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历任校长（牛津校长年度演说）

2020年在谢尔登剧院的校长年度演说

在10月初，牛津大学校长路易斯·理查德森（Louise Richardson）教授在牛津大学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发表了年度演说，她针对牛津大学在过去一年的抗疫努力、研究创新、机构发展，以及战略目标中的招生公平、全球角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回顾总结。欢迎阅读以下演讲全文中文翻译（标题为编者从文中摘选）：

牛津大学校长2020年度演说

各位同事，感谢你们抽空出席大学议会会议，聆听我的年度演讲。年度演讲是一个传统，回顾大学过往一年的成就，也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尤其感恩，今天的会议能在宽敞的谢尔登剧院举行，让大家可以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感染风险。今年，我们必须舍弃以往在牛津图书馆议政厅（Convocation House）发表演说的传统，这在某种程度上略带讽刺意味，因为在17世纪爆发大瘟疫时，伦敦议会转移到了牛津议政厅进行会议。当时，牛津大学的成员也同样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我们的学者也跟现在一样，站到了带领全国抗疫的前线。

往年位于图书馆议政厅的校长年度演讲

新冠疫情

今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是忙于扑灭如燎原野火的全球疫情，并在险峻的新环境下，继续推进重要的研究、教学和行政事务的一年。首先，我想花点时间，向你们和所有的教职员工，致上牛津大学最诚挚的谢意。我首先要向我们的保洁人员道谢，是他们在第一线确保我们能安全使用学校各个大楼。这次疫情危机带来的一个正面效应，就是让所有机构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日常安康依赖那些默默无闻，却举足轻重的无名英雄。今天，我想特别向那些让灯火通明、电脑网络稳定、保持给学生和教员提供建议的同事们道谢。他们是我们的看护者和守护者，支撑起了我们共同参与和分享的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疫情期间都有失去的体验。有些人可能被新冠病毒夺走了亲友，我的心与你们同在。即使没有亲友离世，大部分人也感受到失去了某些自由——不受限制的旅行、使用一些图书馆和实验室、出席会议，与朋友同事无拘无束地社交。我们都想念学术生活中微妙的化学反应，有时食堂里或走廊间的偶遇，可以带来重大的启发。我们的家多了很多不同的功能：有时候是幼儿园、学校、图书馆、办公室、理发店和健身房。而奖学金为很多人解决了燃眉之急，特别是那些需要照顾别人的人。我理解过去六个月面临的未知数和剧变，可能已让你感到筋疲力尽。可是我也知道，我们从疫情里学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疫情中牛津大学展现了自己最好的品质和能力。因此，虽然无意淡化上个学年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仍然想庆祝牛津大学取得的成就，并且以积极甚至称赞的口吻分享大学正在推行的工作。

在此我想赞扬所有同事在疫情袭来时，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方式作出的巨大的努力，和我们迅速又成功的应对。当问到圣三一学期（Trinity Term，第三学期）的情况时，尽管在艰苦环境下付出很多心力，大多数部门表示向远程授课的过渡非常顺利，有些甚至出乎意料之外。通过预先录好的讲座、网课工具Canvas和线上会议的结合，使学生能够按计划完成课程。以下的一些数字，可以让大家了解这项工作的规模：在圣三一学期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通过软件Panopto向学生提供了61000小时的内容，而学生对这些在线内容也非常满意。在学生评价中，对线上导师（tutorials）和督导环节（supervisions）的满意度高达80%，对录制讲座的满意度也达至75%。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举行线上考试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超过18000名学生在10星期间完成了逾千场考试。在线考试计划确保在这一非常时期能有可靠、可持续的网上考试服务，也会为考试院未来的线上考试带来更多选择。

现在判断疫情对牛津大学的财务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们最初估计第一年会因疫情损失9000万英镑，主要因为学费和研究经费以及来自展览、会议及交易的收入减少。此外，我们必须投入资源来迎接米迦勒学期（Michaelmas Term，第一学期），为教职员和学生提供新冠检测，改造校园的环境，为研究生的科研延期提供资金，以确保他们有足够时间完成学业，以及提供更好的“照顾者复工援助金”（Returning Carers Fund）帮助有护理责任的人能更容易回到岗位。我们还对网络和图书馆系统进行了大量的额外投资。

幸运的是，牛津大学有可灵活支配的财务储备为后盾，校务委员会已经批准大学从储备金里拨款6000万英镑填补损失。正因如此，我们不用像其他一些机构那样采取更激进的财政手段，并保护我们的教职员工。我们通过节约开支来增加储蓄，将原本计划的一些基建支出延后，暂停员工招聘及优异奖金发放。牛津大学将继续全力保护所有现有的岗位，继续推进符合牛津生活成本的工资标准（Oxford Living Wage），并确保正在临时停职（furlough）的员工能够领取全额薪酬。

我们希望，因预期收入减少而变得保守的预算规划，和本学期创新高的新生入学人数，会打开经济复苏的序幕。尽管如此，我们将对预算计划保持审慎，时刻谨守牛津大学的使命，照顾好我们学生和教职员工，同时不忘我们对后世的责任。

紧急状况改变了我们的常态。我相信在各自的脑海中，我们都能想起在过去六个月里，我们不得不学会的以前没机会学习的技能。名词 ‘Teams’ 和动词 ‘Zoom’ 对我们都有了全新的意义。我想简要回顾下牛津大学在疫情期间学习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带着这段经历进一步完善未来的工作。

在教学方面，转变为开卷考试和网上考试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新的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小班教学和一对一导师课能顺利在网上进行：远程上课的学生尤其欢迎可回放的视频课，让他们可以整理笔记，复习难点。我们知道人数较多的班级更难进行线上教学，因此升级了Microsoft Teams的功能，为新学年做准备。我们还对图书馆电子资源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和整合。我们在圣三一学期添置的4000册新电子书，以及在数字平台的投入被证明非常值得，会在未来很多年使我们的教学方法变得更有创意。

从心理辅导和职业辅导，我们将一系列学生服务远程提供并从中学习经验，这些服务在未来将持续在线提供。我们也将继续提供优秀的电子资源库和对外活动。因为疫情，我们必须快速联系上有财政或者其他困难的学生——我们完善了我们的安全网，缺席考试学位申请（Declared to have Deserved Honours Degree -DDH）和特殊情况申请制度。牛津大学设立专项基金，来支援因新冠疫情而遇到经济困难的学生，包括：在圣三一学期提供紧急援助金（Emergency Assistance Fund）以应付突发开支，以及在新学年提供更大金额的新冠困难基金（COVID Hardship Fund）。

曾有传闻说牛津大学办事缓慢低效，而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一个传闻。我们不仅光速调整了我们的教学方式，还同样调整了我们的科研，而整个世界都从中受益。1月，当大学得知詹纳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在艾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教授和萨拉·吉尔伯特（Sarah Gilbert）教授领导下，一直在研究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并且相信他们的研究可以调整来进行COVID-19疫苗的开发时，大学立刻同意从刚设立的战略研究基金（Strategic Research Fund）中拨款100万英镑来承担开销，使詹纳团队能够加速工作。我们判断，如果研究取得成果，其他资金也会接踵而来。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政府、国际组织和慷慨的个人捐助者合集贡献了2700万英镑，来支持牛津大学的疫苗研发。

在知道了新冠病毒株基因排序的100天内，吉尔伯特教授和她的团队就有了候选疫苗，使牛津大学疫苗组（Oxford Vaccine Group）的安德鲁 ·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和他的团队能开始临床试验。目前，疫苗已成功通过一期和二期的临床试验，七月中的结果表明，疫苗不仅安全，并且能有效诱发抗体和T细胞的双重免疫反应。三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当一直严格遵守安全规范的疫苗小组，因有一名志愿者出现健康状况而暂停进程时，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但现在临床试验已经在英国、巴西和南美洲重启，我们与全世界一起，满怀希望与敬意，期盼好消息。

我们在4月30日宣布与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达成协议，来进一步开发、大规模生产及供应疫苗。一方面，我们努力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借疫情谋利的一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重蹈覆辙，避免上世纪40年代早期牛津学者发现青霉素后，将所有权利悉数交给美国企业的错误。我们要求所有合作伙伴承诺，一旦疫苗证明有效，将以成本价在疫情持续期间进行发放，并将在发展中国家永久地以成本价格供应疫苗。阿斯利康已经同意相关做法，现在正进行全球临床试验，并在疫情风险下生产疫苗，这样如果疫苗证明有效，就能立刻开始供应。

与此同时，彼得·霍比（Peter Horby）教授和马丁·兰德雷（Martin Landray）教授正在领导大型新冠疗法的临床试验RECOVERY。超过12000名患者参与了测试新冠治疗药物的这一研究。在六月，试验结果显示，一种价格低廉的常用类固醇药物——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可以让使用呼吸机的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三分之一，让需要氧气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五分之一。这使地塞米松成为首个被证实能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据估计，仅这一发现就已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该临床试验还证明，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和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opinavir-ritonavir）不是有效的治疗药物，而对其他疗法的测试还在进行中。

我们已经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证明，除了我们冲在全国抗疫最前线的医学及科技工程数学研究人员，我们社科和人文学科的同事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举两个例子：梅林达·米尔斯（Melinda Mills）教授正在研究与口罩相关的社会行为；露西·克洛弗（Lucie Cluver）教授则在调查疫情间的育儿问题。

我们的人文学科学者也在时代背景下，发出强烈的光芒，帮助驱散了当下的焦虑情绪。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教授针对追踪接触应用程序获得公众信任需要的道德考量，正在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提供建议。艾玛·史密斯（Emma Smith）教授借由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瘟疫背景，进行疫情研究。海伦·里斯（Helen Lacey）博士则探讨如何从黑死病的经验，预测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

因为所有这些优秀同事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牛津大学的研究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能与这些研究有所关联使我们非常自豪。我们的疫苗工作为牛津大学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和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就强调了大学作为尖端研究的实践者，向社会提供的重要服务。在大学经常感到要为自身角色辩护的时代，这些研究有力地证明，支持大学进行广泛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这能帮助我们应对新的跨国威胁，不论是来自传染病、海平面上升还是网络犯罪。我们认识到，当你拥有360度的视野，就不会有认知的死角。

机构发展

托马斯·艾略特(T S Eliot)笔下角色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J. Alfred Prufrock）有一句名言：“我已经用咖啡匙量出了我的一生。”高校排名有时候就像用咖啡匙丈量；它们为数众多，而且常常引起争议。尽管如此，我很荣幸汇报牛津大学在激烈竞争中，仍被视为英国顶尖大学，继续享誉国际。我们2021年再次荣登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榜首，连续五年蝉联桂冠。今年是我们近几年来首次荣登卫报大学指南（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榜首。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我们位列全球第四，是排名最高的非美国大学。而锦上添花的是，我们几周前又被《星期天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评为年度大学。我们得知，获此殊荣的主要原因包括：在新冠研究上的贡献，以及在提高本科生多元化上的进展。

这些排名是对我们卓越工作质量的表彰，不论是研究、教学、以及各种形式的生活辅导、行政和技术支持，这一切让牛津大学的生活成为可能。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牛津是一种货币，那它将是黄金般的价值。虽然我们已经习惯在你们身上看到这样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它们的价值和年复一年保持这样高水平研究教学的惊人成就，却是绝对不容小觑的。我们继续名副其实地，在成功的地基上“添砖加瓦”。虽然很多小型工程遭到延误，但主要工程的建设与计划仍然持续进行。汉斯·克里布斯二号楼（Hans Krebs 2），这座生物化学系主楼的建设继续推进，预计将于明年二月完成。旧的廷伯根大楼（Tinbergen）戏剧性的拆除工作已经开始，新的生命与精神大楼（Life and Mind Building）将于2021年夏季开始动工。新大楼将比廷伯根大楼多出25%的可用空间，会成为实验心理学系和新的生物系的主楼，也将整合动物学和植物学系（Departments of Zoology and Plant Sciences）。新楼的建筑设计符合最近发布的《大学可持续设计指南（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Design Guide）》里的性能要求，包括被动节能建筑（Passivhaus）原理，这将实现40%的碳减排。

尽管疫情肆虐，新的苏世民人文中心（Schwarzman Humanities Centre）的规划仍然迅速推进。我们在二月任命了霍普金斯建筑事务所（Hopkins Architects）和知名声学家伊恩·纽鲁斯（Ian Knowles），以确保中心音乐厅的音响效果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这一年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会议持续在网上举行。同时在疫情禁行期间，人文文化计划（Humanities Cultural Programme）把“大帐篷！现场活动（Big Tent! Live Events）”系列改为线上举行，并已经举办了17场活动，获得来自23个国家的22000名观众参与。在疫情爆发以前，这一计划举办了众多成功的现场活动，包括与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和其他本地文化组织的合作项目。我们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合作来支持艺术节。疫情期间因为活动取消，门票收益大减，让艺术界格外面临挑战。

新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Institutefor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将设立于建成的苏世民人文中心内，并且已经任命了一名所长、两名助理教授、两名博士后研究员和两名博士生。研究所已经举办了数场研讨会，众多翘楚齐聚一堂，有哲学家、顶尖技术研发人员和来自商界、学术界和政府的人工智能用户。我们的目标，是一如既往地站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最前沿。这一领域的当代重要性可与医学伦理学相提并论，并将为研究、学习和辩论提供一个跨学科平台。

创新

被古老梦幻塔尖环绕的牛津大学，在创新领域表现卓越。我很欣喜地宣布，在我发表演说的此刻，从2015年开始启动的牛津科学创新基金（Oxford Sciences Innovation-OSI）已经产出了200家衍生公司。这些公司从2011年起成功吸引外部投资32亿英镑，仅过去12个月就吸引了八亿五千六百万英镑投资。我们拥有针对单一机构的全球最大的大学风险投资基金。牛津大学科技创新公司（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今年实现了超过3000万英镑的收入，其中超过1800万英镑将回馈给牛津大学，大部分将通过新的战略研究基金（Strategic Research Fund）再次投入到基础研究，并在今年颁发出第一笔研究奖金。在众多新近的发展中，我们特别为生物科技孵化器BioEscalator感到自豪。它在2018年秋季迎来第一批入驻公司，现在已经有13家公司，雇佣了110名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其中四分之一的公司有女性首席执行官，为其他公司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数家公司成功从BioEscalator“毕业”，迁入牛津科技园（Oxford Science Park）继续扩展规模。这一孵化器成为牛津郡生物科学创业社群的焦点枢纽。事实上，它的成功已经推动我们展开BioEscalator二期的规划。

举一个证明其有效性的例子，在BioEscalator诞生了数个与新冠肺炎直接相关的项目。如今在全国和全球范围都在竞赛，找出一个快速、准确、可靠和低价的新冠检测方法。我们的学者再次位于比赛的最前沿，而我知道大学、牛津市和英国全国都在为他们呐喊打气。我们一边自己研发检测（多亏戴利·古鲁克Derek Crook教授和其团队的工作），一边评估他人开发的新冠检测的表现。牛津大学已承诺一旦检测可用，就会马上投入服务。

战略计划

1. 慈善捐款

历史学家米莉安·毕尔德（Miriam Beard）曾经写道：“乐善好施的成果总是不可估量。”她毫无疑问是对的。在新冠肺炎的崎岖低谷中，涌出了一股仁慈、慷慨和善意的清泉。这在支持我们新冠研究的小额捐赠人上体现得格外明显，他们合计捐赠了超过10万英镑。在价值2760万英镑支持抗击新冠的捐赠中，有1600万镑将会用于医学研究，610万镑会用于设立疫苗研究的教授席位，还有560万镑将会用来兴建新的流行病预防中心（Centre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我们希望能在疫情结束后建立。

我们还收到了一些格外慷慨的个人捐款。其中鲁本基金会（Reuben Foundation）为成立牛津大学最新书院，捐赠的具有变革意义的8000万英镑捐款尤为突出。鲁本书院将于2021年秋天迎来第一批研究生，从而实现战略计划中在五年内至少建立一家新书院的承诺。书院旨在通过汇集来自不同传统学科的学者和研究生，来为当今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提供新颖的见解。书院初始的研究主题有：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环境变化以及细胞生命，其中包含正进行的对当前全球大流行的研究。这笔捐款还进一步扩大了现有的鲁本奖学金计划（Reuben Scholarship Programme），奖学金在2012年设立，来帮助来自弱势群体的本科生。

2. 招生公平

下一个话题是招生公平，今年我们也取得了极大进展。本学期开学的英国本科新生中，有68%来自公立学校，比去年增加了6%，比五年前增加13%。尽管我们尚未获得今年的数据，但从2015年到2019年，黑人和少数族裔（BME）学生占比从14.5%增到22%。今年，来自社会经济最落后的两类地区（ACORN4 and 5）的学生有4%增幅，这些学生在全体新生中占比16%，跟五年前相比增加8.6%。这些令人亮眼的数据，也证明了整个书院制大学招生导师们和录取同事们的出色工作。

今年，我们推出“牛津–阿兰·汉密尔顿和厄特勒·巴特勒·西姆斯奖学金（Oxford–Arlan Hamilton Earline Butler Sims Scholarship）”。这是我们首次向来自不利家庭背景的英籍黑人学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我们也同意了在UNIQ和UNIQ 暑期班项目增加一个黑人和少数族裔的班级。

我们将继续建设更多在线资源来支持年轻人，这包括UNIQ网上平台（UNIQ Digital）、目标牛剑（Target Oxbridge）和牛津冒险（Oxplore）等项目。在疫情间，这三个计划都在线开放帮助潜在申请者，特别是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最初不认为牛津大学欢迎他们申请，也不期望会在牛津找到归属感。今年我们首次实施的牛津机会项目（Opportunity Oxford），目标帮助这样的学生顺利过渡至大学课程。项目迎来了100个学生参与，而我们计划在2022年把人数翻倍。

在推动本科生招生公平取得重大进展后，我们越来越注重提升研究生阶段学生群体的多元化，也已经取得了进展。新的研究生奖学金基金配捐计划（Graduate Endowment Matched Scholarships - GEMS）在第一轮就创造了30个新的研究生奖学金，下一轮计划会在明年继续。我们也启动了Crankstart研究生计划，将为选定的学生攻读硕士学位提供资助。感谢Crankstart基金会慷慨解囊，让我们得以将暑假住宿学习计划UNIX 扩大对研究生获选人开放。另外，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将设立黑人学术未来倡议（Black Academic Futures），这个新倡议将为明年入学的英籍黑人研究生设立10份新奖学金，并计划在未来几年扩大这一倡议。

3. 种族平等章程

这里话题进入种族平等章程。2020年是全球抗议警察不公正现象和其他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重要一年。令人鼓舞的是，尽管疫情迫使很多人向内困在家里，来自所有种族的人都在向外发声，因为强烈感到我们需要在对抗种族不公的问题上大步推进，大量人群聚集并参与游行，来强调这一信念。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我作为个人和校长都将致力于推动种族平等，让牛津大学成为一所多元、包容、公平和尊重的机构，不负现代世界顶尖大学之名。

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积极参与爱尔兰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我曾参加声援纳尔逊·曼德拉的游行，之后也与他一起游行反对对黑人的政治压迫。因此在春天，当有人引用我从未说过的话，而一些报纸试图在校园内外挑起矛盾时，我感到格外痛心疾首。针对是否要保留、重新解释、更换或封存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历史遗物，可能会在大学内部引发辩论——但与此同时，整个大学绝对团结一致，谴责种族主义，并决心让其在牛津的未来无立足之地。

为实现目标，我们已加紧行动来反映出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相信杜绝种族主义不仅需要消除偏见，还要持续有意识地推动种族平等。我们目前和未来计划的行动包括：以我们申请更新种族平等章程（Race Equality Charter Mark）为框架，促进全校讨论种族议题和我们可采取的实际步骤。我知道很多这样的讨论已经在各个学部和大学花园、图书馆和博物馆部门内进行，但我仍然想看到一个全校范围的工作小组来召集、倾听、分享想法、并共同提出建议，来解决大学内部少数族裔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高层，缺乏代表性的问题。我已经邀请两位分别掌管人事和教育的副校长，安妮·特雷费森（Anne Trefethen）教授和马丁·威廉斯（Martin Williams）教授共同主持工作小组。

除了增加少数族裔的学生和员工人数外，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我们增加了黑人和少数族裔辅导员的人数，新推出了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网上培训模块，也努力在所有委员会中让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都有更高的代表性。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通力合作。

我们的社区参与项目，正努力提升牛津本地黑人和少数族裔社群在大学活动中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学校也在努力鼓励牛津市小学生定期探访校园。在资源和组织方面，牛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TORCH）的“种族与抵抗项目”（Race and Resistance Programme）提供了一个研究枢纽，同时我们通过多样化基金（Diversity Fund）、范·荷登基金（Van Houten Fund）和约翰·费尔基金（John Fell Fund）的资助，来增加关于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研究和相关活动的资源支持。我一直将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话铭记在心：“历史，并非仅仅指代，或在原则上代表过去……相反，历史的强大力量，源于我们背负着它前行……历史实际存在于我们做的一切事情中。”在牛津，蕴藏在建筑、景观、食堂、图书馆和小礼拜堂中的历史包围着我们。我们无法完全改变历史的景观，但我们可以选择带向未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用行动承认历史的存在，并力求通过个人品格和集体努力来改善未来。

4. 牛津的全球角色

在一个与远近同事都很难见面交流的时期，在我们即将与欧盟分道扬镳的前夕，我们值得反思牛津大学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我们的国际联系，和这些联系在我们现在、过往及将来的基因中应占的比例。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大学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建立联系，并去研究它们、理解它们；可以认为大学是“没有问题、没有科目、没有历史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个人孤立存在的”思想的精神家园。

国际主义的价值——一种彼此联系、通力合作、贯彻始终去解决全球共同问题的方法——在当前的危机中前所未有地彰显，当自由、公开地共享信息和知识真正转化为挽救无数生命时。遗憾的是，在同一时刻，国际主义经常被一些政府嗤之以鼻，意图推动政策用孤立来强化保护主义和身份认同。

我认为，大学有道德和学术责任，去指出现实中的逻辑谬误，不论是推卸责任、迁怒外来者、还是退出让各国共同承担高标准责任的国际协定。我们也可以示范协作的力量。全球疫情凸显了大学在应对全球危机和迅速大规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政府往往发现自己缺乏实际准备。我们拥有专业知识、经验、基础构架和现成的国际网络，来连接关键的节点，经常在还没形成合力之前。

纵观全校，有超过500名研究人员正进行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大部分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霍比教授（Professor Horby）是英国新型与新兴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小组（New and Emerging Respiratory Virus Threats Advisory Group）组长，他从一月初开始，就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合作开发一个国际新冠病例数据库，该数据库交由牛津的服务器托管。

纳菲尔德医学系（Nuffield Department of Medicine）的董涛教授正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从基因、分子和细胞层面更深入理解病毒的演变。工程科学系的黄巍副教授和崔占峰教授一直在研发一种新的新冠检测装置，只需加热块就可用肉眼分辨检测结果，特别适合在农村地区使用。

尼克·戴（Nick Day）教授和盖·斯威特斯（Guy Thwaites）教授参与了在泰国和越南的抗疟药临床研究，保护当地医护人员不受新冠病毒感染。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教授也一直和包括泰国政府在内的多个方面合作，利用手机数据，通过人口流动限制模型来控制泰国的疫情传播。

在非洲，牛津大学疫苗组（Oxford Vaccine Group）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合作，进行了非洲大陆第一次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与此同时，疫苗组也与圣保罗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共同在巴西开始疫苗临床试验。另一方面，动物学系的努诺·法利亚（Nuno Faria）教授一直在协助基因组学和流行病学中心（CADDE）在巴西的项目，目标通过生成快速基因组数据，在疾病爆发成全球大流行之前及时发现。克里斯托夫·弗雷泽（Christophe Fraser）教授和大卫·邦索尔（David Bonsall）教授通过研究证据，向欧洲政府证明了即时接触追踪手机应用程式的可行性。莫里茨·克雷默（Moritz Kraemer）博士与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合作，共同开发包含所有确诊病例的实时地图。特鲁迪·朗（Trudie Lang）教授在全球卫生网络（Global Health Network）上创建专区，通过汇总协议规章、工具、指导和研究标准，来支持实证的形成。

社会科学领域，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汇总编写了全球政府疫情应对追踪（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系统性地搜集了超过180个国家在疫情应对上的不同政策差异。我们的国际联系深入大学的每个领域。

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的实际影响将在2021年显现。脱欧的影响就像丧亲之痛，无论经过多少年的心理准备，当真实发生时还是会让人深受打击。牛津大学会全力支援学校里那些生活和研究将受局势变化和持续不确定性影响的人。我想再次强调牛津大学和我个人，对不持有英国护照的教职员工及其家人的承诺，大学也会继续维系并加强与欧洲和世界学术圈建立的众多纽带和伙伴关系。

5. 言论自由

大学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激发、汇聚和检验来自不同专业精英学者的想法，并造福人类社会。在我们都还在适应过去数月的公众恐慌、社交限制和各种巨变带来的考验时，牛津大学对社会的巨大价值从未如此明显。大学扮演的另一个不显眼却同样重要的角色是倡导言论自由，并提供一个平台让多元、彼此对立的思想和观点可以被公开讨论审视。

近年来限制言论自由的状况让人担忧。从近期的“封杀平台活动（no-platforming campaigns）”到社交媒体上的骚扰、恐吓和钓鱼行为足以让最敢言的人都不敢力排众议。政策交流委员会（Policy Exchange）的学术自由调查发现，学生在表达他们认为有争议的观点时愈加拘谨。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想在一个能自由接触不同意见的环境里学习。我坚决维护牛津言论自由和学术表达自由的骄傲传统，并推动一个包容开放、即使有质疑反对时也愿意去倾听的社会。舆论支持大学内有言论自由，我们也毫无疑问在校园内外秉持这一精神：这是牛津大学对全世界的另一贡献。

在各国实施日益严格的边境管制之际，大学必须成为学术自由交流的堡垒。我们必须促进思辩、多元、包容和创新。我们必须持续向外交流。在一个面对面接触有风险的时期，大学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它让人们的思想会面，让他们的语言旅行，也让他们的工作能够打破阻挡积极变革的障碍。

6. 荣誉

牛津大学排名的上升完全是众多同事的工作成果。我很荣幸点名在我们庞大的学术团队里今年赢得荣誉和奖项的成员。

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演说发布的）一小时前由瓦德汉姆书院（Wadham College）学者、数学系荣誉退休教授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获得，他与莱因哈德·根泽尔（Reinhard Genzel）及今年获得我们颁发荣誉学位的安德烈娅·盖兹（Andrea Ghez）共享此殊荣。

去年十一月，牛津大学因开发创新的贫困测量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制定政策而被授予英国女王周年奖（Queen’s Anniversary Prize）。2020年的新年荣誉名单（New Year’s Honours List）上有七位牛津学者。有十位同事新获封为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院士，六位同事新获封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院士；有四位学者因对科学和医学的杰出贡献获得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奖章；此外，还有三位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的全球院士将会加入牛津。一队来自牛津大学的工程师团队获颁发英国皇家工程院的院长疫情服务特别贡献奖（President’s Special Award for Pandemic Service）；也有四位研究生获得竞争激烈的2020明日之星大奖（Rising Star awards）。我向他们都送上祝贺。

7. 同一个牛津和来年的展望

牛津大学有时候被比作一个国家里的州联邦。当内部竞争压倒合作时，会削弱我们的整体。但是当我们牢记社区的共同利益，在目标和政策上团结一致，就会增强我们集体组织的各个方面，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声音。

没有比过去半年更好的例子，来证明“同一个牛津”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同书院通力合作，致力于应对和适应疫情下的限制这一极其复杂的任务，同时为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学年制定计划。书院、学系和大学的同事志愿奉献了他们的时间，牺牲自己的假期，在周末坚持工作，来保护牛津大学的使命，和所有学生及教职员工的健康。

在我们迈进充满挑战的新学年之际，我想鼓励大家继续保持这种团结精神，为整体利益共同奋斗。

我们来年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守护大学的研究和教学，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保护学生和员工的健康。疫情不只揭露了社会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还有我们自身所处社群中的不平等。对某些人来说，在家工作或学习非常舒适惬意，但对其他人来说则异常艰辛。作为大学，我们无力解决所有的不平等，但我们会尽全力通过宽容和贯彻始终的政策来支援社区的所有成员。那些政策平衡我们对彼此、对大学，对牛津城，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责任。这些政策通过基于证据、各方咨询和公开透明的流程制定，并且将不断公开进行沟通。

8. 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们大部分精力都必须投入到应对适应不断变化的疫情影响中，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今年其他方面的计划。我已经提到我们为建设更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社群制定的计划。我们也打算更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或许疫情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忽略已知风险的愚蠢行为。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发生了八次近乎全球大流行的疾病，然而当全球疫情终于袭来时，我们依然缺乏准备。气候变化的风险日益明显，而我们承受不起无视这些警报的后果。去年这个时候，我提议我们审视我们的实践和可持续性目标，然后自问做得是否足够。我们在去年11月召开了可持续性圆桌会议（Sustainability Roundtable），成立了工作小组，访问了学生和教职员工，得出的答案是响亮的：“不够”。

四月时，我们以《牛津马丁气候意识投资原则》（Oxford Martin Principles for Climate-Conscious Investment）为基础，宣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计划，正式退出在化石燃料工业的投资，并且和基金经理合作，要求提供在他们整个投资组合里零碳排业务计划的证据。在过去的一年，工作组与大学可持续团队一直在制定一份可持续战略草案，设定了到2035年实现零碳排和生态多样性净增长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会在米迦勒学期就策略和达成目标所需的相应政策展开咨询，希望能在2021年初达成一个让所有人都引以为豪的新战略。

9. 庆祝

在顽强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和继续推进招生公平、多元化和可持续性政策之外，我希望我们今年也能花些时间庆祝。我们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庆祝成功研发有效的疫苗。我们希望能够庆祝从RECOVERY临床试验中获得更多拯救生命的发现。我们希望能够庆祝牛津学者为对抗新冠病毒所作出的其它重要贡献。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庆祝植物园成立400周年和大学图书馆成立700周年。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庆祝牛津大学录取女性学生的100周年。一百年前的1920年10月7日，牛津大学首次接纳女性成为大学正式的学位学生。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道义苍穹的弧线很长，但它终向正义弯曲。”事实上，女性花了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才成功争取到在牛津大学被授予学位的机会。我们计划从这个月开始高调、欣喜地庆祝，尽管庆祝可能比预期中安静，因为很多活动都要移到网上进行。

我个人非常荣幸能够宣布，为这一具有意义的百年庆祝的倡议之一，是将以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冠名设立女性历史学教授一职。知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历史专家布伦达·史提芬逊（Brenda Stevenson）教授将成为首位担任这一教职的学者。有太长的时间，女性被排除在历史记载之外。感谢60位慷慨的捐赠者，共同设立了这一教授职位的永久基金，也感谢将自己名字赠予这一席位的优秀女性。牛津大学会继续在教育世代历史学家的前沿，在历史中写回一直属于女性应该有的记载。

巧合的是，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也于2020年毕业。她是妇女接受教育权利的推动者，在塔利班暗杀中幸存下来，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回顾今年的难关和挑战，以及对逆境新现实的迅速适应，我从身边年轻人身上受到鼓舞，他们用力量和坚韧担起责任，以勇气和想象力迎接未来。今年的牛津大学看上去与去年并不完全相同。现在有了透明屏风和单向动线。我们的座位要保持社交距离，城市的夜生活（据说）也和以往不同。

可是当我环顾四周看今年为大学带来了什么，我首先注意到的并非社交距离，而是更紧密的社群。人们在疫情期间作为学者、老师、同事、邻居以及朋友凝聚一心。不论是为了年迈的邻居购买日用品，为未能回家的学生提供额外帮助，在隔壁房间照顾幼儿的同时为讲座授课录像，还是日以继夜研发疫苗，这所非凡大学的每个成员都为我们持续的健康与成功作出贡献。能成为你们的校长是我的骄傲。

我对你们这一年取得的所有成就和所展现的一切表示祝贺。我们医学团队的成功，显示牛津大学是多么幸运，我们能够站稳脚跟，因为有长期丰富的经验积累；能够广结合作，因为在全球都有研究伙伴关系；同时敏捷灵活，这让我们无需每次都经过无数委员会就能快速决策应对。我们目标要继续稳固立足、广泛联系并灵活应对未来。

正因有众多同事出类拔萃的工作，才令牛津大学的研究得以在全球享负盛名。我相信我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为了自己和其他高等教育界的同仁，来力争研究型大学的价值，为大学争取更多的研究经费。我相信今天这个国家不会有任何人质疑我们专业知识的价值。我想我们也应该借次机会，强调我们的工作不只在于研发疫苗和培养未来的科学家，还在于为思考和学习提供肥沃的土壤，让创想能够从不同领域学科中生长，互相跨界杂交，种下新的种子。现在是时候提倡对大学产生的“价值”有更宏大的理解。大学的意义不应该用高薪的毕业生、研发专利和衍生公司来定义，虽然这些都有其价值。大学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通过成为启蒙力量的网络，使人们对人际关系、社群自我认同和全球责任感有更丰富的认识。

这次的危机让我们看到，作为研究社群，我们可以极其迅速地行动，来解决全球范围的紧急挑战：我们可以筹募资金，可以集结团队，我们名副其实地做到世界领先。

这次的危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社群的巨大力量和人文关怀。人们尽力主动去帮助无法归家的学生，为自我隔离的人张罗日用品，为独居的同事送去美酒。面对挑战，你们用杰出思想家的创造力和学者间如家人般的情谊，互相尊重和依靠，一起渡过难关。

我非常有信心，这些同样品质会继续支持我们驾驭来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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