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陈廷焯评论苏轼词寓意高远（靡艳外衣下的静穆与沉郁）

《花间集》录唐、五代词500首，题材以女性生活、容貌装饰、思春怀人为主，也有少数咏史怀古、风物人情、边塞旧事的题材。风格绮靡香艳，是文人贵族用来舞筵酒席歌唱助兴之用。《花间集序》对这些风格特点与作用有清晰的描述：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文字精雕细琢，力求精艳工巧。“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这是说《花间集》作品的用处在于歌伎于筵席上按曲演唱。“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是说《花间集》的风格上承南朝靡艳的宫体。

如《花间集》的第一首词，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描写一个贵族女性的化妆梳洗的日常生活，风格香艳绮靡，字句精艳。

又如《杨柳枝》：

手裹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描写女性对爱情的渴望，极尽温柔之致。“金鹦鹉”、“绣凤凰”也显示着精艳的词风。

然而，这种靡艳而缺乏思想性的的词风，在陈廷焯和况周颐眼中，却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境界。

陈廷焯、况周颐对《花间集》的论述

陈廷焯论词重“沉郁，先看一下他在《白雨斋词话》中关于《花间集》的论述：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

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

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

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

•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陈廷焯的几个观点：

1. 沉郁须“神余言外”，有言外之意，身世之慨可寄托于草木，而这种寄托是含蓄的，不能一语道破。

2. 他举温庭筠两首菩萨蛮作为“沉郁”的例子，又提出温庭筠《菩萨蛮》从楚骚变化而来。

3. 认为韦端己、冯正中词也是沉郁的，最后总结出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

《白雨斋词话》

再看况周颐关于《花间集》的论述：

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

花间至不易学。其蔽也，袭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谓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 意境而纡折变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真意尽漓，反不如国初名家本色语，或犹近于沉着、深厚也。庸讵知花间高绝，即或词学甚深，颇能闚两宋堂奥，对于花间，犹为望尘却步耶。

况周颐论词推“重、拙、大”，他又提出“穆”之一境，认为静兼厚、重、大谓之“穆”，而《花间集》符合“穆”之一境。

关于况氏“重、拙、大”的理论，可参阅笔者另一篇文章《蕙风词话：词的重、拙、大、直、方、圆》

人民文学出版社《蕙风词话/人间词话》

常州词派思想的影响

“沉郁”和“重、拙、大”的共同之处，是比兴寄托：托物寄意，含蓄蕴籍，意余言外，避免直露，这就是陈廷焯所谓“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陈廷焯和况周颐学词均宗尚常州词派，因此他们继承了常州派比兴寄托的词学思想。前引之陈廷焯关于“沉郁”的论述，其实与常州派开山祖师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论述很相近。张氏云：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张惠言所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和陈廷焯所谓“孽子孤臣之感”是同一意思，陈廷焯称温庭筠《菩萨蛮》“全是变化楚骚”，也就是张惠言“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的意思。张氏论温庭筠《菩萨蛮》云：“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陈廷焯也认为温庭筠“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句隐藏无限伤心。一首描写女性日常生活的毫无思想意义的靡艳之词，何以被张、况二人引申为感士不遇的伤心，甚至上升到离骚初服如此高尚的政治寄托？

这与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主张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有关。

其一，张惠言的词学观，首先是尊体。他的尊体，手段是复古，因此他推重唐五代词。

其二，他为达到“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目的，恪守“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又以比兴寄托作为表意的手段。

其三，张惠言以经学家的眼光来解释温庭筠词的“言外之意”，强加上政治道德的含义，有牵强附会之弊，也反映了儒家诗教对他的词学思想的影响。

图片摘自头条国风图库

“符号学”对于张氏比兴寄托的解释

对于这个问题，叶嘉莹曾以西方“符号学”理论来进行解释。她认为张惠言从“照花前后镜”四句提及的衣饰化妆之事，联想到《离骚》中关于衣饰姿容的描写。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之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等，以衣饰的洁净喻人格的高洁。因此，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眼光来解释温庭筠《菩萨蛮》，自然也认为温词有所寄托。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解释。

陈廷焯又说：“作词之法......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他继承了张惠言的思想，所以自然认为《花间集》这些“变化楚骚”的词是沉郁的了。

陈廷焯还另举冯延巳为例：“冯正中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冯并非花间词人，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世俗人生的痛苦和烦恼的挣扎和抗争，含蓄蕴藏，感慨很深，所以陈氏认为冯词沉郁顿挫，缠绵忠厚，也是符合常州词派比兴寄托和儒家诗教的思想的。

《花间集》的重与拙

再看况周颐的观点。“重”和“沉郁”的意思相近，均与比兴寄托的手法有关，提倡意余言外，欲露不露，得含蓄之致。况氏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 。”这种“不自知”的寄托，正是花间及后来北宋前期词的共同特质。其时的词，作者可能并无寄托，或并非有意寄托，只是于无意中将某种情意流露其中，由于描写的意境容易引发联想，故而被读者进行引申的解释。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种词给读者的感受是细细咀嚼余味不尽，因此意厚。而《花间集》正好有这样的特点。

“拙”是手法上反对纤巧浮滑，拙则格调高古。况氏认为“诗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宁直毋曲，盖因直则古拙，曲易浮滑，所以况氏又说“或取前人句意境而纡折变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他认为有些人学花间，只以刻意雕琢以求纡折变化，徒得花间之貌，其弊在于尖、纤，而全无花间古拙之致。又陆游跋《花间集》云：“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简古可爱和拙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这种简古可爱，体现在词意表达率真自然无雕琢，字句不刻意勾勒。

如《更漏子》：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语句自然率真，直有南朝民歌风味。由于文人士大夫对词创作的参与，词逐渐注重词句的锤炼和意境的塑造，北宋前期，这种风格已开始消失，周邦彦之后，词更注重结构章法的铺陈和词句的勾勒，这种简古可爱的特点更是不复可见。

图片摘自头条国风图库

结语

陈廷焯和况周颐是常州词派后劲，虽然对于常派词学思想有所创新，但对于“比兴寄托”和“忠爱缠绵、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仍然一脉相承，所以对《花间集》的解读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解读忽视了唐、五代词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比兴寄托强加于《花间集》，实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二人对于《花间集》靡艳外衣下的厚重与率真自然的解读是精到和有见地的，这种复古的主张，对于纠正浅浮枯陋的词风是有益的，虽然路子窄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