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一切皆干扰（德里达另一个海角）

德里达

另一个海角：记忆，回应，责任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译者：王立秋

译自：原载于PMLA第108卷第一期（1993年1月号），现代语言学协会出版，第89至93页。摘自J-stor，网址：http://www.jstor.org/stable/462854

本文改写自1990年5月的一次讲座，已得到《另一个海角：反思今天的欧洲》(亦即雅克·德里达的同名著作)出版者的允许，该书由帕斯卡-安娜·布拉特(Pascale-Anne Brault)和迈克尔·B.内斯(Michael B. Naas)翻译(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这里省去了本文的前五段，随后的节录也只列出要点。

作为开始，我要向你们倾诉一种感情。它已经与题目/海角(headings[caps])的主题相关——同时也是我不愿离开的海岸。那就是，一个老欧洲人多多少少的厌倦感。更确切地说，这种感情属于并非生于欧洲的欧洲人，因为我来自地中海的东海岸；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确定——自己属于某种过度涵化(overacculturated)、遭受过度殖民(overcolonized)的欧洲混血儿(hybrid)。（从拉丁文衍生的文化[culture]一词，与殖民[colonization]词根相同，这儿谈的也正是根的问题。）简言之，这种感情属于这样的一个人，由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完成小学学业，他必须努力大写/资本化(captalize)并充分利用(capitalizeupon)欧洲的古老年岁，同时还保持着些许在对岸度过的，对此冷漠无动于衷的青春。事实上，还保持着那种对他者的古老年岁无能为力的机敏(ingenuity)的一切标记，很早以前，法国文化就使他与对方分开了。

出于这种属于年老、过时的欧洲人的感情，自己年纪带来的朝气与倦怠，我将提出这次谈话的第一公理(first axiom)。我要说“我们”而不说“我”，从感情偷偷过渡到公理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我们欧洲人，前所未有的年轻，因为，具体、特定的欧洲仍不存在。它存在过么？而我们，则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刚起床，天刚亮，就业已衰老、疲倦。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这个极限的真理(axiom of finitude)本身就是一堆问题，或者说，是一场问题风暴。这些年轻而衰老的欧洲人，必须从哪个疲惫的国家重新出发，重新-上船(re-embark)[re-partir，再出发]？他们必须重新-开始(re-begin)么？或者说，他们必须离开(departure)欧洲，使自己和古老的欧洲分开么？抑或，重新上船，驶向某个尚不存在的欧洲？又或，重新上船，为的是回到某个起源的欧洲，在“重聚(reunion)”[“retrouvailles”]的隆重庆典中必需光复(restored)、再发现(rediscovered)、再造(reconstituted)的欧洲？

今天，“重聚”已是官方用语。它属于法国在欧洲的文化政治代码。部长讲话和官方文件都大量使用这个词；它们有助于解释弗朗索瓦·密特朗（共和国总统）的一次谈论，他（可能同时也掌管着欧共体）说，欧洲“正向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复归，就像返家(home)[chez soi]的游子一般。”这意味着什么？这可能么？可欲么？这真的是今天(today)的宣告本身么？

我甚至不会尝试，现在还不会，去回答或者回应这些问题。但是，我要冒险提出第二公理(second axiom)。我相信，它正是给这些断言（比如说，某种“重聚”）和问题以意义的可能性基始(preliminary)。尽管出于偏好(inclination)与确信(conviction)，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对同一性/认同/身份(identity)或文化概念——就像欧洲固有的名字——进行地理学的分析。我必须放弃，因为时间和地点不允许我深究(lend themselves to it)。但是，我必须以近乎教条的方式对此进行构想，这就是我的第二公理，一种枯燥的(dry)必要性，它将影响到我们的整个问题式(problematic)：文化本身/本有的东西并不与其自身同一（what is proper to a cultureis to not be identical to itself）。不是说没有同一性，而是说，不能识别(identify)自身，不能说“本人(me)”或“我们(we)”；主体形式只能出现在对自身的非-同一性中，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只能在同自身[avec soi]的差异中。没有同自身的差异，也就没有文化或文化认同。

对一切同一性或认同活动(identification)来说，可以反过来(inversely or reciprocally)这么表述：自我关系(self-relation)、对自我的关系(relation to oneself)、与自我的认同活动(identificationwith oneself)没有文化就不存在；只有作为他者文化的文化，双重属格的、对自身的差异的文化。双重属格的语法也说明，文化绝不可能有单一的起源。单一系谱(mono-genealogy)将永远是文化史上的故弄玄虚。

欧洲，昨天的欧洲、明天的欧洲，或今天的欧洲，会是该法则的范例，会是他者（其他个案）中的一个示范么？或者它将成为这个法则值得仿效的可能选择？通过培养这种构建同一性的对(同)自身的差异(difference-to-oneself[with oneself])，或者，通过把自己限制在某个同一性——那里，差异保持在聚集(gathered)状态——之中，个人会对文化遗产更加忠贞么？这个问题可能具备对一切关于文化认同的话语和政治，产生最令人不安的影响。

在《欧洲盛衰记》(“Notes on the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Europe”)中，瓦莱里似乎想要激怒熟悉的对话者，既亲近又陌生的对话者。在一个撇号中——就像问句的第一个声调，令人不安——瓦莱里向他的对话者抛出了“今天”这个词。“今天”，这个词用的是大写[1]；今天被变大了，仿佛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巨大的挑战，大写的挑战，是今天这天，是今时今世的这天：“好！你打算干什么？今天你打算干什么？”（228）[2]。

为什么今天这天，今时今世的这天，要用大写？因为，我们发现，对欧洲，对被作为（欧洲）自身之重复自我-同一性撕扯得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研究和思考今天的困难之处，在于 “今天”、特定事件、欧洲的独特(singular)出现、此时此刻的单一性(unicity)。欧洲全新的“今天”，新奇性尤其不与它的名称——又一项众所周之的谋划(program)，也是最为不详的谋划之一——“新欧洲”相像的今天，存在么？每一步我们都遭遇到这样的语言陷阱，而它们则不仅仅是语言陷阱而已；它们是谋划的一部分。那么，在一切已被穷尽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谋划，那些已被用尽但不可遗忘的谋划之外，欧洲是否还存在某个全新的“今天”？（我们不可以并且不能忘记它们，因为它们不曾忘记我们。）在我开始说，现在，在心中熟知这些谋划，并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因为这些不可遗忘的谋划令人疲惫不堪(exhausting)，且本身已被用尽(exhausted)——今天我们既不想要欧洲中心主义，也不想要反欧洲中心主义时，我用的是不是“我们”一词？在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谋划之外，我们必须为何种“文化认同”担负责任？对谁负责？面对何种记忆？为何种承诺？而且，对“今天”来说，说“文化认同”这个词合适么？

称号[3]总是标题(heading)[cap]。章节标题，大字标题，甚至是信头。提议用“另一个标题/另一头(The Other Heading)”来做这些简要的、准-即兴的思考的题目(title)，在登机时，我最初想到的，是航空用语(the language of aerial)或航海(nauticalnavigation)用语。在海上或者在空中，船舰具有某种“方向(heading)”：它“改变方向(headoff)”，朝向另一个大陆，也许，朝向它自己的目的地(destination)，不过，也可以再变。用我的语言，人们说定向(faire cap)和转向(change de cap)——“确定方向(to have a heading)”但也“改变方向(to change headings)”。方向(cap)[caput，头；capitis，首]一词，你也知道，指的是头(head)或者极端的极端性(extremity)，目标(aim)与终点(end)，以及顶点(ultimate)，最后的(last)，最终(final)时刻或最后的支架(last legs)，普遍意义上的终末境界(eskhaton)。它在这里把某种定向的(oriented)、算计的(calculated)、思虑的(deliberate)、自愿的(voluntary)、受命的(ordered)——通常受命于主管事务的男人——运动之极点(pole)、终点、目的(telos)，指派给（船或其他事物的）航行。没有受命于女人，一般说来，尤其在战争年代，是男人，从自己高居的点，舰首，他驾驶的船或飞机的头部，决定（航行的）方向。末世学(Eschatology)和目的论(teleology)——就是男人。是他，给船员下令，坐在控制室掌舵；他是头人(headman)，在船员和机器的头部。他常被称作头儿/船长(captain)。

“另一头”也可能暗示着，另一个方向就在附近(in theoffing)，或者，有变更目的地的需要。改变方向意味着改变目标，决定驶往另一个方向，或变更船长，或者，甚至——为什么不呢？——变更船长的年龄或性别。确实，它可能有提醒人们还有另一个方向的意思，这个方向不只是我们的[le notre]，而是另一个/他者[l’autre]，不只是我们认同、算计、决定的，而是他者的方向(the heading of the other)，在它面前，我们必须回应；我们必须记住(remember)它；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想起它；他者的方向，也许就是同一性或认同活动——它们不是对自我和他者有破坏作用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首要条件。

而在我们的方向之外，我们不但要让自己想起其他方向(the other heading)，还要，尤其是，记起他者的方向；也就是说，要让自己想起同一性与他者的关系，而后者，不再服从这种方向，甚至是（这种方向的）反方向(antiheading)——断头(beheading)、斩首(decapitation)——的形式、符号和逻辑。这些思考的真正题目(title)，即使题目也是某种方向(heading)或标题(headline)，相反，将把我们导向此方向/标题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heading)。经过选择，我将从这个标题、这一头[cap]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从种类(kind)和性别/类别(gender)[genre]的差异，也就是说，从阳性的和阴性的头儿(capital and capitale) ，推论出我所有论点的形式。某种“欧洲文化认同”，将如何对阳性的头儿，即资本，以及阴性的头儿，即首都的双重问题[4]，以负责任的方式——为自己，为他者，也是对(before)他者负责——作出回应？

欧洲今天，在瓦莱里大写的今天，在其文化（如果它能够把自己认作一个[one]，如同一[the same]一般，并能够在对自身的记忆中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回答的话）史上，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如果它有，如果它有一个单一的[one]，可以确认的[identifiable]历史时刻的话），这时，方向问题(the question of heading)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答案是什么，问题依旧存在(remains)。我甚至会说这是必需的：问题必须持续存在(remain)，即使在一切答案之外。事实上，今天没有人会想回避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近几月来在东欧或中欧已经开始，或更确切地说，已经加速的事件。这个问题非常古老，与欧洲的历史一样古老，但另一头或方向的他者之经验，以全新的方式自我呈现，不是“一如往常(as always)”地新，而是重新地(newly)新。若欧洲如此，又当如何：作为这样的历史开端，对于这种历史来说，方向的改变，与其它方向或方向的他者的关系，一如往常地可被经验？开放或非独占(nonexclusion)，某种程度上欧洲将对此负责？（欧洲）为欧洲的将来(wouldbe)，负上某种构成(constitutive)的责任？就好像这种责任的概念，一直到解放(its emancipation)之前，都要为欧洲的出生证负责？

和一切历史一样，毫无疑问，文化的历史也提出一种可以确定的方向，运动、记忆和承诺、同一性——即便它作为与自身的差异存在——梦想自我聚集的目的：通过带头(by taking the initiative)、先走(going onahead)，以参与(anticipation) [anticipatio占先, anticipare预计, antecapere先行理解]的方式。但历史也预先假定，方向不是被给予的(given)，它不是事先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另一个今天的新颖、单一性的入侵(irruption)，应该等待本身(as such)（但本身、独一或他者本身的现象和存在存在么？）；它（这种入侵）必须作为不可预见、不可参与(unanticipatable)、不可掌控(unmasterable)、不可确定(unidentifiable)——一句话，作为人们对此毫无记忆的事件，被人们参与。但我们古老的记忆告诉我们，参与和保持方向也是必需的，因为，在不可参与或全新的名下(under banner)——它也可能成为标语口号——我们可能会惧怕看到最坏的(the worst)幽灵，那个我们已经识别的幽灵。我们太了解“新颖”了，或者，我们太了解在各种情况下惊奇、纯洁、不可参与之“新”——有时也是“新秩序”——老套的雄辩(rhetoric)、蛊惑(demagogy)和精神教育(psychagogy)了。因此，我们必须同时质疑重复的记忆(repitivememory)和全新的整全他者(the completely other of the absolutelynew)，同时质疑记忆的大写/资本化(anamnestic capitalization)和对那些不再可以确定之物遗忘的显露(amnestic exposure)……

欧洲不仅是在地理学上的海岬(headland)或海角(heading)，总是自己以精神海角之表现(representation)与特征(figure)，同时作为规划(project)、任务(task)或无限的——亦即普世的——观念，作为自己的记忆，集聚、积累自身，在自身内为自己而充分利用自己。欧洲也混淆了它的影像、面容、外形，及其位置，它的发生 (taking place)，——带着某种先进点(advanced point)，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菲勒斯(phallus)之点，因此，又一次地，也带着某种方向，为了世界文明和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化……也许，是普遍意义上的认同活动，自我-呈现，同一性的自我呈现……（这些事物）总是带有某种资本/大写形式(a capital form)，先进点和资本化/大写化储备的船首饰(the figurehead of the advanced point and captalizing reserve)。因此，不仅仅因为出于时间的匮乏，我才要省去反规划(counterprogram)的进一步论证，后者这种古老目的论(archaeological)规划针锋相对，它属于一切关于欧洲的欧洲话语。我只注意到，从黑格尔到瓦莱里，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虽然有着使他们彼此区别开来的一切差异——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论精神》中，我试图把它们标记出来——这种传统的话语，已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主导）话语。它注明日期(dates)；它陈旧过时(dated)。它是最为通行的(current)，没有什么比它更流行了，但它已经在回溯(dates back)。而这种通用性(currentness)，显示出熟悉、令人不安的皱纹(wrinkle)，慎重而无情，某种时序倒错(anachrony)的红斑(stigmata)，标记出我们一生、我们一切姿势、话语和影响——无论公共还是私下——中的时日……

现在，我们必须自己为这种现代性传统话语负责。除我们对它所有的资本化记忆外，我们要为这遗产负责。我们并没有选择这项责任；它把自己强加给我们，而且以一种更为紧要的(imperative)方式，在那作为他者并来自他者的，我们语言的语言之中。那么，我们如何承担这项责任，如何承担这种大写的/与资本有关的责任(capital duty)[devoir]？我们如何回应？而且，首要的是，我们如何承担这种自称矛盾的责任，因为从游戏才一开始，这种责任就把我们铭写进某种必要的双重义务，某种双重的约束(double bind)？实际上，这种命令(injunction)把我们分开；由于此命令使得必须(il faut)和必要性(the it is necessary)倍增，它也总让我们处于有错或失职状态：我们有必要成为欧洲观念、欧洲差异的保卫者，但这里要保卫的，是这样的欧洲，它不在自己的同一性中闭塞自身，以一种值得仿效的方式使自身前进，走向尚不存在之物，朝着另一个方向或他者的方向，甚至——总而言之(altogether)，也许这是其他某物——朝向方向的他者，后者将是对这种现代传统的超越，是另一种边界结构，另一个海岸。

要忠实地为此记忆负责，因此也要严格地回应这种双重命令：这必须是重复(repeating)或决裂(breaking with)，延续(continuing)或反对(opposing)么？或者，不如说，这是创造另一种姿势(invent another gesture)、一种史诗般的姿势的尝试；事实上，这种姿势，正是为了从他异性，从另一方向或方向的他者，从完全他者的海岸那里指认(assign)责任，才要预先假定记忆的存在？

这个最后的假设，我更喜欢使自己朝向的方向，不仅仅是假设或召唤(call)，对同时作为矛盾或不可能被给予之物的召唤。不，我相信，现在这（假设）正在发生(thisis taking place now)。（但就此而言，同样有必要开始思考，这种“新”既非在场[present]，亦非通行[current]，更非某通行事件的在场。）不是说，它抵达，它发生或已经发生，也不是说，目前(presently)它已经被给定。相反，我相信，这个事件，如在来临中(comes)的事件，如今天，在欧洲，在边界尚未给定——和它的名字一样（情况不比它的名字好），欧洲也只是一个古语转义的名称(apaleonymic appellation)[5]——的欧洲的今天，寻找或承诺自身的事件般发生。我相信，今天如果有什么事件的话，它已在此发生，在这种记忆的行动中发生，这种记忆也就是为了忠实于另一个方向，以及对方向的他者，背叛资本/大写字母的某个特定次序……

帕斯卡-安娜·布拉特 & 迈克尔·B.内斯 英译

译注

[1] capital，有首都、资本、大写字母等义，德里达在文中对这个词进行了游戏。——中译注

[2] 法文原文出现在《盛衰笔记》931页。——英译注

[3] title，也有多义，如题目、头衔……。——中译注

[4]这里德里达对意为“首府”的阴性la capitale和意为“资本”的阳性le capital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游戏。——英译注

[5] 关于这个词，约翰·菲利普这样解释道：“paleonymy是旧词新义(neologism)的创造，我想这个词源于诸如paleology(古董学)（古物研究；研究远古事物，尤其是人类文化及其人工造物，考古学）或paleography(古文书学)（对古代书写、铭文的研究；解码、阐释历史文献和书写系统的科学或艺术）那样的词与metonymy(转义)或synonym(同义词)的类推……”。见http://courses.nus.edu.sg/course/elljwp/deconstruction&paleonymy.htm，引文由我译出。——中译注

参考文献

保罗•瓦莱里，《欧洲盛衰笔记》，载《历史与政治》，德尼斯•弗利欧(Denise Folliot)与杰克森•马修斯(Jackson Mathews)译。《瓦莱里全集》第10卷，马修斯编，伯林根书系序列45。纽约：伯林根基金会，1962年版，第226至232页。

——，《欧洲盛衰笔记》，载《瓦莱里全集》第二卷，七星书系，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0年版，第929至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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