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黄昏记古诗（无限杂思废除朝九晚五）

文/刘洪波

用说时间的方式来说人生,更具体地讲,用说钟点的方式说人生,这是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八小时以外”表示私人生活,“朝九晚五”表示规律性的职业生活,是现代社会的公共知识。了解得多一些,我们知道“八小时”是社会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制度安排。琢磨得深一点,“朝九晚五”就是“八小时工作制”的实例,大多数人如此,但也有很多人是“朝八晚四”或“晚八朝四”,工业时代用工作、职业定义每个人的朝与夕,定义“早晨”从何时开始。

工业时代的时间规制,是严格区分工作状态和个人状态、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管住了时间就安排了人生。个人状态、私人生活被称为“业余”,表明产业、职业才是时间规制谋划的核心,而人不是。人生不是为人而展开,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

“八小时”时间规制,有诸多要求,并被塑造为美德,例如严格守时、全神贯注,确保八小时内分分秒秒都在工作状态,这里强调了两种在场,一是身体的在场,人们必须集中到工作地点;二是精神的在场,人们必须排除私人事务,这就是“职业精神”。它后面有一种工业逻辑:机器操作或流水线式的工作流程设计,需要多人在一起,一时仅做一件事,这件事在流程中被切分到极为细小单调,例如反复去拧一种螺丝,以便每个人能像机器一样无差别地运作,效率就是“转速”与时间的函数。工业时代可以说是“时间导向”的时代。

这种时间规制首先是外部强加的,时钟就是法律和神,人在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从事满负荷的工作,社会文化与伦理宣教也发挥作用,渐渐内化为所有人的日常观念、公理性的社会知识,并通过时钟普及成为社会主导意识。久而久之,人们将“八小时”观念当成一种先验的道理,不再感到拘束,建立起适应模式,将八小时的无趣当成理所应当,从而获得了“自由”,所有人的个人生活都在服从于这一时间规制的前提下展开。

如同钟表这个“元机器”定义了工业时代,电脑作为新的“元技术”正在界定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切在信息和通讯的前提下展开,撬动了工业时代的时间规制。

我们知道,即使在工业时代,仍然有部分人是在“时间导向”之外的。作家、艺术家是受情绪召唤而工作,而非受工厂时间的召唤而工作,他们的时间由个人安排。即使在大规模作业体制之内,医生和记者需要的是“召之即来”、“随叫随到”,按照解决事件的逻辑去工作,而护士和排字房工人需要的是“坚守岗位”,时间上安排并不一样。一般来说,工业时代里,召之即来的时间灵活性职业通常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而职业地位较低的员工通常有更严格的时间限制,本质上说,这就是大多数人受到时间限制而少部分人获得时间自由,但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弹性的时间安排或许意味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现在,随着信息和通讯在社会生活中的基元化作用,“事件导向”的时间规制逐渐生成了。远程工作、虚拟组织、网络办公等等,带来了工作与生活的重新融合,钟点的重要性降低了,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再度模糊起来,但并非农业时代、作坊时代那种无意识的模糊,而是“事件”变得越来越多、事件与非事件失去界限的模糊。钟点弱化不意味着时间控制的减弱,被称为“机德”的及时接响电话,保持24小时在线的即时通讯,就是事件导向下的时间规制要求。

工业时代的社会组织是工厂化的,时钟时间是分析性的,时间被视为同质、可分、线性、匀速、绝对客观,独立于物体和事件。虚拟社会的社会组织是多元化的,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组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协同工作,时间态度、时间心理和时间文化都变得复杂化、多元化了。一次做一件事的工业时代行为逻辑,正在被同时做多件事的信息时代行为逻辑所取代。大脑和行动中,时块更加碎片化,用于“并行运算”“多任务处理”,数字设备的器官化意味着人将随时随地处理各种事务。

新的时间规制,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直接检查工作过程,进行过程控制,确保工作时长,而是关注事件处理的结果;“永远在线”就是“永远在岗”,使“朝九晚五”之类的时段约定不再重要;“并行运算”和随机处理、马上就办,打乱了工业体系下的时序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限要求,因为协商而柔性化;日/周/月/年的时间节奏因为全天候在线、全球性应答而变成持续的伺服状态;建立在现场控制基础上的劳动,变成远程通讯控制,不得不采取适度信任;长时间亲身接触建立信任,变成了快速形成信任甚至以基本信任为前提;过程和耗时评价变成了业绩和结果评价……

总而言之,信息和通讯时代在塑造新的时间规制和新的时间管理、时间交往、时间文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机制和时间道德必将一点点地被蚕食,问题只是需要多久而已。建立在“实际”的时间控制和空间控制基础上的社会体制,面临时间和空间虚拟化、数字化带来的冲击,新的时间规制还难以详尽描述,但已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了。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