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第一次与匈奴作战总结（汉武帝首次反击匈奴的不成功之战）

天才统帅——奴隶将军卫青

（连载一）

金建军

就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四年后的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匈奴派使者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汉武帝命群臣商议对策。

官居大行令的王恢建议汉武帝拒绝和亲，他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匈奴老是不守盟约，侵犯我边界，我们应该发兵打击他们一下才好。”

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以匈奴兵强马壮为由劝汉武帝接受和亲，群臣大多赞同韩安国的观点。汉武帝最终采纳韩安国的建议，与匈奴和亲。

其实早在汉武帝登基前，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位统治者，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此时，汉王朝不仅国力强盛，人口也有了快速增长。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发动战争时会有充足的兵源。

所以，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就有废除屈辱的“和亲”政策，转而对匈奴实施军事打击的想法。为此汉武帝进行了积极的部署和安排:委派李广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士卒巩固边防，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养马，以备将来能大规模组建快速反应部队——骑兵。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希望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西汉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成熟。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王恢再一次向刘彻建言攻打匈奴，与之前不同的是，他这次给刘彻带来了一个“机会”。

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有一名大商人聂壹，和匈奴人多有生意往来，甚至会私自出塞与匈奴交易（即现在的走私），可以说是“匈奴通”。也许是他自己找到王恢，也许是王恢私下找到了他，总之他通过王恢向皇帝提了一个建议：“匈奴刚刚和我们和亲，现在还不太警惕，我们可以以利诱敌，伏兵袭击，一定能大破匈奴。”

这个建议很对刘彻的胃口。于是他又召集群臣商议。这一次，主和派韩安国又站出来表达了反对意见，而这一次他拿出的理由依然和上一次差不多。王恢在朝堂之上成竹在胸：我们诱敌深入，当然免去了千里远征的劳苦；而四面埋伏，必然能将单于手到擒来。韩安国最大的反对理由也就失去了支撑，这一次，年轻的天子终于得偿所愿，可以展开对匈奴的反击之战。

商议已定，接下来就是调兵遣将的问题。讽刺的是，这一次的全军统帅之位，偏偏交到了反对出战的韩安国的手上。

汉武帝征召了各地骑兵、战车、步兵共计三十余万，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领全军，自韩安国以下，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从这几个将军的名称和后来战势的发展来看，汉军诸将的分工或许是这样的：公孙贺率领战车、骑兵部队，李息率领材官也就是步兵部队，而王恢率领三万士兵，埋伏于代地，与李息一起主攻匈奴辎重。

雁门马邑，正好处在恒山山脉、管涔山和洪涛山的交汇处，这三座山自北向南越收越窄，到马邑恰好交汇，于是形成了今天所说的“朔州盆地”，而这个盆地从形状上来看，正像是一个口袋的底部，如果匈奴大军闯入了马邑的包围圈，只需要派精兵将北面的袋口一扎，就可以安心地聚而歼之。在这个部署中，实施重兵围困的是韩安国率领的三十万主力部队，而王恢率领的三万偏师则是机动的预备部队，如果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韩安国大军对匈奴重重包围，王恢切断匈奴的粮草，那么匈奴人的处境，将会和长平之战时赵括军队的绝境一样，只能坐以待毙，全军覆没。

大军埋伏在马邑，只等大鱼上钩。于是聂壹便以商人身份进入匈奴，利诱军臣单于说：“我能派人斩杀马邑太守，然后让马邑城投降，城中财物可以全部被您所得。”军臣单于大喜，便与聂壹做下约定。聂壹回到马邑之后，斩下一个死囚的头颅，悬挂在城墙之上，催促单于使者说马邑太守已死，赶紧让单于来受降。军臣单于这条大鱼，被不费刀兵即可获得的利益冲昏了头脑，率领十万骑兵前来吃下汉军设计的鱼饵。

看上去一切都在汉军的掌握之中，只等收网捕鱼的时刻到来。

匈奴单于率领大部队沿管涔山-洪涛山谷地一路向南，冲破武州塞的象征性防守，然后马不停蹄地继续狂奔。武州塞这座防御工事的空虚并没有使他们感到疑惑，军臣单于没有想到，并不是汉兵不堪一击，而是汉武帝故意撤下了武州塞的防御部队。

可当军臣单于行军到离马邑百余里，看到田野上牛羊遍地，却无人放牧，终于心生疑虑——这入塞一路以来，行进的是不是有些太顺利了？

在史料所载的汉武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为了完成这个包围圈，需要百姓做如何的配合。这时候百姓的撤离，有可能是因为提前听到匈奴大军的风声而逃走，而另一个可能则是，汉军为了让匈奴彻底陷入无可依托的绝境，故意坚壁清野，可如果是为了这样，只需要将朔州盆地里的百姓撤离即可，何必同时撤空山谷地带的百姓？或许是在朔州盆地的坚壁清野，终究还是走漏了风声，让周边百姓也预感到大战将至因而逃亡？

军臣单于或许不及他的父亲、祖父那样雄才大略，但也绝非泛泛之辈，当即攻下马邑周边的一个亭，生擒此时正好在这里巡守的雁门尉史。匈奴人本想像往常一样将这个小将校直接斩杀，但尉史为了求生，说出了那个能解开军臣单于心中疑惑的秘密——汉朝三十万大军，正在马邑周边山谷中埋伏。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匈奴单于及其身边的众将领都吓出了一身冷汗，随后军臣单于又是大喜，说道:“我得到尉史不上汉天子的当，真是上天所赐”。于是封尉史为“天王”，下令匈奴骑兵立即掉转马头，火速返回塞外。

据史书记载，汉军主力，也就是韩安国、公孙贺部，一直到听到塞下传言匈奴部队已经出塞的消息，才出兵追击，这时候当然已经追之不及。汉军本来占据埋伏的主动，庙算在前，竟然能在斥候侦察这个方面落后到这个程度，除了经验不足之外，韩安国的过于保守恐怕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而代地的王恢所部，则不是侦察落后的问题了。王恢本应从代地抄到匈奴部队后方袭击辎重，但单于回军后，王恢部面对的就不是匈奴军队的后方，而是匈奴的整个部队。王恢手下三万人，明知道计谋败露，匈奴已经回程，也不敢直面匈奴十万骑兵，只好罢兵。

三十万的士兵，几个月的布局，刀未出鞘，战事就已结束。

刘彻勃然大怒。本来雄心勃勃要生擒匈奴单于，结果他们竟然连匈奴士兵长什么模样都没看到就回来了！皇帝的怒火对准了王恢，王恢辩解道：“原先的计划是匈奴进入马邑后，大军和匈奴部队交接，而我部袭击匈奴辎重，可以得利。可现在匈奴人不战而还，我部只有三万部队，贸然出击，必定寡不敌众，自取其辱。虽然按照军法，臣理应斩首，但臣毕竟将陛下交付给我的三万士兵完好的带了回来。”

如果只从战争的战斗层面来讲，王恢的辩解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直接按照军法处斩王恢，恐怕刑罚过重。而王恢私下也贿赂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丞相田蚡，田蚡便通过姐姐王太后向刘彻求情：如果杀了这个坚定的主战派，是不是帮匈奴人复仇了呢？可皇帝的理由更加不容辩驳：“马邑之战本就是王恢一手谋划，我才征召天下兵马数十万来让他行事，可他却如此表现！就算无法生擒匈奴单于，王恢率部出击，仍然会有所收获，哪怕失败了，也能告慰人心。如果不诛杀王恢，实在无法向天下谢罪。”田蚡将这个消息带回给狱中的王恢，王恢知道必死，只好自杀。

其实，如果王恢没有去贿赂田蚡，他未必一定会死，汉朝军制严苛，但从后来历次处罚来看，判当死后是可以花钱“赎为庶人”的，但王恢去找了被刘彻视为政治掣肘的田蚡，这就让刘彻彻底不能容忍。武帝一朝第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大臣，只是因为自己关键时刻的保守和怯懦，而落到如此下场，真是世事难料啊！

“马邑之围”之后，匈奴彻底拒绝与西汉朝和亲，在边境公开拦路劫掠，并且经常四处出兵袭击汉朝边郡，以报复马邑之围。“马邑之围”使汉朝从此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此战双方虽然没有交战，但也可以看得出双方军队在战力上的差距：匈奴十万骑兵，深入汉境数百里，虽然有汉军故意不加阻拦的因素在，依然称得上是来去如风，以致匈奴军队已经打了一个来回，汉军竟然才得以发觉；而汉军以步兵为主、战车和骑兵混合作战的部队编制，在机动力上自然远落后于匈奴骑兵，加之斥候信息的落后，更是让汉军彻底丧失了追击、合围匈奴军队的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将领的问题。韩安国文人从军，在这一战中完全体现了自己或许守成有余、进取则完全不足的特点，吴楚七国之乱是他军事生涯的大亮点，但也仅此而已了，刘彻想要将对匈奴的形势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则韩安国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而另一个被刘彻寄予厚望的新晋将领王恢，则空有豪言壮志，临敌却消极怯战。试想如果两个方面的统帅都更加积极进取一些，王恢如果能以三万军队拖住匈奴骑兵，而韩安国早一点侦察到匈奴撤退的消息并前往追击，则大军即使合围不成，也应该有所收获——这就是汉武帝的愤怒所在：一言蔽之，将帅无能。

面对这样从战力战术到将帅能力的全方面差距，刘彻想要反击匈奴，在不长的时间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匈奴人骑兵强盛，如果还是延续之前以战车和步兵为主力、骑兵为辅助的军团编制，用于防御或者绰绰有余，用于反击则失之笨重，马邑之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汉朝自文景时期开始就已经大规模养马，到武帝一朝更是直接把马厩设到了宫中，不仅如此，他还大力鼓励民间养马，规定向国家提供良马一匹，可以免除三人的一年赋税与劳役，于是到后来，往来长安的交易马匹达十余万，而仅官方马厩中就有超过四十万匹马——按一人三马的配置计算，这足以供养起十万有余的骑兵部队，尽管在数量上，这还不能和匈奴的骑兵数量相提并论，但是考虑到汉朝先进的冶铁工艺，汉军骑兵的装备水平实在匈奴之上，那么两军战力上的比较则应该是旗鼓相当了。

当然，理论上的部队战力，必须要通过完美的将领统率才能够得以展现，刘彻需要通过一场战斗，来检验一下，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合适的人选。在此之前，他还是不得不忍受和亲彻底破裂之后，匈奴人在边关的不断骚扰。

刘彻又等了五年。在这等待的过程中，不只是汉王朝在积蓄它的军事力量，刘彻也在积蓄他的政治资本，元光四年，前丞相、魏其侯窦婴因门客获罪被斩，同年，丞相、武安侯田蚡病故；元光五年，陈皇后（陈阿娇）因嫉妒而施巫蛊之术，被酷吏张汤查处，因而打入冷宫；至此，汉武朝初年那种对刘彻四处掣肘的外戚势力，窦太后、王太后、馆陶公主等人，及她们在刘彻身边暗布的棋子，已是一扫而空。

于是到元光六年，反击的时机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