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和朱大可的关系（老子究竟是哪国人）

老子古代雕塑

公元前600年，印度婆罗门教从吠陀时代进入沙门（Sramanas）时代。一些婆罗门教或教外哲人，不满于教义中的权力垄断、等级界限及其繁缛规定，以“林居者”和“遁世者”自居，成为采拾野果或行乞的苦行者，在森林和旷野里沉思并研习瑜伽术，以寻找新的真理和精神的安宁。从他们的队列里诞生了佛教创始人佛陀（约624~ 544 B.C.）、道家宗师老子（约571~ 471 B.C.）和耆那教（Jainism）始祖大雄（599~ 527 B.C.）等等。

这场叛教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印度本身，因为它最后抛弃佛教而返回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狭小道路。道家（或称原始道教）与和佛教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缺乏神灵的观念，并把祝圣、求赦、献祭、祈祷等宗教活动，置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在杜尔干看来，它们是无神的宗教，因为它们都不关心世界的来源，而仅关心如何靠自我修行来摆脱这个充满欲望和苦痛的世界。只有中国同时接受了这两种孪生宗教，并把它们变成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胸襟，笑纳了这些崇高的馈礼。

老子，一个留学印度的中国哲人

乔达摩悉达多和李耳，都是轴心时代沙门运动的中坚分子。乔达摩顿悟前是林居者，而成佛后的行为则更像是“遁世者”，沿袭了进城乞食后再出城教习佛法的传统。这可以从《金刚经》卷首中清晰地读出——

“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

李耳“出生”的场面，则更像是一位带着皱纹和白发离家出走的“林居者”——生于李树之下，而且生下来就满头白发，又指李树为自己的姓氏。 尽管属于反叛的沙门群体，但老子的行为方式，还是遵循了婆罗门教关于“林居者” 的规定——在出现皱纹和白发之后，离弃世俗事务，前往林中修行。这状况揭示了印度沙门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反叛婆罗门教，并渴望开启新的真理之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旧教义及法规的基石上从事这种反叛。就连最伟大的沙门修行者，都无法摆脱这种令人尴尬的悖论。

南朝梁人殷芸（471~529 A.D.）在其笔记中，对老子的形貌有与众不同的记录：“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为人：黄色美眉，长耳广额，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耳有三门，鼻有双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唐人张守节据此在《史记正义》添油加醋地写道：“老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日月角悬，鼻有双柱。”

梵高自割耳朵后的自画像：“聃”（“大耳”之义）是一个奇怪的“暗语”，成为辨认老子集团的重要身体标记

我无法查证支撑这种叙事的历史证据，但它所描述的细节，如长耳、广额、大目、鼻有双柱等，都跟传统的释迦牟尼造像神似，可视为老子携带印度文化基因的重要旁证。丁山则根据古籍中楚人长须的民俗，认为“聃”并非仅指耳朵长大，而是指其长须，聃，应该是髯字的误记。印度智者通常多髯，所以老子和楚人多髯，皆因其受印度风俗的影响。

大耳长须的林居者，以树林为家，制造了奇异的佛-树对偶图式，在佛教传说里，至尊的七位大佛，全部都在树下正觉成道，由此形成毗婆尸佛之与无忧树，尸弃佛之与芬陀利树，毗舍浮佛之与婆罗树，拘留孙佛之与尸利婆树，拘那含佛之与优昙跋罗树，迦叶佛之与尸拘类树，释迦牟尼佛之与菩提树，将来成道的弥勒佛之与那伽树（龙华树）等的神圣结盟。在佛教史上素有“第二佛陀”之称的龙树，相传降生于阿顺那树下。而在李树林里，老聃在顿悟之后，满头白发地“降生”了。但此“生”与肉身无关，它喻指了老子在修行上的重生与“涅槃”。

树与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伴随着他的生命轨道。摩耶夫人在无忧树下诞下悉达多，他在少年时即在阎浮提树下入定，成年后痛感生命无常，于是舍弃王位，以沙门方式在树林中苦修，并于菩提树下获得正等正觉。其方式与李耳毫无二致。

成道后的佛陀，以竹林精舍和祗园精舍为两大宣教基地，其中竹林精舍因位于迦兰陀竹林而得名，林中种植大量美竹，而祗园精舍中则种满了祗树。佛陀晚年时因食物中毒而在婆罗树林内入灭，当时所有婆罗树、都变成白色，史称“鹤林”，那是群树向佛陀表达的最后敬意。

汉传佛教的基本策略，在于炫示其跟原型空间（起源国）的关系，并重申“西天取经”的重要意义，塑造包括慧达、法显、昙无竭、玄奘等在内的取经者的伟大形象。而张陵开创的道教（五斗米教）则恰好相反，它要切断道家跟印度的历史关联，仿佛这是一种巨大的文化羞耻。这显然也是道教集团的政治策略。在佛教兴盛之后，相对弱势的道教，必须靠强调其原生性和本土性而获取政治正统地位，但这策略并未产生显著的效果，反而令道教丧失了来自源头的教义与人才的支援，变得日益衰微起来。

观音圣像：双足底朝上翻起，此即所谓的“双盘”坐姿，佛教亦称“莲花座”

“老子们”的“国籍”和“人数”

正是蓄意的文化遮蔽，导致了普遍的认知错误。长期以来，老子与“西域”、也即现今印度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学界的敏感触点。自从东汉出现“老子化胡说”，老子的“国籍”争议就变得难以回避。本世纪50年代，学者谭戒甫力排众议，提出老子本系“胡人”的假说，而由于当时的大汉民族主义的政治掌控，遭到诸多主流权威的围剿，这一杰出的历史推论，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但就连谭戒甫都未能意识到，老子的“国籍”问题，至少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他要么是来自印度的移民，要么是留学印度的中国人。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猜想。而据法显和玄奘印度取经的事例推断，老子（们）很可能是最早抵达印度的楚国学者，投身于印度沙门运动，从中获取思想原型，而后返回中国，千锤百炼地熔铸一种崭新的哲学。倾向于这种推论的理由在于，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伟大的汉语经典，尽管它有赖于后续者的反复修订，但它仍需一个相对健全的初始文本。而对于一个满头白发的印度移民来说，这显然是难以承担的重任。

不仅如此，老子也并非一定是单一个体，各种迹象表明，它是一个以李耳为首的、活跃于先秦时代的小型沙门集团，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却又分散于远东各地，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执行宣扬“无为”学说的秘密使命，而《道德经》是该团体的集体之作。它汇聚了早期道家学派的全部精华，先由李耳一人执笔写就，而后被集团其他成员所反复修订。

这就可以解释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展示的那种古怪现象：为什么这边老子刚刚诞生，那边老子已满头白发；为什么在老子西遁以后，还有一个老莱子出现，甚至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又有一位叫“儋”的周朝太史去见秦献公，精确预言了秦王朝统一六国的事实；为什么屈原在放逐期间，曾会见一个叫做“郑儋尹”的神秘祭司，后者断然拒绝了这个失意楚臣的占卜要求。莱、聃、儋，都是同一类辨识“暗语”，它旨在向世人暗示这些不同年代人士的文化亲缘关系。

《道德经》作者的集团化特征，就是考古挖掘中出现多个“版本”的主要原因。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是目前所见最为原始的《老子》，含有效简片730枚，文字2046，显然是先秦的产物，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写本的《老子》，其中乙本字数5467，推测成书年代在汉文帝前后。传世本字数在5000左右，跟帛书已经相差无几，但其中有10个章节遭到显著改造。上述现象表明，跟《庄子》一样，《老子》本来没有一个先天完备的“原典”，它向“自己人”完全开放，直到西汉才逐渐闭合。《道德经》，是老子集团从战国到西汉300年间不断“完善”的结果。

菩萨圣像：双足底朝上翻起，此即所谓的“双盘”坐姿，佛教亦称“莲花座”

老子名“耳”，字“聃”（“大耳”之义），是一个神秘的记号，成为辨认老子集团的重要身体标识。老子死后129年冒出的“太史儋”，连精明的司马迁也被史料弄糊涂了，怀疑他就是老子本人，因为这“儋”字就是“大耳”之义。荀悦在《前汉纪·武帝纪（应劭注）》里解释说：“儋耳者，大耳種也。其渠率（指头部）耳垂肩三寸。”它最初可能是婆罗门种姓的某种生理标志，被吠陀宗教加以夸大和圣化，而后便外推为所有圣人的文化造型。在早期佛陀雕像上，这种长耳及肩的特点四处可见。在所有的面部器官崇拜中，耳朵崇拜最先出现，具有意义深远的引领价值。正是在耳朵被送上圣坛之后，眼睛和嘴巴才能轮番面对来自人类的敬拜。

与此相关的另一识别标志，是盘腿打坐（“莲花坐”）的姿势。《山海经•海外北经》描述一个叫做“柔利国”的国家，为人一手一足（显然是对人的侧身图像的误读，而这是山海经作者常犯的错误），“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国，人足反折。”所谓“反膝”、“曲足居上”和“人足反折”，都是练习瑜伽时的常见状态——两脚的足底向上翻起，而足跟则压在腹股沟处，形成所谓“双盘”（亦称“莲花座”）的奇特坐姿。

《大荒北经》对此进一步解释称：“有牛藜之国，有人无骨，聃耳之子。”柔利、留利和牛藜，显然是同一国家的三种记音，它描述了练瑜伽（Yoga）的沙门修士的外观形象。这里的“聃耳”，指的就是老子。《山海经》称，整个柔利国民都是老子的孩子，这从字面上是难以解释的，但要是把老子视为一个阶层或群体，并将这记载视为一种隐喻，则一切便豁然而解。它要向世人表明，所有印度的瑜伽修行者（无骨人），都是这些精神导师的“孩子”。这两段记载，洋溢着沙门运动的浓烈气息，是老子跟印度吠陀文化关系密切的重要证据。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 》一书

本文配图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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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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