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清华学生的一封情书（哈佛导师写给学生的一封封）

在哈佛教育学院呆了六年半(2005-2012)，虽然拿着全奖，但是一路发愁着考试、开题、论文、找工作，每次跟老师讨论都被“拷问”一番，每次跟同学做项目又被秒成“学渣”。害得我毕业那天简直要欢呼“脱离苦海”。现在离开哈佛三年多了，再回想起来，我才惊觉那段时光真是“黄金时代”，在哪里去找这么多聪明的老师专注地给我一对一的指导？去找这么多努力的同学提醒我总有人“起得比你早，睡得比你晚”？写论文那段时间简直就是以教育学院的Gutman图书馆为家，饿了就去一楼买杯咖啡，困了就在二楼沙发睡一觉，想换个思路就上三楼机房编程序，有了理想结果就喜出望外地拿到四楼去找老师讨论。

我导师的小办公室就在Gutman图书馆四楼，面积不到十平方米，窗户也很小，晒不到阳光。靠墙两面都是高高的书架，从地上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还放着他跟两个儿子的照片。对着窗户放他的办公桌和台式电脑，桌边还躺着一个旅行箱和若干论文，因为他常飞去纽约或DC开会。剩下的地方就只够再放一张椅子，留给像我这样上门请教的学生。每周他的“答疑时间”总是排得很满。如果我到的时候，前一个学生还没有结束，就只能在门外席地而坐，在等待的时间里再多看几眼自己的论文。记得带校外朋友参观时，他们在门外打量，都无法相信这就是哈佛教授的办公室，这么狭小，布置这么简单。其实哈佛最值钱的不是大楼，不是大办公室，而是老师们的时间。在这间小办公室里得到的那些有针对性的反馈，就够我受益终身了。而且我还学会一点，要把空间和时间都用到极致，不要有闲置或浪费。

我导师叫理查德.莫瑞。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大家不分尊卑，都直呼其名，还是小名，我们学生也都亲切地叫他迪克。迪克是从耶鲁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下面在我毕业典礼的照片上，他穿的就是耶鲁的博士服)。

迪克一直对教育感兴趣，在读博士之前还当过三年高中数学老师。在他毕业那个年代，还没听说有教育经济学这个方向；他先后去了宾大和耶鲁的经济系，最终在哈佛教育学院找到归属感，一呆就是三十年，直到2014年退休。选我所选，无怨无悔，迪克又给我上了一课。选择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长青藤大学里很难拿到终身教职，但迪克不光留在哈佛，还著书立说，深受师生爱戴。

美国的博士一读若干年，我们刚进学院都是新面孔，叫自己“D1”，第二年觉得地盘混熟了，叫“D2”，第三年各种忙忙碌碌，叫“D3”。再往后每个人的路径与进度发生分化。哈佛教育学院博士平均毕业时间5年半，读到8年、10年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超过了三年都含蓄地统称为“D3 ”。时间之所以这么长，原因之一就是开头两年还得系统地学习课程，像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政策量化分析，课程由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政策分析各占1/3。其中经济学基本都是跟着哈佛与MIT的经济系研究生一起上课。在制定选课计划时，因为他自己毕业年代久远，迪克还专门请来了哈佛经济系新近毕业的布瑞吉特教授，两人一起坐下来给我出谋划策。我当时不过是初来乍到的一年级博士生，尚未选定迪克做导师，就能有教育学院最牛的两位经济学家来讨论我该不该补习微积分，该选谁的劳动经济学。重视博士生的课程设置，把最精华的部分代代相传，不受院系甚至学校“围墙”的局限，这是美国博士培养的特点之一，这在哈佛校园里，在迪克身上更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至今还记得他让我去MIT听伊斯特教授的发展经济学，尽管迪克担心她的法国口音对我这个国际学生来说有点挑战。后来伊斯特简直成了我的偶像，读她早年写的印尼学校建设的论文，第一次让我赞叹原来学术论文能用“优美”两个字来形容。想起来还要感谢迪克帮我打开这扇“门”，可以领略学术之美，可以看到一个出色的学者不会受到英语非母语的阻碍，他/她的思想用哪种语言表达出来都是闪闪发光的。

写到这你也许留意到了，不管是出书，还是指导博士生，迪克都喜欢与人合作，强强联手。这也是我从哈佛学到的一大要诀，不要单打独斗，合作既能提高产出，还能充满乐趣。我在哈佛教育学院上的第一门统计课，所有的作业都跟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完成并联合署名提交。记得当时每次上课我们三个都乖乖地坐在第一排，课后一起在机房写作业，有人编程强一些，有人注重细节，有人喜欢编辑文字。课程结束之后，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毕业，一起聚会，互相给论文或项目提建议。教这门课的约翰教授是迪克的“亲密战友”，合作了三十年，一起上课，一起写书，一起带学生，2014年还一起退休。约翰本人年青时候玩摇滚乐队，在香港当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如果我的论文写的不错，他会用粤语祝贺我“恭喜发财”)，办公室电脑不工作的时候就联网帮助NASA寻找外星人。他也是哈佛教育学院的一个传奇，事迹可以单独成篇了。迪克和约翰一个深挖各种假设的前提，一个琢磨数据背后的谜题，在携手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有惊喜(在他们的合著《方法很重要：改进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推断》里，把这种时刻叫做Eureka，源于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浮力原理，狂喜地奔到大街上喊“我发现了”)。在他们联合指导学生的时候，那个学生可就“悲催”了。记得我拿着完成的论文去找二位签字时，正好赶上他们指导另一个学生，该君脸色苍白，桌上打印出来的论文全是红色的修改痕迹，简直说话都要哆嗦。我看着他，就想起自己在改论文期间也是这么狼狈吧。顶得住迪克和约翰的连番“拷问”与反复修改，让我无论从心理抗压力还是不厌其烦的改进都做好了准备，在毕业后接手的每一份工作都能用上。

迪克与约翰是哈佛教育学院量化分析方向最“严”的老师了，我每次拿到他们修改过的论文都想放声大哭，但是身边的同学鼓励我说，他们对每一个学生都如此严格，我该把这些修改的红字看成他们对我的爱。他们倾注心血来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写论文，这一篇篇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记得我因为语言不如美国学生那么地道而发愁，迪克就为我打气，说他自己60岁开始学西班牙语，知道用一门外语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多有挑战性。记得迪克喜欢看打印出来的纸版论文，在旁边加批注，但是他字写得潦草，所以有时还挨字挨句地帮我读出来。记得给迪克当助教的时候，每次批改作业前，他会组织我们几个助教先练习打分，再通过热火朝天的辩论来说服彼此，最后统一给分标准。记得迪克跟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会先问我的长远计划或其他顾虑，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么建议都是为了你好It is at your best interest I would suggest…”。这句话往往能起到神奇的效果，让我虽然有点失望，但能心平气和地听他提出不同的想法。现在我在工作当中也常常用上这招，尤其是给别人指出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要真诚，要平心静气，不要忘记自己的出发点是来帮忙的，是为了让别人越做越好。

回忆起从迪克身上学到的点点滴滴，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比如他对教学的满腔热忱。每年选修《教育经济学》的学生差不多200人，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难怪不止一次学生们都把院里的教学大奖投给了他。为了庆祝迪克和约翰在2014年退休，院里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他们指导的学生也从天南海北写来了感谢的话。我记得自己写的是“谢谢你，迪克。你让哈佛教育学院像我千里之外的家。我记得在修改论文期间跟你每周一对一的讨论。你总是拷问我的假设，指引我找到研究线索，有时候还会帮我读出你手写的评语。这些时光帮我从一名青涩的学生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者。现在我也花时间指导研究团队里的年青人，这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我听见自己重复你当年说过的话‘请提醒我，你想在5年后、10年后实现什么目标’，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我当年有过的那些挣扎，那些困惑的表情。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坚持在这段富有挑战的旅途上走下去，成为一名好奇、勇敢、执著的研究者，去探索教育领域还未曾有人涉足的地方。”

注：本文作者为郭娇，系麦可思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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