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残疾夫妻生8个小孩（90后夫妻生9个孩子）

一则“90后夫妻生9个孩子”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将深居大山的韦国则一家的日常生活推向外面的世界。在城市化仍未触及的最后角落，这种祖祖辈辈延续的生育选择，正面临城市文明的冲撞。

记者｜李秀莉

摄影｜张雷

到深山去

一条弯曲的小路，延伸向大山的更深处。离线导航显示我们的车已经进入“上镇村弄邓组”，但向四周望去，除了一幢两层小楼，没有其他人居的影子。手机信号也随着车子向前位移越来越弱，直到完全消失。现在，在这个看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要寻找广西河池都安县上镇村村民韦国则。

关注到韦国则，源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几十秒的短视频，一个身材瘦削的男子对着镜头称，他和同为“90后”的妻子一共生了9个孩子，最大的今年12岁，最小的不到2岁。老婆还怀有7个月的身孕。一家11口就生活在大山里，靠种庄稼与打零工维持生计。“90后夫妻生9个孩子”的标签，伴随着身后原始破败的居住环境的冲击，迅速传播开来。拍摄者石金水告诉本刊记者，这不是他第一次将镜头转向农村多子女家庭，但这家人的情况仍然让他感到吃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80后’很多人还没结婚，有一些连女朋友都没有，一对‘90后’夫妻却生那么多孩子。”

因为一则“90后夫妻生9个孩子”的视频，韦国则一家深居大山的生活被外部世界知晓。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向上，地势逐渐抬高。公路两边石山连绵，峰丛林立，岩溶地貌景观奇特而险峻。路的一侧紧贴山壁，另一侧就是百米高的悬崖，没有防护栏杆，每走一段就是一个大拐弯。一项关于都安县域的各类地形统计显示，500到800米以上的山地占到全县70%以上，尤以石灰岩为主，素有“石山王国”之称。从小在广西农村长大、有近20年驾龄的司机师傅一路小心翼翼往前挪，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

蜿蜒的盘山公路将我们带向大山的深处。公路刚开通不久，一侧紧贴岩壁，另一侧就是险峻的山崖。

战战兢兢四个小时车程后，我们终于到了保安乡上镇村弄邓组的扶贫安置点，在一个被大山包围的洼地里，统一涂有白色石灰外墙的一层房子并排而立，共计几十户人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句红色宣传标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孕前检查人人参与，优生优育家家受益”“计生服务创千秋基业，人口统筹筑万家和谐”。

房子外的水泥空地上，三个没穿裤子的小朋友赤着脚在地上走，一个四五岁大，两个只有一两岁，走路还不稳，最小的那个孩子像刚从水泥坑里爬出来，脸上泥巴快要将五官模糊。看到突然闯入的车辆，三个孩子齐刷刷看过来。从车上拿了两个苹果和一个梨子递给他们，最大的孩子怯生生地接下，转头分给其他两个小朋友。几秒钟的工夫，车子周围已经聚集起三五个看热闹的村民，一个年轻的男子赤裸着上身，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

“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吗？”我问。

“都是我的。”男子答。

“你有几个孩子呀？”

“那不少的。”或许是想到韦国则的“出名”事件，男子突然停住，不愿再细说。人群里的村民告诉我们，韦国则并不住这里的房子，他住在山的更深处。

我们终于将车子开到了通往韦国则家的路口。接下来的路段，需要步行前往。脚下与其说是道路，不如说是多年来人为压出的一条脚印残迹。灌木丛横七竖八地歪着，阻隔了向前的视线和脚下的路况，我们一边用手拨开，一边提防脚下突现的大石阶与洼地，偶尔手脚并用地向前爬两步。一个小时后，终于在一片低匐的玉米地里，看到了正在割草的韦国则。

十一口之家

听说是北京来的记者，韦国则并不多问，带我们穿过一片玉米地和南瓜地，向家里走去。

这个木头房子的内部空间并不大，30多平方米，人字形房顶，南北通。没有铲平的黄土地面坑坑洼洼，散落着剥落的玉米叶、凉鞋和塑料包装袋。一台落地电风扇、一台十几寸的小电视、一台老式冰柜和一台单筒洗衣机是这个家里的全部家电产品。这台仅有的电视在第二天被猫踹下桌子后变得四分五裂，韦国则用红色胶带缠了一圈继续用，远看像给电视安了个画框。放电视的桌子是韦国则自己做的，桌子顶部的梁柱上挂着母亲的遗照。

对面，一扇一米左右的双开门承担了这个房子的窗户功能，从门内往外望出去，可见大片的玉米地与正开花的南瓜苗，视线再往远处延伸，能看到两座大山形成的V字形谷口，那是我们来的方向。从谷口过来的风吹过脸颊，带来植物的清香。

韦国则一家生活的广西河池市都安县是全国深度贫困县，全县70%以上为山地，素有“石山王国”之称。

靠门的位置摆放着三张1.5米的大床，占据家里几乎一半的空间。周末时，三张床将被十一口人占据。这天是周四，韦国则家的老大、老二、三妹、小妹四个在几公里外的弄往村小学读书，还有两个在上幼儿园。因为回家的路途太远，放学后直接借宿在韦国则的表哥家，只在周末回来。三岁多的韦英、两岁多的韦峰、一岁多的韦杰留在家里。或许因为年纪小，韦峰、韦杰看起来仍然懵懂的状态，不理人，只是光着脚、露着屁股，在屋子里乱跑，身上、脸上沾满了泥巴与鼻涕。韦英则活泼得多，小小的圆脸不时仰着对着我们笑，也不说话，看起来可爱又天真。

险峻漫长的山路，将我们带入一个与城市里的现代文明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很快发现，理解这些孩子，“可爱”是最不重要的特质。在这个十一口之家，孩子需要做的是快速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并尽快成长为家里的劳动力。最小的韦杰已经断奶，随大人一起开伙吃饭。吃的是地里种的南瓜苗、南瓜花、猪油、挂面或米饭。也不用人喂，自己站在桌子前，以手送食。饱了，就自己放下碗去玩耍。和哥哥们争抢玩具哭闹时，也不会引来大人的注目。

四个已经上小学的大孩子则承担起家长的功能。第二天周五下午，最大的哥哥、12岁的韦伟带着弟弟妹妹，一行四人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家。他先是去刷锅做饭，给弟弟妹妹们下面条吃。吃过饭，老大、老二要去地里帮母亲种豆子，三妹韦小妹刷碗、四妹韦柳梅照顾其他三个弟弟。分工明确而迅速。

贫苦的生活促使孩子们过早承担起家里的劳动，周末回到家，洗碗、做饭、下地干活是他们的日常。

天黑了，妈妈种豆子还没有回来，老二回来换上老三韦小妹去帮忙，韦小妹背起锄头，一米高的小身板像一阵风一样冲了出去。外面下起了小雨，老二跑出去将晾晒在柴火堆上的衣服收了回来。三个小弟弟在玩，暂时没什么事了，两个大孩子掏出课本趴在床上就着灰暗的灯光写作业。

韦国则的老婆蒙小妹出生于1990年，或许是常年在大山里活动，再加上多年的生育，看起来比城市里的同龄女性老很多。瘦长的脸上已有皱纹，大大的眼睛下有一圈深色的眼袋，看起来略显疲劳。

尽管已经有了7个月的身孕，蒙小妹依然身形利落地做饭、抱小孩、扫地、下地种豆子，完全不像待产的孕妇。她向我们回忆9个孩子的出生过程：韦国则的妈妈在世时，因为会接生，前四个孩子都在家里出生，以此省掉去医院生孩子的1000多块钱。生老大韦伟时，家里没有剪刀，是用镰刀割断了孩子的脐带。老三当时难产，蒙小妹坐在椅子上，由韦国则从后面扶着她的腰，生了整整一个小时，孩子才出来。

蒙小妹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讲述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时，大多用几个简单的词概括，当我追问更多的细节，回一句“忘了”，一副云淡风轻的口气。“村医有叫他们定期去做产检，但韦国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并不重视。”石金水听村医讲。后来，在家里生的孩子医院不再开出生证明，韦国则才开始带着蒙小妹去医院生。“6个孩子花了6000多块。”蒙小妹记忆犹新。多年的连续生育和照顾小孩也拖垮了蒙小妹的身体，现在，一干重活胸口和颈椎就痛。“生完这个我们就不生了，够了。”

韦国则一家九口，妻子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但在这个家里，没有人知道9个孩子确切的出生日期。蒙小妹告诉我，要查看户口本才可以。孩子们告诉我他们从来不过生日，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因为我们家很穷”，老三韦小妹向我解释。

贫穷充斥在这个家里的各个角落。四个学龄孩子身上的衣服是村子里的第一书记送的。韦英脚上的粉红色拖鞋是捡来的，鞋底已经裂开，三分之一的后脚跟露在外面。蔬菜从来不买，吃的是地里种的，前半年吃南瓜苗，等南瓜采摘完毕，种上大白菜，再吃大半年。每月买上点大米、挂面、两三斤猪肉是家里最重头的开销。水果是不常见到的，只在过年过节时才有。

孩子们在学校吃饭，不需要花什么钱，韦国则每星期会给每个孩子10元的零用钱，孩子们不舍得花，除了买根冰糕，周末回家给弟弟们带点小零食，能剩下七八元，再上交给妈妈。“如果花得太快，钱花完了，会被哥哥们嘲笑，说你花钱太多了。”韦小妹向我解释。

韦国则的两个女儿周末会从学校回来，三个小儿子还没有上学。

事实上，不止韦国则一家，整个都安县都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国深度贫困县、广西极度贫困县。都安县的政府官网介绍，该县“十三五”时期需要脱贫13.84万人、需要摘帽147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106个（含48个贫困发生率在30%以上的深度贫困村），需要易地扶贫搬迁4.67万人，是广西贫困人口和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县，被列为广西4个极度贫困县之一。2016年，都安县出台《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低保兜底脱贫实施方案》。2017年，韦国则一家被纳入低保，全家九口人，每人每月领取270元的补助金。2020年变成十一口之家后，帮扶标准上升到最高等级，每人每月350元的补助金。

通往外部世界

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是造成该地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都安是全国县域面积最大的瑶族自治县，也是石山面积最多的瑶族自治县，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89%，人均耕地不足0.7亩，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

因为地质条件贫瘠，这里的农民只能在山石间相对平坦的地带种些玉米、南瓜、大白菜等作物，每年的收成仅够维持家用。因为父母身体不好，韦国则是这个村子里少有的独生子。父亲在韦国则11岁那年过世后，母亲一人维持家用，因为拿不出一学年几十块的学费，韦国则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外出打工。去过东莞、深圳、安徽等地。最早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厂里包吃包住，每月工资600元。“那时是1999年，一斤猪肉才三四块。”韦国则回忆，每天需要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6天。大城市的生活陌生而辛苦，但也伴随着新奇和探索的乐趣，休息的日子，他就和厂里的其他广西老乡一起去城里游逛，体验与大山里完全不同的世界。

和同一个乡的蒙小妹就是在打工途中认识的。一天学也没上过的蒙小妹不会说普通话，在厂里只能与老乡交流。两人看对方都“老实”，一来二去，就走到了一起。村里的习俗是娶妻彩礼在5万元以上，韦国则只拿得出5000元，把蒙小妹娶回了家。婚后不久，蒙小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很快退居到家庭生活里，和婆婆一起照顾小孩与田地。韦国则继续在外面打工，几年时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韦国则的工资水平一路上涨到五六千元，自己花几百块，剩下的寄回家里，供妻子和母亲贴补家用。

2017年，母亲身体不好，卧病在床，此时家里已经有了7个孩子。为了照顾母亲和孩子，韦国则没再出门打过远工。开始在镇里做一些泥瓦匠之类的临时工作，一天200元，每个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也是从那年开始，韦国则一家开始接受低保补助，每月几千元的补助金几乎相当于其出门打工半个多月的工资。“光靠这个补助金，也能够维持家里的开销。”韦国则称。

过去，一家人就生活在山谷间的老宅里，除了韦国则一家，这里还住着其他三户村民。韦艺飞也是住在这里的其中一户，和韦国则从小一起长大。他告诉我，很多年前，老一辈人看到这附近的土地相对平坦，适合种庄稼，于是搬了进来，从此在这里定居。早些时候，村里没通公路，村民们的居住条件相似，他们这里还不算最偏远的深山地带。

老房子外就是韦国则家的一亩多玉米地，离开老房子，也就意味着远离了家里世代依赖的农田，这也是韦国则一家不愿意走出深山的主要原因。

经济条件的落后与地理空间的相对闭塞，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古老的瑶族村落保持着传统村居生活。在这里，“90后”选择早早结婚，秉持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每家三五个孩子属于正常现象。韦艺飞今年29岁，20岁那年结婚，家里已经有6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不到一个月。当我们到他家做客时，他的妻子还没结束月子期。“我们这里很多人在14岁就辍学，结婚生子，到30岁之前，已经有一堆孩子了。”

村落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选择。韦国则告诉我，在村里，家里孩子少，可能会成为被欺辱的对象。韦国则就因为父母身体状况差，只生了他一个，作为家里的独子，小时候没少受过同龄人的欺负。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一块心病，“孩子多点好，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帮扶”。

社会学者李银河曾将这种生育心理解读为中国人独有的“耻感文化”，在其所著的《生育与村落文化》一书中，她解释：“世界上有不少学者用罪感和耻感来概括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认为西方社会是‘罪感社会’，东方社会（尤其中国社会）是‘耻感社会’；前者产生‘罪感取向人格’，后者则造就‘耻感取向人格’。我认为，村落文化就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正因为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陌生人的地方，每个人都熟悉他，注视他，评说他，他才会在做‘错事’时产生羞耻的感觉。因此可以说，村落文化既是耻感文化所产生的源头，又是它的载体。在生育这件事上，罪感文化不会促进生育，因为不生或少生并非犯罪；而耻感文化却可以促进生育，因为它对于非罪的行为也作出了规范——人人都要生育，不仅如此，还要多多生育，生育男孩。不愿这样做或做不到的人就会蒙受耻辱。”

这里的孩子们早早就成长为家里的劳动力

除了生育观念，多年来，韦国则和周围的邻居遵循着一套自然的生活作息。吃的是地里种的，喝的是天上的雨水。韦国则带我去看修在半山腰的蓄水池，深1.8米，宽6米左右，水池里插一根管子，直通院子里的大水缸。瑶族人喜喝酒，家家户户自酿玉米酒。晚上邻居来串门，塑料缸子舀上一杯，烤两根玉米，一直聊到深夜1点才散去。有天晚上，正围炉夜话间，我的脚边突然出现一只大青蛙，吓得我跳起来，一桌子人却淡定地哈哈大笑。青蛙蹦到床底下去了，没有人在意。

常年的深山村居生活，早已令他们适应了与贫困相处。山里的信号不好，通信全靠老年机打电话，2G网络时有时无，刷不出视频，仅够看看微信朋友圈。韦国则少与外面的人联系，直到前几天为了方便与乡政府机构联系，才请人帮着开通微信。在这个家里，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仍然是电视机。

大山里网络信号时有时无，家里唯一的一台智能手机连接着外部世界。

直至前两年，村里开始扶贫搬迁，一边实施“四建一通”工程，即乡乡通二级或三级公路建设工程、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建设工程、农村公路“畅返不畅”整治建设工程、建制村窄路拓宽改造建设工程和建制村通客车工程，一边引导居民们前往新房安置点居住。新房子按照人口分，每家每人平均分到15平方米左右。有些人搬到村子的新位置，有些人干脆移居到了县城。维持多年的村庄聚落被打破重组。一些人足够幸运，分到位于新修的马路边的房子，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韦国则一家所住的深山因为只有四户人家，通向新房子的路迟迟没有被修缮，步行过去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家里的田在这里，需要人照顾，在住新房和留守老房之间面临两难境地。一亩多的田地每年的收成仅够自己吃，实际并不能产生多少经济收益，但对韦国则而言，那是身为农民的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不可能轻易放弃。“等老了以后打不了工了，没有田吃什么呢？”韦国则担忧。

去年，政府通知他们，木头房子属于危房，需要拆迁搬离。韦艺飞将老木头房子拆了，花3万多元重新盖了水泥房，希望能在这里继续住下去。韦国则也在今年5月扒掉了老宅，在旁边的地基上建了新的木头房子。为了省钱，木头是自己去山里砍的，全程没有请工人，仅买了房顶的铁板，花了3000多元。虽然简陋，好在可以让老宅继续留存下去了。

随着相对地理区间的改变，现在韦国则一家变成了大山最深处的人家。他们曾向政府申请，修缮那条通往新房子和上镇村的小道，被回绝。韦艺飞告诉我，那条路的修缮难度不小，整个下来要40万元左右，掏不起。四户人家退而求其次，一起凑钱，修了另一个方向的相对更短的一条路，请挖掘机过来推了一个多月，终于整出一条可以通摩托车的石子小路。尽管这条路的方向仍然无法直通新房子，至少去隔壁乡镇方便了不少。

临走时，韦艺飞和韦国则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帮忙呼吁一下，他们希冀着修通那条通往新家的路，走出大山。今年5月，韦国则的母亲走了，他下一步计划先把地里的玉米收好，待妻子产下第十个孩子后，前往南宁继续找一份工作。“打工得现钱，还是比待家里好。”他想。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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