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发展模式（新昆山之路①什么是）

【编者按】

作为连续14年雄踞中国县域经济之首的昆山，许多人惊艳于其发展之飞速及财富总量之巨，而昆山真正的秘密和价值，在于其身后所展现的中国改革的理念、路径与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始，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花开两朵：浙江温州模式和江苏苏南模式。而同处苏南、几乎同一时期崛起的昆山之路则堪称与苏南模式交相争艳。

昆山之路绝非当地930平方公里狭小县域不可复制的独门秘籍，而具有当代中国改革深厚的共性意义：以大开放破冰，以持续改革深化开放，以无畏的勇气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一个个发展的关隘做改革开放的探路者、领跑者。

昆山予以我们的启示还在于，无论站在了多高的山峰，自信但不自满，苟日新更日日新，进而从昆山之路再出发，趟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示范的新昆山之路。

昆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三峡间激荡前行的中国的缩影。从一定意义上，昆山之路映射的就是行进中的中国之路。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两月调研，采写了“新昆山之路”系列报道，以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为中国之路贡献昆山经验。本组系列报道共5篇，以下为“大开放篇”。

昆山城市广场

作为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国际性平台和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眼下，有“中国第一经济强县”之誉的江苏昆山市正全力推进上海虹桥商务区昆山展厅建设，意在将其打造成为对接进博会的“桥头堡”和招商洽谈的“会客厅”。

此前的8月22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在昆山举行了第二届进博会高端装备展区招商路演活动，昆山由此成为首个举办进博会招商路演的县级城市。

进博会与昆山如此相互看重，源于这座苏南明星城市强大的开放型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昆山几乎从零起步，以“自费”创办的开发区为战略平台，以对外开放为发展主线，通过跨区域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大力引进外资，走出一条闻名全国的“昆山之路”。资料显示，目前，昆山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聚集了全国千分之五点三的外资，创造了全国近百分之二的进出口总额。

中国40多年的县域经济发展史，大抵有两种典型模式，一类是起始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乡镇工业的民营经济，一类是借助外资开发之力强势起飞的开放型经济。毫无疑问，昆山正是后一种模式当仁不让的模范生。正是得益于这种成长路径，昆山斩获了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绿色发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的“五个第一”，连续14年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的“第一样板”。

对于昆山的发展之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江苏考察时听取昆山的汇报后曾表示，“昆山的发展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标杆地位，但是没有停滞不前，还提出这样一些赶超目标，难能可贵。苟日新、日日新，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有这样一种精神，有这样的劲头，我想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超越。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包括苏州，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去勾画的目标。”

如今，昆山被江苏省委省政府委以重任，成为6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地区之一，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现代化探索路径、作出示范。站在现代化建设试点的新坐标系上，以大开放为底色，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昆山之路”，昆山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出发。

没有大开放，就没有“昆山之路”

清晨5点40分，上海轨交11号线江苏昆山花桥段的首班地铁从花桥站开出，行驶约6公里、中途停靠2个站后进入上海境内。随后向东南蜿蜒，穿过上海主城区，近1个半小时后抵达终点站上海迪士尼。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昆山段

上海轨交11号线是中国首条跨省地铁线路，昆山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拥有轨道交通的县市。

这两个“全国第一”，来自于昆山的争取。早在上海轨交11号线规划建设之初，昆山就和上海方面进行了积极沟通，预留了轨道交通的建设空间，希望有朝一日地铁能延伸至与上海嘉定接壤的花桥镇。2009年1月，中央相关领导到花桥视察，在听取汇报后，对上海轨交11号线延伸至花桥的构想给予大力支持，并签署意见给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

此后，上海与江苏建立了两省市协调推进机制，联合推进轨交11号线北段调整工程项目有关事宜。2010年9月，上海轨交11号线花桥段成功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工程总投资16.95亿元，东起上海安亭站，西至昆山花桥站，全长约6公里，共设高架车站3座。2011年6月，11号线花桥段开工建设，并于2013年10月16日正式通车。

轨交11号线花桥段从构想到成为现实，是经历了大开放历练的昆山结出的又一颗果实。纵观昆山4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正是在开放的棋局上一步步精准落子，才使其从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竞争也最为激烈的苏南地区脱颖而出，进而成为领跑全国的经济强县。

作为江南的“鱼米之乡”，在改革开放初期，昆山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每年上缴国家商品粮2亿公斤左右，农民温饱有余，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小。以1979年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例，其在苏州地区名列前茅，用当地的话说，是“产量不高、贡献不小、收入不少、生活蛮好”。

然而，这种守着自家门户坐井观天的“小富即安”心理，使昆山很快被周围的兄弟县赶超。彼时，乡镇工业在苏南地区发展得如火如荼，异军突起的“苏南模式”使这一区域的多个县成了全国的排头兵，而没有踏上步点的昆山却尴尬地沦为“苏南的苏北”。1983年，昆山的经济总量和农民人均年收入都掉到了苏州的老末，成为苏州下辖6县的“小六子”。

强烈的对比之下，昆山痛定思痛。1984年元旦刚过，昆山县委县政府集中县乡（镇）村三级主要领导干部1000余人，举行了为期10天的冬训会议。在这个堪称决定昆山前途的会议上，县委县政府深刻意识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副不发、无商不活”，作出了实行“三个转移”的战略决策，即从单一农业经济向农、副、工全面发展转移，从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移，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移，全力主攻工业经济。

方向既定，如何实现？由于错失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与周边兄弟县早已抢先打下厚实的工业基础相比，昆山的工业底子几乎一穷二白，要靠自己的力量上项目、办工业，资金、项目、产品、技术和人才，个个都是难以逾越的坎。

想要迎头赶上，只能另辟蹊径。经过分析，昆山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区位优势，那就是靠近大上海，公路、铁路畅通，交通十分方便，虹桥机场离昆山仅有40公里，等于同上海共有。“昆山发展工业所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等因素恰恰是上海的优势，昆山在劳动力、土地资源、农副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又能补上海的不足。如果双方能联合，就可以扬长补短、优势互补。”昆山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时任昆山县长吴克铨在其所著的《唯实 扬长 奋斗——昆山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回忆，昆山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走横向联合之路，“借鸡生蛋”“借梯上楼”“借船出海”。

从1984年起，敞开大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被昆山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昆山喊出了“要发展，靠上海”的口号，全县上下“八仙过海”，纷纷到上海寻找“靠山”，同上海有关部门和企业全方位洽谈合作，请他们到昆山联营办企业，全面发展横向联合。短短两年间，就一口气上马了14个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

横向联合渐入佳境，项目究竟办在哪里，又成了昆山面临的新问题。彼时，国务院决定在14个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受此启发，1984年8月，在没有国家投资和优惠政策“加持”的背景下，昆山自筹资金，在县城东侧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开始动工建设工业新区，县长吴克铨亲自担任总指挥。这就是被称为“中国首个自费开发区”、日后成为昆山开放型经济最闪亮的名片——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1988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自费开发——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长篇通讯，并配发《“昆山之路”三评》的评论员文章，第一次将昆山的发展经验总结为“昆山之路”。从此，“昆山之路”名扬天下。

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及评论员文章。

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昆山办工业的思路越来越活，视野也越来越宽。在与上海发展横向联合的同时，其目光又瞄上了“三线”地区的企业。上世纪60年代，为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决定以西南、西北地区为重点，开展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经济建设运动。“三线”建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央搞“大三线”，地方搞“小三线”。

昆山敏锐地意识到，“三线”地区企业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犹如一片处女地，倘若联合开发，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为我所用。至此，昆山“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横向联合发展战略成型，成为其在早期县域经济竞争中后来居上的最大法宝。《苏州年鉴》显示，到1990年，昆山的主要经济指标已跃居江苏全省县市前列，其中，人均年收入名列全省第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三。

如果说横向联合这步妙棋让昆山看到了开放的别致风景，为其积淀了“开放气质”，使其在短短数年间完成“农转工”的嬗变，那么引进台资企业则是昆山大开放之路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其“内转外”的标志性大动作，从而一举奠定了昆山的全国“台资第一高地”的地位，也使其在2005年首次登顶全国百强县之首。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对这一历史性机遇，昆山马上作出反应。是年7月，昆山市委召开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决定举全市之力，抓住机会、迎接辐射、主动服务，积极配合浦东开发区。“充分利用昆山与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尽可能把客商引到昆山。”当时已任昆山市委书记的吴克铨在会上发出动员令。

其时恰逢台资企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大规模扩张，凭借着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昆山很快得到了台商的青睐，尤其1992年昆山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后，昆山更是成了台商投资的炙手可热之地。1990年10月，江苏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落户昆山开发区。此后，沪士电子、六合机械、捷安特、富士康、统一食品、仁宝电脑等台资大鳄纷至沓来。台湾商人重人脉、喜群聚的特性更是诱发了“以台引台”的效应，使昆山迅速成为台资企业的集聚区。

时至今日，台资已是昆山开放型经济的最大特色，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50%、利用外资的60%、进出口总额的70%，都来自台资企业的贡献。截至今年6月底，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达5113个，投资总额达608亿美元，10万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台湾地区名列前100名的制造业企业已有70多家在昆山投资设立了近百家企业，基本形成了光电显示、智能终端、装备制造等完整产业链。

“毫不夸张地说，昆山成就了台商的事业兴旺，台商造就了昆山的持续辉煌。”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说。

人的升级，是昆山“开放之路”的最大动力

已逝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是公认的苏南经济研究权威，“苏南模式”这一概念能够为天下所知，即出自于他的观察和提炼。对同处苏南地区的昆山，费孝通同样非常关注，他曾多次力推为昆山的自费开发区“正名”。在他的奔波和呼吁下，昆山开发区得以成为全国第一个跻身国家级开发区序列的县级开发区。

对昆山经济的“秘密”，费孝通有过非常精辟的总结。1989年10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他专程前往昆山考察，在听取了当地情况汇报后，他赞赏有加，当场挥毫题词：昆山有玉，玉在其人。

好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一定是从人的升级开始的。对以“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昆山而言，经济的大开放首先是人的思想开放，因此其能在开放之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和人的思想观念不断地突破和“更新换代”息息相关。

在昆山的开放史上，与“人的升级”有关的事件，最具转折意义的有两起，它们最终促使昆山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开放型经济也藉此迈入了新阶段。

第一起发生在横向联合发展的过程中。

1985年初，昆山与上海电视一厂达成协议，决定一家出资一半，投资600万元开办上海电视一厂昆山分厂，生产金星牌黑白电视机。根据协议，昆山要先支付上海一次性技术转让费15万元，投产后，每生产一台电视机再支付商标费15元。

也就是说，分厂产生的利润，上海方面得先拿走一笔不菲的商标费，剩下的再对半分。在很多人看来，“昆山吃亏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被上海人赚去了”，这是个“肥水流了外人田”的“不平等条约”。最节外生枝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上海方面实际只投资了30万元，其余部分由昆山出面贷款帮助筹集。争议越来越大。

但昆山的决策层却不这么看。他们给质疑的人们算起了3笔账：一是“国家账”。通过联合，增加了名牌产品的产量，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国家通过征税渠道增加了财政收入；二是“地方账”。如果不办厂，一分钱也拿不到，而办了厂，不仅增加了利润和税收，还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三是“账外账”。联合办厂可以培养和锻炼一批人才，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这是无价之宝”。

事情确实朝着昆山预想的方向发展。上海电视一厂昆山分厂当年签约、当年土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生产了2万台金星牌电视机。不到2年时间，分厂就获得利润1000多万元，不仅收回全部投资，还上缴国家税收800多万元。

“这个厂对昆山发展电子行业起着先导作用，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和熟练员工，为昆山开发区的初期建设做出了榜样和贡献。”吴克铨在《唯实 扬长 奋斗——昆山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回忆，金星电视机厂的实践，使昆山人尝到了甜头，讲速度、论效益成了时髦语言，“一时间横向联合成为昆山兴办工业的主旋律”。

第二起则与引进外资有关，相比于第一起，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更长，对昆山的影响也更为深刻。

早在1984年，昆山就首次“试水”创办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也是江苏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家名为“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的中日合资企业总投资150万美元，中日双方各占50%股份。

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中日合资）车间

但昆山很快发现，由于自己的出资来自银行贷款，苏旺你公司虽然赚钱，但去掉所得税、生产发展基金、奖励福利基金等，到手的分红只够支付银行利息。在此背景下，当苏旺你公司的日方股东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在1987年提出增资时，昆山方面给他们出了个点子：办外商独资企业。昆山如此决定，除了因为缺钱，更是考虑到苏旺你的原材料是进口的，产品也全部销往国外，“定价权其实都在外方，中方入股意义不大”。

这在当时显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决定。因为在江苏没有先例，往上汇报后，招来一片顾虑和质疑：“怎么能把一家公司的控制权全部交给外方？”

“成立外商独资企业，不占用中方资金，可以创汇，还能解决劳动力问题，又有税收……”在昆山不停地说服下，1988年8月，名为“国际苏旺你手套有限公司”的外商独资企业手续终于全部办妥、顺利开业，成为江苏第一家也是全国县级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苏旺你的成功在昆山埋下了一颗种子，所以当上世纪90年代初昆山市委提出通过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做大工业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独资企业”。当地政府意识到，如果按照办合资企业的思路，每个企业都要占股50%以上，需要投入的资金显然是地方财力无法承受之重。

但在当时特殊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昆山的动议立即招致了姓“资”姓“社”的滔天争议。时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对澎湃新闻回忆，那时，有领导给他打电话，张口就质问：“你为什么要搞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有什么好处啊？”压力空前，以致于昆山开发区专门形成了一份工委纪要，强调今后要以第三产业为主、以国有资本为主。“两个为主”意味着昆山要对独资企业关上大门。

幸运的是，在昆山开放型经济即将陷入最低潮之时，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阴霾散去，晴空万里。卸下思想包袱的昆山再次跃上开放的快车道。以昆山开发区为例，之前引进外资的规模总量是1亿美元左右，但此后仅一年时间，引资就达3亿多美元。到1997年，连续5年每年都是五六亿美元的水平。

“在独资和合资之争中，如果不坚持独资形式，不冒这个风险，大企业不可能进来，昆山也就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产业了。”宣炳龙说。

毫无疑问，通过解放思想使“人”不断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形成对改革开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抓住每一次关键发展机遇，是昆山的县域经济完美逆袭的最大动力。对此，昆山历任领导层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去年5月，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昆山市委中心组举行解放思想专题学习会，动员部署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此次学习会首次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镇1000多名基层干部通过视频“场外参会”，足见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昆山对解放思想这一动力之源的高度重视。

昆山希望通过掀起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对标老一辈昆山创业者“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三创”精神，全面激活党员干部身上“昆山之路”的基因和创业激情，“以思想大解放之勇争高质量发展之先”。

“昆山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解放思想；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更离不开解放思想。”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说，要切实用好解放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打开思想“阀门”，破除思维定势，既不迷信过去走过的路，更不迷恋过去走过的路。以新一轮思想解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全力闯出一条新路，打开一片新天地。

用改革的大突破，拆除一切束缚开放的藩篱

到今年2月，承担着“共同开创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重任的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已运行了整整6年。这个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的试验区，范围包括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山综合保税区、花桥经济开发区等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囊括了昆山所有重量级开放平台。

在国务院的相关批复文件中，昆山试验区有3大定位，即两岸产业合作转型升级的先行先试区、两岸中小企业深度合作的重要载体和两岸交流合作模式创新的示范平台。其任务是通过推进两岸产业深度对接、两岸服务业和金融业合作，争取在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新亮点，构建新机制。

昆山试验区从酝酿到落地，仅用了1年多时间。

2011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昆山考察，在昆山企业座谈会上提出“昆山台资企业比较集中，要在财税、金融、海关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并明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研究落实。彼时，已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地区之一的昆山也正在苦思将台资经济做大做强的良策，面对如此难得的“改革礼包”，即迅速行动，2个多月后即向省政府上报了《关于恳请批准昆山市开展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先行先试的请示》。

2012年7月，江苏省政府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设立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请示》。次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自此，昆山试验区成为了昆山最大的改革平台。

尽管一直以来，“开放”是昆山给外界的最突出印象，但“开放”与“改革”素来密不可分，“改革”同样是“昆山之路”至为重要的关键词。在昆山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中，用开放倒逼改革、用改革促进开放，以改革之举拆除一切束缚开放的藩篱的发展思路贯穿始终。

昆山早期第一个引起轰动的改革大动作与土地使用权有关。

自1984年昆山正式启动开发区建设后，由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难题，一直掣肘着这个自费开发区的扩张。如何解决？向上伸手显然异想天开，只能自我挖潜，向自己要钱。昆山想到的办法是“土地批租”，也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这无疑是个非常完美的想法，既解决了资金瓶颈，亦能吸引外商投资兴办企业。但此举又相当大胆，因为它事关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在当时，这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

经过竭力争取，1988年7月，江苏省政府批准昆山在全省率先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试点。有了“尚方宝剑”，昆山随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先后刊登和播放了土地招标的通告。一时间，前来索要招标文件和标书的企业络绎不绝。

1989年4月19日，昆山第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签约仪式。

1989年4月，昆山开发区一块15亩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让给了中外合资的上海申大公司，出让年限50年，用途为工业用地。这是江苏第一幅有偿转让的国有土地，不仅揭开了江苏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序幕，也开创了全国县级城市土地有偿出让的先河。土地批租的“破冰”，为昆山一举打开了开发资金来源的渠道，也为日后外商独资企业接连不断地涌入埋下了伏笔。

昆山更具魄力的“向改革要出路”之举还在后头，那就是历时3年之久拿下的出口加工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来势汹涌，国际产业资本加速流动，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开始大转移。开放型经济已初具规模的昆山自然希望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其看来，这一方面可以使自身的外资利用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由于彼时昆山聚集了大批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元器件工厂和配套代工企业，可以借机引进整机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但是昆山的短板亦相当明显。对电子信息类产业的外企而言，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需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而在当时的体制机制下，昆山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交货速度。用一位台商的话说，“昆山什么都好，就是报关速度太慢。”

必须要用新的招数改变既有局面。1997年，时任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在与台商交流时，对方不经意地说了句“要是昆山有一个像台湾新竹那样的出口加工区就好了”，这让他眼睛一亮。“我马上意识到，境内关外的出口加工区拥有通关和税务优势，最适合产品面向国际市场、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型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是能吸引高新技术产业登陆的新的体制机制载体。”宣炳龙对澎湃新闻说，“于是，我一面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一面叫办公室同志查阅整理有关资料，并利用去台湾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不仅没有出口加工区这种特殊区域，甚至很多人对这个概念不甚了了，昆山想开先例，闯关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改革的决心往往让人充满韧劲。经过3年努力，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首批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昆山名列其中，是县级市中的唯一。当年10月，昆山出口加工区率先投入运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

占地2.86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的创建，让昆山开放型经济再次迎来高光时刻。“对出口加工区，当时的设想是3年以后出口10亿美元。实际上，2004年进出口总额已经做到115亿美元，2005年达到180亿美元，其中出口100亿美元。同时，3年里吸纳了70多家以电子信息类产业为主的外资企业，总投资13亿美元，引来了一条完整的IT产业链。”宣炳龙说，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使昆山整个产业走向了一个高端，完成了“低转高”的爬坡，开始进入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等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2013年获批设立后，开放型经济的改革接力棒交到了这个集昆山最重要开放平台之大成的试验区手中。在这片“创新试验田”，昆山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试点试验，迄今已落地实施了近百项先行先试政策，使试验区成为一个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大平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贸易便利化上，昆山试验区在由出口加工区转型而来的综合保税区率先探索内外贸一体化制度改革，开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这是由昆山“率先创意、率先提出、率先争取、率先突破”的创新之举。

长期以来，根据国家政策，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企业，因“两头在外”、产品不进入国内市场，所以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并且受到增值税无法抵扣、内销产品征税成本高、区外企业难以开展委托加工业务等因素制约，对企业更好发挥产能和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困扰。而如果要开展国内贸易，则必须在区外另设公司和一套“人马”，运营成本陡增。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外市场持续低迷，昆山综保区内的企业从只能做出口外销向内外贸并举转型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山把赋予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使其拿到内销“通行证”的改革提上日程。

昆山的方案最终上升为顶层设计。2016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发文，决定在昆山综合保税区等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当年11月1日，台资企业昆山扬皓光电有限公司成为昆山综保区首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业，并开出全国第一单发票。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举措使昆山顺利推动了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得以释放到国内市场，也使昆山综保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再上一个台阶。公开资料显示，昆山试验区设立5年间，昆山新增台资项目597个，总投资58.6亿美元，注册资本30亿美元。

“昆山实现的每一步跨越，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不满足、不懈怠、不停步。”昆山市长周旭东对澎湃新闻说，昆山过去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的不断创新，站在新时代发展的坐标系上，昆山要在拥抱全球开放大平台过程中实现“全新一跃”，法宝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高水平开放中趟出“新昆山之路”

今年5月22日，由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市长周旭东率领的昆山党政代表团前往深圳考察学习。在为期两天的“取经之旅”中，昆山党政代表团密集考察了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位于“特区中的特区”前海的深港创新中心等6个地方，举办了招商推介会，还召开了一场主题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学习研讨会。

在这场闭门会上，12个区镇和13个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发言，结合深圳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找差距、谈感受、谋举措。会议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开到下午2点多。

“昆山到了必须要有紧迫感的时候了！”杜小刚在会上说，要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狭隘视野，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把昆山放到更大的坐标系中去考量，对标深圳、上海等先进地区，认真学习借鉴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全力以赴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

这是时隔8个月后，昆山党政代表团再次南下深圳学习考察。在去年9月27日至28日的深圳之行中，昆山党政代表团学习考察了深圳在推进城市更新改造、社会管理创新、科创载体建设、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如此短的时间内两赴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取经，彰显了昆山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自2005年首次坐上全国百强县的头把交椅后，昆山从未让“中国第一经济强县”的头衔旁落。然而争第一难、保第一更难，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换轨”的过程中，如何与时俱进弘扬“昆山之路”精神，趟出一条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昆山之路”，是横亘于昆山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昆山给出的答案是：更高水平地开放。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台资高地”，台资企业之于昆山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因此，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征程中，对台资经济，昆山的首要发力点是进一步巩固提升昆山对台合作优势，推动台企扎根发展、转型发展、永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其提出了“昆台融合发展”战略。

2018年6月1日，昆山召开十三届市委第4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两个标杆’（即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杆和探索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标杆）前列”18项“三年提升工程”方案。“推进昆台融合发展”被列入18项工程。

昆山两岸青年创业园。

《推进昆台融合发展三年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用3年时间，推动昆山在两岸产业深度合作、两岸金融创新合作、两岸全面融合发展等领域走在前列。

根据《方案》，昆山将推动两岸产业深度融合，引导台企由资金密集型向智能制造升级，由代工生产向研发、品牌、销售、服务环节延伸拓展，构建具有昆山特色的两岸深度融合、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两岸金融合作新高地，争取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扩大金融业对台开放，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增强金融支持台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能力。

与此同时，经过昆山的努力，《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作为正式项目列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2018—2022年立法规划》。昆山希望通过立法，争取务实管用、含金量高的制度供给，为昆山试验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先行先试以及深化昆台融合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对接上海，则被昆山视为更高层次开放的最重要抓手。

已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8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按下了“快进键”。当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为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此前的5月，他就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其所长，使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更好地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起点上，身为“临沪先锋”的昆山再次扮演了“急先锋”角色，大动作频频，迅速呈现出推进一体化的立体式开放格局。

昆山大力实施的18项“三年提升工程”，“对接融入上海”也是其中之一。昆山排出区域规划、交通、科研平台、重大产业平台等9张对接清单，为对接上海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

互联互通首先连通的是断头路。

2018年6月，沪苏浙皖4省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批重点推进17个省际断头路项目。10月，昆山淀山湖镇锦淀公路对接上海青浦区崧泽大道的盈淀路项目建成通车，并同步开通2条跨省公交线路，这是长三角首条通车的省界断头路。《人民日报》评论称，这条道路的连通，其意义堪比22年前长三角首条高速公路沪宁高速的建成通车。

与此同时，昆山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打造协同发展共同体方面，亦是四处开花。

2018年3月28日，昆山对接上海的“桥头堡”花桥镇与上海嘉定区安亭镇签署“双城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年6月1日，“安亭花桥共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挂牌，两地工作人员入驻于此联合办公。6月15日，昆山与上海嘉定、青浦、松江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共同成立“4 2”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践联盟。联盟将通过建立区域规划战略契合体系、基础设施互通体系、科技创新协同体系、新兴产业耦合体系等，努力建设成为长三角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和更高品质生活的领航示范区。8月15日，昆山又与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签署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联手建设“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

在借上海之力实现城市的重大发展目标上，昆山更是展现出了勃勃雄心。

2018年8月，昆山市委召开十三届五次全会提出，要拿出当年自费建开发区的精神和魄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把握产业变革趋势，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对这一事关城市未来的宏大目标，昆山再次将目光投向上海，其决心全面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充分利用上海科研资源密集优势，深化产学研合作，打造“上海研发 昆山转化”的协同创新格局。

一系列密集举动仅是开始，在做深做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这篇大文章上，昆山仍在持续发力。

今年5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在6个地区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在实践层面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早在2005年即在全省率先达到省定小康标准、全面小康指数位居中国县级市第一的昆山入选其中。

7月29日，昆山市委召开为期两天的十三届七次全会，对推进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在作题为《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而拼搏奋斗》的报告时说，要找准“一体化”和“现代化”的最佳结合点，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重要平台，做深做透对内合作、对外开放“两篇文章”，为推进现代化建设试点注入动力、拓展空间、增创优势。

根据正在编制的试点方案，为再构开放新优势，昆山将着力构建现代化开放体系，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年是昆山撤县设市30周年。30年前，昆山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魄力，闯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昆山之路’。”杜小刚说，30年后，面对推进现代化建设试点的重大使命，昆山将拿出“敢于争第一、勇于创唯一”的干劲，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昆山之路”，做好高质量发展的榜样，为全省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昆山样本”、作出“昆山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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