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私有化（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CFIC导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不要单纯追求GDP，结构问题更重要

第一个问题，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我们不妨从历史谈起，1840年中英之间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的，比英国的GDP要多。英国的工业革命后的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蒸汽机、火车头这些东西。在对外贸易中，英国利用印度出产的棉花和自己的机器进行加工制作纺织品，行销全世界。中国的手工业根本抵挡不住机器加工的纺织品，这就说明结构问题是很重要的。

当时传说中国已经有4亿人了，可是英国呢，才一千多万人。虽然人少，可人力资本质量高，从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就大力发展学校，小学普及了、中学新建了很多、也新建了很多大学。而同时期的中国呢？虽然人口数量比英国多得多，但是人力资本是不行的。那时候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也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什么呢？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用的，有几个人懂近代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近代金融管理？没有的。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去单纯追求速度、单纯追求GDP，没用。结构不合理，跟人家一比，这差距就出来了。

改革缓慢是因为利益集团阻挠和路径依赖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以数量为标志的增长的，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我们在曾经的一个时期，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还有解决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这就是要改变那种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问题、这么多年的传统方式做下来了，已经形成利益集团了。他们不愿意改，因为改了自己的利益就丢了，所以能拖就拖。

第二个问题，人们养成了惯性，或者叫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过时了，当下的创新出现了变化

第三个问题，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时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比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创新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第一个不同，熊彼特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但是现在的人都不这么看了。认为创新是市场信息的重组。只有市场信息重组，你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经济组织出现。

第二个不同，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他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但是二者之间是没联系的。企业家要寻找项目，看看有一些什么新发明。发明家也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更多的被推广，这两者需要平台，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都认为重要的是有中间人，因为他们懂得现实情况，能够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结合起来。现在年轻人认为创意最重要，没有创意就没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创业。现在完全变成了新情况，自然有中间人在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是咖啡厅的常客，会在咖啡店里讨论新的创意，今天，中国也已经普及了这种氛围，你到中关村的咖啡店去看看，全是年轻人、博士生、他们都在交换信息，因为信息是最重要的。这样就有了创意，有了创意，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个不同，熊彼特一直认为贷款是最重要的，企业家如果不和金融家有密切的联系，得不到贷款则一事无成，这适合于一百年前，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资本很多，但是不知道项目在哪里，它要靠创意来辨别项目。一旦有了好项目，资本就自然到了。

当然，银行贷款当然是一条路，但是投资也一是条路。别人看你这项目好，他就愿意来投资，平台已经搭成了，所以今天不像一百年前，你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去贷一点款，只要真是好项目就不怕，因为资本都在找项目。

第四个不同，一百年前的年轻人有力气、能干活，是简单劳动者。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都在找机会。现在的人才是不断出现的，今天比过去的机会好得多。但是，机会跟挑战是并存的。这一批年轻人出来不怕失败，反正我什么本钱也没有，我就是在那里讨论讨论，介绍人把资源介绍给他，有了我就做。

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他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资本，但是他们不怕失败，不停的在这里折腾，能够有10%的人成功就不错了，5%的成功也不错了。但总有机会能成功的。

第五个不同，今天的产业链比过去大很多倍。一百年前一条产业链的形成可不是简单的那时候没有平台、没信息、没有中间人，今天就不一样了，产业链的形成是很快的，谁能想到快递业发展得这么快。这都表明了今天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今天创业链、产业链的形成充满了新气象。

最后一点不同是，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一艘航空母舰集中了当时各种最新的发明，天上的战斗机是最新的，这都是从军工部门开始的。但今天不一样了，民用部门变成了主角，甚至军工部门也在用民用部门的新发明。这就表明了人们思想在变化，民用、军工渐渐打通了。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重视创新一定要懂得创新给我们的是什么？创新给我们是希望、创新给我们的是机会。

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提供人性化的产品

谈第四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学生提出了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四个推销员，指定去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梳子也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有什么用？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他对和尚们说，梳子的第一功能是梳头，但还有第二功能，经常用梳子来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明目、美容、养颜，于是就销了好几十把梳子。第三个推销员呢，卖了几百个梳子，还拿到了订单，他在庙里观察发现，香火挺旺，香客挺多，磕头的人头发有点乱，香灰飘在头发上有点脏，于是找方丈去说，香客很虔诚，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可以在佛堂前放几把干净梳子，香客们头发乱了可以梳一下，香灰掉在头发上可以弹掉。最后，第四个推销员卖了好几千把梳子，他对方丈说，经常有人给庙里捐献，庙里也应该有礼品回赠，木头梳子两边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刻上。 这些都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开拓的。提出新产品、发现新功能都是开拓。

手机也是这样，不断开发新功能，每开发一次手机就换一次，有了新功能就创造了市场。所以市场是不断开辟出来的，同样的，今天的产品都要求人性化，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你说我这个搞建材、水泥的企业怎么人性化呢？产品不能人性化，但服务员可以人性化、推销员可以人性化嘛，这都是要有人性化的，至于说消费品那就更加可以人性化了。

现在的消费品跟一百年前也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消费品的作用就是最大的满足消费者，一定要让消费者感到成本最低。但是后来发现，最优成本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比如女同志要买披肩，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种披肩吗？每一个质量怎么样，每一个价钱怎么样，你得花成本去找，等你找到了都记下来，比较过后再去买，早就没了，所以人们都不走这条路。经济学在50年代就提出了次优选择，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最优的，我是退而求其次的。我去买一个披肩，看了两家，不合适就不买了，即使买了，你问她满意吗？她也只是说“凑合”，这就是次优选择。现在，购买消费品的人们不是追求最大满足，而是追求较小遗憾，这就是次优选择。根据次优选择，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产品一定要人性化。

人性化就包含了售货员很好的对待顾客。你不能说我做建材，不需要人性化，产品需要人性化，服务也需要人性化，还一定要建立品牌意识，开拓市场就看品牌，品牌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知名品牌不够呢？有人告诉我，日本的中医中药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是比如治骨头痛的、治身上痒的、延年益寿的药，日本在国际市场占了一定优势，我们的反而不行。这就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品牌，中国有这么好的医学、中医宝贵的文化、宝贵的经验、产品，为什么不宣传，你是宣传力量不够，还是科研力量不够啊？这就是打开市场的门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过去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酒好同样需要做广告，因为跟你竞争的品牌很多。市场开拓是门很深的学问，降成本跟品牌开拓也有很大的关系。你品牌真的好就能够把成本降下来，因为销售量大。

保持产权 培育企业家精神

第五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中你注意到没有，提到过很多次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也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民间同样需要企业家，因为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小微企业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很多企业最早都是从小微企业起步的，没有拼搏精神那怎么行啊，所以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需要，而且更需要是国有企业领导者能够率先发挥开拓精神，这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第一条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它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当时我不了解情况，我犯了错误，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你是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谁规模大我就贷钱给他。他们说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你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那国家又要把它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的，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帐，一本帐是经济帐，一本帐是社会帐。经济帐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帐，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帐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地分裂。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济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中国建材培养了大批的企业家，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啊。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第六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我在陕西汉中地区考察，那里有南水北调的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把汉江的水引到北京、天津，环保部门有规定，沿汉江两岸的农田一律不准撒农药，不准使化肥，被查出来就挨罚，必须完全用有机肥料。这种粮食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怎么行啊，所以当地就改种茶树，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叫富硒茶。种茶树不需要施化肥、也不需要施农药，但需要劳动力，所以当地农民就叫孩子回家帮忙，这不仅解决了家庭和睦的问题，还解决了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有经验又懂得技术、又交了朋友，还有了积累。我去毕节发现开了两家面包店，以前毕节人连馒头都不吃的，还吃什么面包呢？现在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打工者学会了做面包、蛋糕，门口排了好长的队在买。

另外，毕节是在贵州的西南部。当地的百货商店有时装，价格非常贵，在城里当过裁缝学会了技术的人就回来开了服装店，他们自己做最新款式、上海款式、香港款式都有、生意好、价钱便宜。更多的是旅游，毕节风景挺好，最著名的风景是百里杜鹃，有一百里的山上全是杜鹃。人们开了农家乐，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一样有。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的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这在过去人们想象得到吗？农民自费进学习班学习农业技术、农业机器的修理等等。所以中国的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革命。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改革争论了好多年，但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土地确权的改革使农民知道要学习、办家庭农场了，这都在变化。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中国不会陷入其中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地的土族势力很强，比如酋长、大家族、地主之类。为什么当初独立者没有改呢？因为这些人是有势力的，而且他同意推翻旧王朝，也参加了独立革命，所以就没改。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改革是要趁热打铁的，如果那时候进行了土地的重分，就不会有后来这些矛盾了。现在越到后来就越难改，所以就变成制度性的问题了。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老百姓就有意见了，一部分人成为了激进派、左派，这部分人要重新起来斗争，结果内战就发生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趁机就帮助原来的那些人，结果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他们也会派人到国外去，但是大部分人毕业以后选择在国外就业，不愿意回去，那么，非洲、拉美那些穷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很多人也不重视资本市场，只看重土地，认为土地越多越好，所以改革是很难进行的。这只能说是当初错过了最佳机会，改了就改了，不改拖到现在越来越难改。

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多余的人怎么办？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 80年代初你坐火车、坐长途汽车都会碰到一个现象，一些农民样子的人穿着西服，大包小包地推销产品，他们在自己找市场。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你看那些高楼一栋一栋的建，工厂一座一座建。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还有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啊，跟中国是没关系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有一点是跟人家不一样，所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改革就改了，它是不会倒退的，不管它原来是奴隶制、大地主制，它从传统的模式出来的，它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目标，既然是资本主义目标，那它就会这么想，怎么也不会回过去那个传统社会，所以不会倒退，就会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面。

但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有可能倒退，尽管现在倒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因为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了解的人认为这就是倒退了，很多人说，平均主义好、吃汤泡饭好，但他不懂，计划经济是你属于哪一个档次你在哪个档次的锅里吃饭。

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厉以宁

本文为厉以宁于2017年5月19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厉以宁教授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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