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奖状（长在红旗下奖状）

上世纪70年代，领奖归来。罗成武 提供

这是【长在红旗下】图片故事的第14期推送

□常德融媒记者 郑彦

奖状

是荣誉的见证

是励志的手段

是精神的寄托

一张珍贵的奖状。

91岁的卢家玉老人说，“文革时，造反派来抄家，把我的奖状撕得稀烂……看着他们的暴行，我心里像刀刮一样生疼……”

出生于旧社会，成长于新中国。卢家玉一生获奖无数，奖状记录了她的人生轨迹，也承载了她的至上追求。

文革结束后，她收到组织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里面竟然有那张曾被造反派撕烂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状，并且已经被人拼接好了。“我大哭了一场……所有冤屈，一下子释放了。”

1958年3月，第一批下放干部被石门县粮食局颁发劳动光荣奖状。 梁小兵 提供

从古到今，奖励的形式几经演变，到民国时，有了奖状。新中国后，奖状发展成现在的固定样式。

无论你在哪个年龄阶段，都有获得奖状的机会。无论这奖状的规格、类别如何，颁奖形式隆重还是简单，那张写上你大名的薄薄纸张，很可能成为激励一生的节点。

1977年2月，安乡县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个人表彰会。图为先进单位代表合影。 罗成武 提供

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职工张钰东说，1979年，他在石门县青龙公社双和大队小学读三年级时考了双百分，全校唯一。学校发了一张奖状——中间是毛主席像，两边是稻穗，字是老师用钢笔写的。“为了奖赏我，父亲找亲戚借了布票，买了一尺红色花布，让母亲缝了一个新书包。书包不仅实用，还成了我炫耀的资本。”

1977年，常德地区工业学大庆表彰会上，浦沅工程机械厂、安乡县二轻局、常德县蔡家岗公社获先进单位。

1993年，会计邹文被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入党，评先，堂堂正正做人，是他们这一代从小接受的规训。经历公司破产、外出打工、与人合伙办企业的邹文，办事一直坚持原则。他认为，不管自己在何处谋生，都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要对得起珍藏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

也是这年，周盼出生于鼎城区灌溪镇一个普通农户家。从小到大，她是班上学业分数的“差等生”，是“容易被忽视的人群”。初一时，她鼓起勇气报名体训队，在学校运动会上跑了1500米的第一名。上台领奖时，她心脏噗噗乱跳。那一天，颁奖场面“简直完美复制”她最喜欢的奥运会仪式——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弯腰被戴上了“金牌”。

周盼最终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现在她是一家美容连锁机构常德店的店长，因优质的服务多次被总公司通报表扬。回忆起第一次获奖的经历，这个26岁的姑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找到它，就找到了存在感。

1986年，修建常德沅水大桥的功臣们获奖留影。

每一张奖状背后，凝聚着一段付出，也安放着微弱梦想。

时代变迁，奖励的形式，逐渐从精神鼓舞转变为物质刺激。近些年，如果你获得某种荣誉，人们关心、关注的侧重点，更多放在了“有多少奖金”上。

奖状曾是奖励的唯一形式，满足了一代又一代人自我实现的需求。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成功的标签。

满身勋章，一生荣耀。

2004年，“常德市十佳女职工”获奖者。

不论哪种衡量标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认可——也许来自外界的评价，也许源于内心的挣扎。一张奖状，就是被认可的直观形式。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这样写道：无论艰难还是喜悦，要记得仰望星空，因为在这片星空下，你一直闪着光，当你看见了自己的光，你就看见了世界的光。

奖状有形，价值无限。

2019年9月，武陵区中心幼儿园，得到奖状的小朋友自信地走在操场上。 李龙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档案馆提供）

9月29日《常德日报》第三版▼

策划：赵有强

编辑：郑彦 唐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