布，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应该在他们自己的主权会议上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行动。

这一概念也是17世纪斯宾诺莎更为激进的共和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卢梭与斯宾诺莎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不在于他对平等重要性的坚持。

尽管卢梭关于人类从公民社会建立起的那一刻起道德堕落的观点与斯宾诺莎的人性总是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观点明显不同。对于这两位哲学家来说，自然状态的原始平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和标准。在塑造“共同意志”或斯宾诺莎的“共同利益”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稳定和政治救赎。没有平等的最高标准，共同意志将毫无意义。在法国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法国各地的雅各宾俱乐部在要求激进的改革时经常引用卢梭。尤其是任何旨在促进平等的东西，比如土地重新分配，它们同时，尽管是无意识地，也在唤起一种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的激进传统。

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在恐怖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平等主义的共和主义者，有义务消除多余的东西和腐败；在这一点上，他们最显著地受到了卢梭的启发。根据罗伯斯庇尔的观点，个人的缺陷是通过坚持“公共利益”来纠正的，他将“公共利益”定义为人民的集体意志；这个想法来源于卢梭的共同意志。革命者也受到卢梭的启发，将自然神论引入法国作为新的官方公民宗教。

革命中更为激进的阶段在仪式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出现援引了卢梭和他的核心思想。1793年8月，由革命最重要的艺术总监雅克-路易斯·大卫组织的仪式在巴士底狱被拆毁的地方举行，以纪念新共和国宪法的成立，这是在最终废除所有形式的封建特权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以卢梭民主的泛神论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康塔塔为特色，这一点在《爱弥尔》的第四卷著名的“牧师职业”中得到了阐述。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指出了卢梭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在《法国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批评了卢梭，这种批评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反响，导致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禁止了他的作品。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恐怖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延续到了下个世纪。正如弗朗索瓦·福瑞特(François Furet)所指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19世纪，无论是对革命的崇拜者还是批评者来说，卢梭都是对革命的诠释的核心。”

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卢梭对美国开国元勋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他们的思想相似。他们都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不言自明的信条，也都相信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接受公费教育。我们可以将美国宪法的“普遍福利”概念与卢梭的“共同意志”概念相提并论。杰斐逊式的民主与卢梭对瑞士和科西嘉经济孤立而独立的赞扬，以及他对纪律严明的民兵组织(如瑞士各州的民兵组织)的认可，还有更多的共同点。

然而，威尔和阿里尔·杜兰特认为卢梭对美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根据他们的说法:

卢梭政治影响的第一个迹象是公众对法国积极援助美国革命的同情浪潮。杰斐逊从卢梭、洛克和孟德斯鸠那里获得了独立宣言。作为驻法国大使(1785-1789)，他从伏尔泰和卢梭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美国革命的成功提高了卢梭哲学的声望。

卢梭最重要的美国追随者之一是教科书作家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 1758-1843)，他受到卢梭在《爱弥尔》(Emile, 1762)中关于教育学的思想的影响。韦伯斯特根据卢梭关于儿童智力发展阶段的观点设计了他的拼写课本。

卢梭的作品可能通过华兹华斯和康德的作品间接影响了美国文学，他们的作品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神学家威廉·埃勒里·钱宁等一神论派都很重要。《最后的莫希干人》和其他美国小说反映了在托马斯·潘恩和英国浪漫主义原始主义中同样存在的共和和平等主义理想。

四、卢梭的主要著作

《现代音乐论文》， 1743

《论艺术与科学》，1750年

《自恋者：喜剧》，1752年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1754年

《法国音乐之信》，1753年

《政治经济学话语》，1755年

《致德阿伦伯特先生的信》，1758年。

《朱莉》，1761年。

《爱弥尔》，1762年。

《社会契约，或政治权利原则》，1762年。

《给马勒斯赫伯斯先生的四封信》，1762年。

《山里的信》，1764年。

《音乐词典》，1767年。

《忏悔录》，1770年，出版1782年。

《科西嘉岛宪法草案》，1772年。

《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1772年。

《关于植物学要素的信》

《语言的起源》，发表于1781年。

《对话：卢梭，让-雅克的审判》1782年出版。

《一个孤独行者的遐想》，1782年出版。

五、欣赏和有影响的评价

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合著的《卢梭与革命》一书，开篇就提到了卢梭:

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很快就被父亲抛弃，患有一种痛苦而屈辱的疾病，在陌生的城市和不同的信仰中漂泊了12年，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被社会和文明所否定，被伏尔泰、狄德罗、百科全书和理性否定。作为一个危险的叛乱者被驱赶到各地，被怀疑有犯罪和精神错乱的嫌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看到了他最大的敌人的赞美。为什么这个人，在他死后，战胜了伏尔泰，复兴了宗教，改变了教育，提升了法国的道德，激发了浪漫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影响了席勒的戏剧，歌德的小说，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伦理学，所有这些，对后代的影响都超过了18世纪的其他作家或思想家，而18世纪的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

德国作家歌德、席勒和赫尔德都说过，卢梭的作品给了他们灵感。赫尔德把卢梭视为自己的“向导”，席勒则把卢梭比作苏格拉底。

歌德在1787年说：“爱弥尔和他的情感对有教养的心灵有普遍的影响。”卢梭写作的优雅被认为激发了法国诗歌和戏剧的重大变革，使它们摆脱了僵化的文学规范。其他受卢梭作品影响的作家包括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俄罗斯的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英国的华兹华斯、索西、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以及美国的霍桑和梭罗。托尔斯泰说：“15岁时，我脖子上挂的不是通常的十字架，而是卢梭的画像。”

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强调个人主义，否定“文明”，受到托马斯·潘恩、威廉·戈德温、雪莱、托尔斯泰和爱德华·卡朋特等人的赞赏。与卢梭同时代的伏尔泰很欣赏《爱弥尔》中“萨伏亚德牧师的信仰宣言”一节。

卢梭的现代崇拜者有约翰·杜威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据马修·约瑟夫森说，卢梭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一直备受争议，直到现在，卢梭仍不断获得崇拜者和批评者的青睐。然而，批评家和崇拜者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强调了这个人的重要性，而那些公正地评价他的人则一致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在文明问题上最优秀的思想家。

六、对卢梭的批判

最先批判卢梭的是他的哲学同行，尤其是伏尔泰。根据雅克·巴尔赞 (Jacques Barzun)的说法，伏尔泰对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 》感到恼火，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感到愤怒。伏尔泰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论述的解读是，卢梭希望读者“四肢着地行走”，符合野蛮人的形象。

塞缪尔·约翰逊告诉他的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我认为他是最坏的人之一；一个流氓，应该像他过去那样，把他赶出社会。”

让-巴蒂斯特·布兰查德是他的主要天主教徒反对者。布兰查德反对卢梭的消极教育，在这种教育中，一个人必须等到孩子长大后才能发展理性。孩子在早年就会从学习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也不同意卢梭关于女性教育的观点，声称女性是一个依赖他人的群体。所以把他们从母性的道路上赶走是不自然的，因为这将导致男人和女人的不幸。

历史学家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指出，与神话相反，卢梭不是原始主义者，对他来说:

模范男人是独立的农民，没有上级，没有自治。这足以引起哲学家们对他们从前的朋友的憎恨。卢梭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拒绝优雅和奢侈的文明生活。伏尔泰曾说过“多余的，最必要的东西”。卢梭要用中等农民的生活来代替高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对他们来说，这是乡村与城市的对比，一个令人恼火的想法，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卢梭的每一部新作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政治、戏剧、教育、宗教还是爱情小说。

1819年，政治哲学家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在他著名的演讲《论古代与现代的自由》(On Ancient and Modern Liberty)中批评了卢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更为激进的追随者(特别是Abbé de mable)，因为他认为“一切都应该让位于集体意志，所有对个人权利的限制都将通过社会权力的参与得到充分的补偿。”

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针对卢梭的几部作品中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律》，他说:

人在这一切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只不过是开动起来的机器。事实上，它们不只是制造机器的原材料吗？因此，立法者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与农业专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王子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就像农夫和他的土地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这位关于公共事务的作家被置于人类之上有多高呢?

巴斯蒂亚认为，卢梭希望忽视由人民创造的社会秩序形式，将他们视为由哲学家塑造的一群不加思考的人。

巴斯蒂亚还认为，卢梭在阐述他关于人性的观点时自相矛盾；如果自然“足够强大，可以重新获得它的帝国”，那么为什么它还需要哲学家来引导它回到自然状态呢?

巴斯蒂亚提出的另一个批评观点是，纯粹生活在大自然中，人类注定要遭受不必要的苦难。

在《论不平等》和《社会契约》中，萨德侯爵的《贾丝廷》或《美德的不幸》(1791)部分模仿并作为卢梭社会学和政治概念的灵感。诸如自然状态、文明是腐败和邪恶的催化剂、人类“签订”一份契约以相互放弃自由以保护权利等概念尤其被提及。例如，杰南德伯爵在贾丝廷，在特蕾莎询问他如何为虐待和折磨妇女辩护后，说道:

相互使对方幸福的必要性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在两个同样有能力伤害对方的人之间，因此是在两个实力相当的人之间，除非在这两个人之间立即订立一份合同(联合条约)，使双方有义务互不使用任何一种对任何一方都不有害的力量，否则这样一种联合永远不会产生。哪个更强大的国家才会同意这样的协议呢?

埃德蒙·伯克在卢梭随休谟访问英国时对卢梭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后来又将卢梭的利己主义哲学与他的个人虚荣心联系起来，说卢梭“没有原则，但有虚荣心。这种恶习使他近乎疯狂。”

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在他的文章《平等》中提到了卢梭；卢梭的人民主权概念借鉴了霍布斯和洛克的观点；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缺乏独创性的地方。他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他关于人类原始状态的不科学和非历史性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中期是很常见的"

1919年，“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批评他所谓的“情感人道主义”，并为此指责卢梭。巴比特对卢梭的描述被洛夫乔伊在192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被大量转载的文章反驳。在法国，法兰西运动 (Action française)的创始人、法西斯理论家查尔斯·毛拉斯(Charles Maurras)“在1922年毫不后悔地把浪漫主义和革命的责任都归咎于卢梭。”

在冷战期间，卢梭因其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和随之而来的滥用而受到批评，例如雅各布·莱布(Jacob Leib, 1952)的《塔尔蒙》(Talmon)，《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这在学者中被称为“极权主义论题”。政治学家玛洛伊(J.S. Maloy)说：“20世纪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加到雅各宾主义的恐怖名单上，卢梭应该受到谴责。卢梭被认为主张对人性进行侵略性的干预这是中世纪极权主义政权试图证明的，但他补充说，“卢梭研究中的极权主义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影响的归因。”

然而，阿瑟·梅尔泽在承认卢梭不会赞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同时，也认为卢梭的理论确实包含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因为他们提出了植根于同情情感的“认同政治”。梅尔泽还认为，卢梭在承认人的才能是不平等的同时，也默许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然而，也有人反驳说，卢梭关心的是法律下的平等，而不是人的平等。另一方面，对于斯蒂芬·T·恩格尔来说，卢梭的民族主义期待着超越国家内部社会和宗教分歧的“想象社区”的现代理论。

基于同样的理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卢梭在20世纪下半叶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阿伦特以卢梭的思想为例，将主权的概念与公意的概念相一致。在她看来，正是这种建立一个统一意志的愿望建立在压制舆论支持公众激情的基础上，这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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