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两项国家队练兵抗疫（公平正确和高效）

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威尼斯地标——弗洛里安咖啡馆从11月9日开始“放假“。 （沉白白供图/图）

靴子终于落地

2020年10月13日的下午，钟点工阿姨发来短信说要失约当天的工作。她的一位雇主家中出现了阳性案例，因此她也正在自我隔离并等待检测结果。再回头看满地狗毛，心里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该来的跑不掉，新冠离我越来越近。

现在回想起来，事情可能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变坏了。五月的第一波封锁尚未解禁，对面楼邻居们站在我家门前小路上，相隔一米喝酒聊天。兴之所至还搬出了音响，跳起露天迪斯科。大家讨论着夏季度假的计划，一对父子买到0.5折机票，要在八月去西班牙著名的电音海岛伊比扎。随后的整个初夏，享受着第一阶段封锁成果的时光似乎宁静而充满希望：本地每天仅个位数的增长，餐厅和酒吧纷纷爆满，我们也在后院举行了暖屋派对，去了小狗海滩，甚至还戴着口罩观看了两场演出。

但病毒并没有真正消失，它躲在各个角落随时准备反扑。我在9月初重新感到紧张，因为度假季节的人口流动带来新的扩散，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对西班牙和希腊归来的旅客进行快速检测。对门的父子恰巧在强制检测前一天到家，爸爸笑说自己很幸运，又邀约邻居们“晚上9点出来喝啤酒”。那天9点的时候我透过窗户看到他从家里出来，但并没有其他邻居响应：乌云就这样回来了，此时距离欧洲的第二轮大规模封锁还有两个月。

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困境

10月19日，我和先生第一次接受了咽拭子测试。钟点工阿姨拿到阴性结果后恢复了工作，我们也需要两份检测报告以便参加球队活动的拍摄：当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需要提供72小时内的阴性证明，米兰经纪公司选送的八名女模中，有三名因阳性被拒。这是我自1月国内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个工作，全程戴着两层口罩完成。作为一名常驻欧洲的婚礼策划和活动摄影师，2020显然是非常糟糕的一年。当政府、高科技企业和银行推行“智能办公”，雇员纷纷在家工作时，活动和会展行业消失了，旅游行业短暂地复苏之后又再度瘫痪，而更多基础服务岗位的劳工们，则陷入长期甚至永久性的失业。

为本地品牌拍摄画册是巴西模特Laila今年唯一的专业工作。 （沉白白/图）

23岁的Laila是我们合作的一名巴西籍模特，今年除了一个本地品牌的画册拍摄，她没有接到任何演出，只得在咖啡馆兼职。10月24日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法令要求所有的餐饮场所在下午6点后停止堂食，作为晚班服务员的Laila失去了最后一份工作，也即将失去她的居留许可。返巴西路途危险，再回欧洲机会渺茫，权衡之下她向市政府递交了结婚申请以便继续合法留在意大利，新郎是她刚交往三个月的男朋友：他的家人甚至尚不知情。

Laila的男朋友有一份“无限期合同”的办公室工作，在2020年的意大利这意味着珍贵的安全感。春季的封锁期间，意大利有300万家庭收入减半，50%的企业面临倒闭，社会总体就业率下降至57.6%，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其中15-34岁青年群体就业率甚至不及40%，仅在封锁的第二季度就有47万年轻人失去了工作，其中也包括我和丈夫。而社保总局发放的救助金则大涨近6倍，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停业及雇员补贴。第一次封锁意大利社会总损失约2240亿欧元，人均约4千欧相当于中国201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这个数字对应到我们家账本上，是非必需品的全面消失：去年我们在服装配饰个护彩妆等方面的开支近万欧，今年这个数字是五百。

然而我们依然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店面房租、运营和薪酬的压力。威尼斯最负盛名的弗洛里安咖啡馆在11月9日宣布“放假”，重新开放的时间要视疫情恢复情况而定。本来今年的12月29日它将迎来自己三百岁的生日，在三百年的历史中它仅因战争短暂关闭过，可以说是圣马可广场上的精神坐标。它的对面是威尼斯另一家顶极餐饮集团Alajmo，拥有三家米其林餐厅，咖啡厅和甜品工坊，共计220名员工。今年整个集团收到了来自政府10万欧元的补助，然而根据董事长拉斐尔的估算，全年营业额将减少750万欧元，维持运转所需的差额求助于银行的过桥贷款，但这毫无疑问会让未来和今天一样艰难。

在11月6日开启的秋季封锁中，预计至少有十二万餐饮企业倒闭，46万名雇员“被迫退休”。这是法案起草之前智囊团评估得出的参考数据，对于孔特和意大利来说，又是不容商榷的代价。

具体到每个家庭也有自己的代价与挣扎。

伦敦的朋友小米是一位在投行工作的职业女性，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开始时她早早地申请了在家办公，那时英国的学校还没停课，她甚至为孩子们请假。但两个孩子网上授课半年后英国单日新增破万，她却无法再将孩子留在家中而是坚决送回了学校：“在家办公”对职场妈妈来说是同时承担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来自公司，另一份是24小时无休的妈妈。在欧洲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保护好一份工作还房贷买牛奶和消除健康风险之间，谁也无法作出绝对保守的选择。

巴黎的朋友小静是一位全职妈妈，4月刚刚生完二胎，婆婆在欧洲爆发前赶到巴黎帮她坐月子，随后中欧断航一滞留就是半年。一个小公寓里平时要住下五个人，丈夫在家办公，新生儿哭闹不休，大孩子也不能去托儿所，正是精力过剩的年纪。好不容易熬到9月，经历了无数次退票改期之后把婆婆送上回国的飞机，大孩子入学幼儿园。法国疫情再次爆发，巴黎封城，小静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求年初就买好的圣诞节回国的机票不要取消：她已做好准备在全球疫情结束前两地分居，但谁又能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

Jun是一位年轻的华人企业家，在威尼托拥有餐厅和酒吧。他没有错过任何一笔新冠补助或贷款，积极开辟了露天座位和外卖送餐，为员工申请了补助，用尽所有办法“活下去”。但二次封锁令下来的次日，他终于也在朋友圈干起了代购。

而我因为庞大的社保账单终于决定预约政府担保的救助贷款，但银行很快回复邮件说不知何时才能重新开门。

2020年威尼斯电影节期间，往日人满为患的Jesolo海滩，今年上座率不到从前的一半。 （沉白白/图）

欧洲各国早已失去内循环的可能性

当下的欧洲，几乎给出了关于新冠流行最坏的图景。各国重新陷入封锁，各地游行示威，恐怖主义抬头。新冠在欧洲早已不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全面的危机。3月政府预期2020年意大利全年GDP增长-9%，如今还要继续下调。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欧元区GDP录得11.8%的降幅，是1995年后最严重的一次衰退。第三季度预期略有好转，但当前新一轮的流行又让即将到来的圣诞新年笼罩在愁苦的气氛中。事情发展到今天，真的是由制度层面的傲慢和轻视造成吗？我认为不能如此归因。新冠在全球的蔓延越来越像一次超级规模的自然灾害。大部分人遭受了冲击，也需要自己承担损失，政策无法消灭飓风，它只是用来安顿无家可归的人，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照护。

欧洲的繁荣自古来源于人员、物资和财富的流通。在签署申根协定，建立欧元区之后，国家更多的扮演一个政治角色，民众的脚下没有任何“乡土”的绳索。新冠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扩散，正是建立在这种人口高度流动的模式之下，要让几十个国家同时按下暂停，等最后一个病例清零，绝无可能。

事实上即使是最不值一提的暂停，都可以把蝴蝶翅膀下的风传到很远的地方。比如威尼斯附近有一个巨大的“中国商城”，掌握着意大利北部和东欧的小商品和低端服饰市场。当一千三百公里外的华沙封城，商家为隆冬准备的仿毛皮大衣就要积压了。而近日商城传出感染病例，如果进一步爆发，下个月布拉格人家里的圣诞树恐怕也亮不了灯。

即使撇开商品的流通不谈，如今欧洲社会的基本运转也要靠“流动人口”支撑。根据诺丁汉大学的研究显示，欧洲各国就业中的移民有30%就职于卫生、公共清洁等必要的服务部门；在法国和丹麦等国家这个比例更是超过40%。移民们具有更高的流动性，更低的收入、保障与医疗条件，平均比当地人口晚8-9天接受新冠检测。甚至威尼托大区第二轮爆发的起点便是位于Treviso的难民营，和Padua刚果社区的户外聚会。

欧洲的困境，更像是一个无法破局的死循环。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引发失业等社会问题，而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做出的反应比如集会，又再一次加重了疫情。甚至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也存在着一条猜疑链：既然整个局面什么时候结束要由最后一名决定，那我是不是应该尽可能复工复产多赚钱过正常日子才划算？

包括病毒也在变，秋季爆发中意大利的无症状感染比例约为93%，年轻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又自愈。40岁以下阳性死亡率低于0.2%，而70岁以上人群因为大多有基础病，阳性死亡比例高于25%（意大利统计口径中只要核酸检测阳性即计入，不论最终死因是否是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或并发症），这中间巨大的差异，造成不同群体对待防疫的积极性完全不同，在年轻人这里，主动隔离积极抗疫，实际上是一种为他人利益而进行的自我牺牲，所以它注定无法被强力而持久地推行。

欧洲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是独栋和豪宅持续火爆，封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产以上家庭对家居环境的要求变高了。 （沉白白/图）

公平正确和高效是不可能三角

除了经济和公共卫生之间的博弈，事实上欧洲的新冠大流行还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水面下的冲突。公平、正确和高效在这里形成了“不可能三角”，即同时满足其中两个条件时，第三个一定不满足。

在春季的第一次封锁时，意大利选择了正确和高效。整个社会生活的严格停摆迅速拉平了感染曲线，Rt也降到了1以下，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于是我们迎来了夏天短暂的复活。但它无法持续，因为严重的不公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得以在家远程工作；就业最不稳定、收入最低的服务行业大量失业。拥有股票和房产等资产的人坐享升值，封锁之下房价甚至上涨了5%。无产者陷入生存危机，全国85万家政从业者中1.3万失去了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和固定住所的移民。学校关闭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使用智能设备远程授课，他们的父母虽然育儿压力增加，但至少没有失去工作。而另一些需要在家庭育儿和外出工作间做出选择的人，通常是母亲，遭遇了被迫失业回家，失去收入甚至面对更多的家庭暴力。企业领域的马太效应也非常明显，外卖平台Glovo赚得盆满钵满，家庭经营的小餐馆却必须支付30%以上的平台费用；相比在店内堂食，算上菜单提价和送货费，点餐用户甚至需支付高达50%的溢价。

在秋季的第二次封锁时，意大利选择了正确和公平。这一次托儿所到初中都继续开放，尽管不时有一个孩子感染导致全年级隔离的情况发生，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否则将会造成更为长远的不公平。地区之间按危险程度划分，允许低风险区内的自由流动，也允许小业主们继续经营。孔特希望尽可能让大家不丢工作，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新冠对他们来说危险性不足为虑，为了老年人的健康让大批年轻人困在家中陷入贫困，绝不会是好主意。但它势必是低效的，只是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而做出的努力，目标是不再爆发人道主义灾难。执行一周后每日新增阳性仍在2-3万徘徊，甚至一度逼近4万。至于什么时候消灭病毒，只能寄希望于群体免疫：无论是感染数量足够大，还是疫苗的普及。

这个欧洲的夏天，很多人不愿意去餐厅凑热闹，便全家带着午饭去湖边野餐。 （沉白白/图）

相对公平又高效的方法也许也存在。比如严格执行的个人追踪系统（健康码），类似于航班熔断的责任制。但它在欧洲的文化与政治语境下实在有诸多法律或执行方面的困难，并不可能推广开来。至于超高额的社会救助补贴与严密封锁的结合，则可能成为过去累积的债务危机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意大利乃至欧洲的抗疫，就是一次没有正确答案的大考。孔特自三月签署第一份总理令开始，每天都在挨骂。从报纸杂志到社交媒体，到处是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但他真的做得很差吗？不见得。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打击新冠的态度堪称坚决与强硬。但在这样的时刻，或者说政客们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挨骂就是他们一项工作。鲍里斯在挨骂，马克龙在挨骂，桑切斯也在挨骂。理解了他们的使命，看到了病毒作为大自然造物的强悍，我在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中原谅了渺小与无能的部分，只得再次填满冰箱躲回家里，静等风暴过去。

沉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