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法名家书法作品真迹（虽不是书法里的文房四宝）

梅清 《寿山石歌》

青田旧冻美绝伦，冰坚鱼脑同晶莹;

迩来寿山更奇绝，辉如美玉分五色:

柑黄蜡白朱砂肥，绿浮艾叶尤称奇。

印章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刻制印章、使用印章、鉴赏印章、收藏印章的传统，印章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章，从起源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为“玺”。

印章一词的含义比较广泛，应该包括古玺、印、章、宝、朱记、花押、戳记、关防等历代公私印鉴，以及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篆刻艺术。

印章的来源是印石，印章收藏和印石收藏是一对“ 孪生姐妹”。近10多年来，收藏印石印章的人日益增多，印石印章收藏市场日渐火暴，印石印章市场价大幅攀升，旺盛的人气正在吸引更多的收藏投资者进人这个富有文化含量的领域。

收藏投资印石印章应了解一 些印石印章的基本知识，包括中国印章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在印石印章的收藏投资活动中少走弯路。

一、商周:书契、字范和玺印

印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

据传，早在黄帝时代，印章就已经出现。关于印章的起源问题，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字记载是在汉代编写的纬书《春秋.运斗枢》和《春秋.合诚图》 中。《春秋.运斗枢》载:“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日‘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说得更有声有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日‘天赤帝符玺’。”

这两种说法显然把印章的起源归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了。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谬的，但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上述的玺章很可能是当时用作铸造铭文或图案的模子，没有象征权力的职能。

唐代杜佑在《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难以为据。

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但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

商周时期普遍应用甲骨文，以刀为笔，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成，广义而言亦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河南安阳殷墟之中，亦曾出土过颇似当今印章之铜玺，且其字迹清晰，斑斑可考，或可视为开印章艺术之先河。

把印章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刻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印章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材料的制作、镌刻一直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没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就没有印章。但这仅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阐明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出现的印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此外， 印章的产生源于制陶说也有一定根据。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法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

受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

陶玺应该有两种涵义。其一指玺印的质地为陶，由黏土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结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压泥陶上文字或徽记的经印。这些文字或徽记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称或标记。

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

早期的玺印发现于商周之际，其功用与器物的制作及铭记有关。“印”字古释为“信用”的意思，可见印章的产生和使用是出于信用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增强的缘故，它也必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发展。

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

从上述可见，印玺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印玺的形成与货物、与属于私有财产的奴隶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以证明物归谁主的印章便应运而生。

到了西周，随着以“工商食宫”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即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满足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由于商品经济不发展，当时独立经营的手工业和商业极少)的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类行列，才有了凭信的作用。

二、战国玺奇古诡异

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 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上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不能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画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 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除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包括吉语和生动的动物图案。另外，官玺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

三、秦:皇帝用玺臣民用印

先秦时期，古凤犹存，等级观念尚未严备，无论官印、私章，皆可称“玺”，且样式五花八门，美不胜收。

秦始皇立国，限皇帝印用“玺”字，其材用玉;臣民的印只能用“印” 字，限用其他印材至秦汉时，专制制度正式确立，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玺”成为皇帝王侯印章的专用名称，其他久色人等的印信只能以“印”“章”“记”等名之，且尺寸、样式亦有严格规定。

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河。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套统-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

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 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多为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

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

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浑然天成。

收藏者应了解的是，我们现在把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都称为秦印，因那时期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书体和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文字比战国古文容易认识。

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形为多，低级官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形官印的一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私印-般也喜作长 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 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人印。

四、汉:将军印(俗称将军章)

汉代时，篆刻印章兴盛到达顶点。究其原因，是由于秦代实行“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字，独行秦国创制的小篆字体，而晚出之隶、草、楷、行等诸字体尚未行世，故而篆文居官方正式字体地位，因而大盛。与当今因楷书乃官方正式字体，一般印章皆以正楷字体刻之属相同道理。

另外，两汉时社会稳定，冶炼业和手工制作业发达，使得汉印艺术取得长足进展，水平极高，成为历代篆刻家尊奉临摹之良范。

就制作方法而论，汉印多以黄铜浇铸而成，但浇铸前须将印文反刻于陶范内壁;而部分急就章乃直接用铜坯凿成，如“某某将军章”等;另有一部分则就玉材而雕琢。因此，三者尤其是后两者可被认为是现代篆刻艺术之始祖。

就风格而言，先秦印玺多古朴厚重，气象万千，于简拙中见功力;秦印多柔媚纤巧，精美雅致;而汶印多平直方正，大气磅礴。因志趣有异，故而各据一端，论者亦见仁见智，实高下难分。

汉印中较为有名的品种有汉官印、将军印、汉私印、汉玉印、朱白文印等。

汉官印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雅。西汉末手工业甚为发达，所以新莽时代的官印尤为精美生动，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

两汉官印以白文为多，皆为铸造。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印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

将军印也是汉官印中的一种。 有时由于军情紧●仓促封赐， 印草草凿成的叫凿印， 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力在中面上刻凿成的，所以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根生， 对后世的艺术风格各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遍都不称“印”而叫做“意”，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 形式最为丰富的的一 -类。形状各异，朱白皆备，更有朱白合为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川有铸有凿。

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 “佩玉” 在古代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画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干工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传世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

朱白文相间的印式在汉印中很见巧思，据说起自东汉。它的样式极为多样，朱白文字的位器安排及宇数均可灵活变化不受局限。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画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画较少、白文则相反，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用于私印，未见用于官印。

五、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官印舒放自然

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传世的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宇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

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魏晋六朝还盛行子母印。子母印又称“玺印”，起于东汉.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大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两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方两印成 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 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六、隋唐:宝和朱记

魏晋以后，印章艺术陈陈相因，几无进展，皆工匠依样而行，谋食谋衣之小技也。

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有关。

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 都称印，只有皇帝印才称玺。

唐代武则天即位，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熄灭、死亡有关，很不吉利，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将帝王印改用宝字，而民间又出现朱记等称谓。由此，官、私印章特有的记字出现了。

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代了白文。许多官印印背上开始有年号凿款。

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叠篆”人印(古代的“九”为数的终极，故有此名，并不一一定要九叠，可以随笔画的繁简而变化)，以便填满印面。

七、宋:出现九叠篆和楷书

至北宋时，书画大家米芾等少数文人墨客开始参与印章制作，使其略显文雅之气，对印章的称谓和用字也更加丰富多样了，如关防、押、符、契、记、印信等不一而足。这些官、私印章完全是在实用的基础上沿革发展的。虽然其中有些玺印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但总也脱离不了工艺制品的属性。

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画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画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明、清官方印章，大规仿此不成，如“教阅忠节第二 指挥第 三都朱记”“通远军进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

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

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宋末元初的书画家赵孟顯对篆刻艺术大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影响，印文笔势流畅，圆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圆朱文”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效仿。

八、元:使用八思巴文

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天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字，并于至元六年(1269年)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于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

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印章背面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

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年~1359年， 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用于篆刻，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

王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因花乳石质软易刻，且价廉物美，以至自明代起文人治印之风大盛。

文彭、何震辈呕心沥血，博涉旁参，匠心独运，首倡复古，-变秦汉之后T余年治印格调之一蹶不振， 弃隋唐以来九叠篆体之僵硬板滞、宋元以降朱文小篆之衰落无力，直接效法秦印之纤巧、汉印之平直，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九、明:印文化第二高峰

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明代所形成的篆刻流派，大致有文何派、泗水派、娄东派等。

文何派亦称皖派，乃B以文彭， 何震为首的徽州印人集团之统称，开我中华“汉派”印章之先问，其标榜“宗秦法汉”，以秀润雅正、空灵明洁见长，继王冕之后，采用青田石治印，对明清篆刻艺术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文、文彰(48年-1573年)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代书画大家文微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形能知以小为主，四劲秀丽，古朴静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隔挥厚，额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 为后人所效法。

何震(?~约1604年)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起切磋印艺， 关系密切。

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自明中叶至清初，诸印家相互切磋，争妍斗奇，不同风格、不同师承、不同流派应运而生。其后丹青墨客多崇尚书法、绘画、篆刻三位一一体，殊难分离，实融会贯通者也。

泗水派，为苏宣主创。取法秦汉，受文、何影响而又另辟蹊径，运刀冲切结合，庄重雄浑，气势壮伟。

娄东派即扬州派，为汪关主创。汪关精于古文，取法汉印，得其神髓;白文印信法汉代铸印风格，刀法稳实，布局精严，浑厚古朴，形神兼备，富书卷气。

十、清:流派纷呈

清代中后期，篆刻家的队伍不断扩大，师承关系越来越复杂，考古学、文字学、碑版学的发达以及出土文物的增加给篆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文化艺术与经济生活关系进一步密切， 沿海省市已成为艺术活动频繁的热点，篆刻活动再难以用地域群体分派别，只以杰出人物为代表来划分流派。

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黟山派。

浙派为丁敬首创。敬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仿文、何而变其秀雅，博采众长，推崇阳刚，以切刀为主，苍劲古拙，沉着生涩，波磔前进。所谓“西泠八家”，即由丁敬执其牛耳，对晚清赵之谦、黄士陵、王福庵辈具有重要影响。

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邓石如擅长圆朱文，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扬文、何之长而避其短，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

黟山派，为黄土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秦、汉等诸代，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

此外还有吴攘之以汉白文见长，飘逸自然，富于笔意。徐三庚章法夸张，疏密跌宕，妩媚柔美，有人比拟为“吴带当风”。黄牧甫印风秀美，反对残损，力求光鲜纯洁的效果，他拟汉印劲挺平整而绝无板涩，拟古玺布局奇巧，妙趣横生，艺术魅力无穷。

十一、现代两大家:吴昌硕和齐白石

时至现代，最具影响者当属吴、齐两派。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 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

吴昌硕(1844 年~1927年)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昌硕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吴昌硕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核弘的吴派风格。

齐派(京派)创始人齐白石，早年受赵之琛、吴昌硕影响，后宗秦汉古风，篆法王莽《嘉量铭》《三公山碑》《天发神忏碑》，卓然屹立，自成一家。至20世纪30年代风靡印坛，旧京印人多出自齐门，其中刘淑度、贺孔才、陈大羽、肖友于、杨鹏升以及白石四子齐良迟等皆卓然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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