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去世前一年（邓稼先因病与世长辞）

1986年7月29日，中国核武器研制开拓者和奠基者、"两弹元勋“邓稼先因直肠癌导致大出血而不幸与世长辞。

最后一年的邓稼先几乎每天都是在剧烈的疼痛中度过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依然不忘核事业的发展。

在病床上，他强忍剧痛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作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参考材料。

这份建议书至今仍属机密。

在他临去世前12天，他依然表示要顽强地和病痛作斗争，争取在日康复，为科研事业再立新功。

可是，至此以后，邓稼先的病情不断恶化。

临终前，他留下来四字遗言，更是让人泪目。

1985年7月中旬，邓稼先回京开会，趁这个空档，他去了301医院检查身体。

在这之前，邓稼先深受解大便的困扰，他本以为去医院检查一下，拿点润肠药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一去，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得多。

初步检查之后，医生直接建议住院。

其实他所在的九院在近几年一直都有组织职工体检，但邓稼先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因为大伙儿体检时，他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

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喘不过气来，哪儿还顾得上体检。

其实在体检结果出来之前，他一直担心过去曾经的一些病状会恶化，但结果出来之后，发现这些病状并没有太大问题，反而是他不在意的部位出了问题。

邓稼先不想住院，因为这次本身就是在会议间隙抽出了一点时间来做检查的，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他去做。

但是医生的态度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当然从医生的语气当中邓稼先也明白了他这次生病的严重性。

1985年7月30日，邓稼先住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组织上为他安排了一间高级病房。

邓稼先住院六天后，确切的结果出来了：直肠癌晚期。

四天后，他开始接受第一次大手术，切除癌变部位。

手术很成功，但病理结果却十分不理想：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核辐射和癌细胞两下夹攻，邓稼先的病不好办。

手术后，医生在邓稼先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

对此，邓稼先很不喜欢，但他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妥协之举。

手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但他不安心，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因此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有时同事们来探望他，这里都不像一个病房，而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

医生护士都不让他工作，他就把要来了大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杂志以及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以免被医生护士发现。

1985年秋冬，单位进行党员登记，这时他刚做完大手术才两个月。

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了，填表可以让别的同志代笔。

邓稼先不同意。

过去，在基地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还要亲自去参加党的基本知识的考试。

党内的各种活动，他从来都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认真参加的，即使在当选为第十二届党中央委员以后也是如此。

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

他的整党收获，写了一千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

九院党委的同志们收到这份登记表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要都像老邓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整党？”

手术完邓稼先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但化疗之后，效果并不是多好，因为他的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治疗。

这时候，医生同意邓稼先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他知道让他回家的原因，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大概只有几个月了。

这时，他的脑子反而更加清醒有条理起来。他要抢时间，把几件必须做的事情尽快做完。

邓稼先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最关心的就是这一事业的发展。

他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感到核武器同别的尖端科学一样，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迅跑。

他抓住回家养病的机会，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

同时，他也关心着九院的工作。

1986年初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谈工作。

这位同志下了公共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

他刚从城里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

晚期癌症患者，身上挂着一个引流瓶，作为二机部九院院长、62岁的老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可以要一辆车出去。

可他居然从公共汽车上挤下来了。

对于这一点，有很多人并不很理解他。

他是为了带头树立廉洁风气吗？抑或是自我约束过了头？

这些猜测也有对的地方，但不完全对！

他要一辆汽车出门是极容易的。

但他多次挂着引流瓶去挤公共汽车时往往是不假思索的，他喜欢随着习惯走。

多年来，他严格要求自己，不特殊，已经养成习惯。

所以，当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之后，他的这一习惯仍然顽强地起作用。

一次在“零时”前夜，他忘了吃饭，炊事员给他做了一碗鲜汤，他还要问一声“大家都有吗？”然后才肯喝。

有一回，妻子生病住院，他探视回家遇上大雨。他宁可淋雨挤公共汽车，也不肯要车，他觉得这是私事。

即使是公事，回北京工作的一段时间，他也总是要买一张汽车月票。他去挤公共汽车心里总觉得踏实。

他有些做法，显得严过了头，使别人认为他对自己太过分了。

但是人生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地无法改变。

这是他那与生俱来的个性使然。

他不愿意引人注意，而愿意永远在大众之中，这样他才自在，他很怕出风头。

许多核武器的重大理论性和探索性工作，他不仅在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常常是把关和最后拍板的人；他亲自执笔写过很多方案，但他总是不署名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他连必须出头露面的时候都躲躲闪闪。

一位老司机师傅说：老邓刚当院长的时候，主持大会讲话还脸红呢！

这是他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在和群众打成一片时用不着费什么力气，更用不着做作，很自然地就做到了。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是过了头，在他来讲，是本色的自然外露。

遗憾的是，事业让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啦。

不久之后，他再度住院，并于1986年3月29日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检查组织，因为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不只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

建议书，就是对我国未来核武器发展方向的建议。

而一本书，就是他几十年来忙里偷闲才写了几万字还远远没有写完的，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方面的书。

在病房里，他与时间赛跑，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就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

这是为中国领导人作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参考材料。

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

这份建议书，至今仍属机密。

建议书写完了，两个心愿，他完成了一个，而写书的计划不得不搁浅，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了。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程发展速度。

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组织已侵及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

手术以后，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但他的心思依然在原子能事业上，他开始思索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问题。

做完手术后，姐姐家的孩子小捷来照顾他，在二人的聊天中，邓稼先说：“小捷，这次我出院后不能再做原来的工作了，但是我有好多事情要干，这些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能直接造福于人类呀。你知道吗，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工作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他举例说：“1979年用原子能照后的一棵菊花，第二年6月24号就提前开花了”。

小捷玩笑地说：“看来，孕妇辐照一下，五个月孩子就出生了。”

邓稼先大笑。

邓稼先知道，同样多的物质，原子能要比化学能大几百万倍甚至一千万倍以上，一公升海水中的氛聚变后产生的能量相当于300公升汽油。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广阔前景是难以估量的。

邓稼先又说：“另外，你知道不，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之深，是他一生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它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意义还要深远。如果不是因为已经得了一次诺贝尔奖的话，凭着规范场的成就，杨振宁完全可以再得一次诺贝尔奖。我对规范场也很感兴趣，结合我们的事业需要，我还想把规范场论的书写出来，我已经写过一点我自己思考的东西，给别的同志看过，他们还挺赞赏呢！说实话，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计划，仍然雄心勃勃，心气很高，根本不像一个身患绝症的人。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每次大痛，他便汗流不止，但他从来不叫嚷，最多只是哼几声。

小捷在病床旁边，每到这种时刻，便不知所措。

他只有靠说话来打岔，以求为邓稼先减轻痛苦。

后期，邓稼先很少谈工作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因此日夜都有人陪护他，照顾他。

一天晚上，李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晚间睡得很死。

半夜过后，一个很重的声音把李医生惊醒了。

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忘掉彼此的身份，他怒斥了邓稼先：“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

这严厉的责怪中包含着多么深切的关心啊！

他认为邓稼先太过分了，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还去考虑别人，还去照顾一个健康年轻人的休息，这是一种无谓的损失，简直是可气。

他厉声说：“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

邓稼先一声不吭，后来，用略带求情的口气说：“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这点事。”

邓稼先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

国家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但是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

面对荣誉，邓稼先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他只是一个代表，但是，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代表。

1986年7月20日邓稼先去世前9天，他的女儿邓志典从美国回来了，父女相见，抱头痛哭。

这段时间，是邓稼先最美好的时间，他们父女回忆往事，品味生活，场面非常温馨。

但这种温馨的画面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五天之后，邓稼先病重昏迷，病房中那样亲切的谈话声消失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

他留下遗言：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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