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角度看饥荒（从能量流动看战争的生态维度）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打响了入侵中华的第一枪，妄图侵吞中国这头沉睡的巨象。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绥靖政策，半年间卫国防线节节败退。同年十二月，日军即攻占南京。其后，日军企图沿铁路南下，拿下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在军事力量难以抵御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以水为兵”，在河南花园口一带毁坏黄河堤坝，引黄河水泛滥，从而切断日军的进攻路线，得到缓息之机。然而，这一军事行为虽然阻拦了日军的进兵步伐，却因自古黄河治水方式造成的黄河水势以及夏季河水暴涨的原因，致使豫南一带遭受了严重的黄河水害。之后几年间，国民军与日军隔江而战，对黄河两岸的社会、生态造成了深刻影响，尤其是1942-1943年间，河南一带因为厄尔尼诺气候影响干旱少雨，粮食作物大幅减产，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饥荒。

1938年至1943年间，河南连续出现洪水和饥荒的灾情，其中有自然的因素，但归根结底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战争密不可分。军事冲突带来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引起自然环境的改变。美国汉学家穆盛博在其著作《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一书中，即通过1938年至1943年间由中日战争引发的河南洪水与饥荒及其后果的考察，以能量和能量流动的观点为中心，叙述了战争双方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干预，以及这种干预对生态所造成的破坏，深入研究黄泛区的河南居民如何在一连串战争和灾难中生存，展示了这段战争的环境史和社会史。

与生物学概念不同，在《洪水与饥荒》中，能量的“新陈代谢”不仅是生命系统的能量流动，也包括社会组织的物质流动。而正是社会和环境之间能量流动的改变，造成了河南的生态灾难，将战争、洪水和饥荒联系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农牧业产出是人类粮食的主要来源，从前的中国普通百姓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战争则从多个方面打破了这种闭合循环。作者认为，“以水为兵”的战争策略极大的改变了黄泛区农业环境条件，洪水泛滥引起的河床改道、河沙堆积、土地盐碱化影响农田地力，再加之逃灾农民的背井离乡，减少了能量向农业的投入。而另一方面，战争极大的掠夺社会资源，不仅要征粮征兵、苛捐杂税，还要抢占各种物资以备战争使用。原来黄泛区的物质经济循环遭到破坏，被迫向战争双方流动。洪水期间，农业难以为继以及战争物资掠夺造成了“新成代谢”的能量投入变少，但被迫产出增加，民不聊生。而后还加剧了由自然气候引发的饥荒的灾害程度，黄泛区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国民政府打仗、救灾两相冲突，民众只能向黄泛区以外的地方转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在新的居住地，百姓重建生态平衡还需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资，不免导致原生态的破坏。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际力量的强力注入下，黄泛区的生产活动才逐渐回复，回到了1937年前的水平。

由《洪水和饥荒》不难看出，中日战争引发了黄泛区的洪水和饥荒，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它切断原有的物资能量流动模式，让大量物资能量为战争双方所占用。这其中，自然环境影响物资能量流动，物资能量流动又反向重塑自然环境，军事冲突通过能量流严重干扰了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