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白银自己采集（古代矿工是如何开采黄金白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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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们留下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那些亮瞎眼的文物，见证着一切。可是，它们的前身——矿物，是从黑暗的矿洞里开采而来。

你知道，古代矿工是如何开采金银的吗？我们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

矿难发生地在江西东北部，今德兴市境内的一处矿场内，发生了山崩地裂的响声。文字的记载，显得那么轻描淡写。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金器摄影 丨郭晶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

2017年，四川眉州，明末战场遗址出土银锭，即江口沉银

我们能想象矿产开采背后的辛苦，却几乎找不到关于那些苦难的描述。江西矿冶博物馆馆长丁淦林先生，提供的资料，吸引了我的注意：

“饶州邓公场（今德兴市区域），采银之所，山有涧水出地底。天佑（唐昭宗、哀帝使用的年号）末，银夫是与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开窗，月光下照，楼台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斫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

——宋代徐铉撰《稽神录》

几行听起来轻描淡写、背后显然是地动山摇画面的文字。

这段文字描述了一次矿难，地点位于唐帝国的江南西道——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它管辖的饶州乐平邓公场，即今天的德兴市附近，是一个重要矿区。场，就是因采矿而设置的国家矿场，官方监管机构。在一处山涧，银矿工人沿着这里凿出地道，发现了山顶有天窗般的洞穴，里边白银矿石富集。他们欣喜地上前开采，不想山体崩塌，进去的无一生还。

史书有万卷之多，却不舍得给卑微的矿工留下一片传记。这样一段文字，出现在文人笔记之中，作者徐铉是五代宋初文人，所处时代距离矿难很近。《稽神录》是笔记小说，但并非完全虚构，古代的小说也跟现在所说的虚构作品不同，它的“小”指的是市井小事。很多记述是官方史书不屑于书写的“社会新闻”。这段文字即是一例。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事故似乎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

不过，矿难发生的时代极不平凡。天佑末，说的是是唐哀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907年，也是唐帝国寿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全球最耀眼的王朝大厦，就像赣东北角落里的矿山一样，轰然倒塌。

安史之乱之后，盛唐转入衰落，安禄山、史思明虽被剿灭，但地方藩镇势力并未减弱，反而因“平叛有功”而更加尾大不掉。唐哀帝，的确是个可怜的哀家，他跟他爹唐昭宗时期，皇帝已经成了傀儡，藩镇节度使出身的朱温，即朱全忠在907年逼迫李家皇帝“禅位”朱家，五代的第一代——后梁开始。

朱家无法控制全国，周边藩镇遍地开花。江西地区先后为南吴、南唐所据。唐宋之际，从907到960年，北方中原有五朝更迭，周边还先后有十个小国格局，这就是唐宋过渡期的乱世——“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前期地图

“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 。”

九个字，把一场惨绝人寰的矿难，轻描淡写。这一矿难，应该只是中国古代采矿史上的一瞥而已。数千年的历史，是矿业缺席的历史。史料与专著，会时不时跳出一些关于采矿经济状况、采矿冶炼技术的描述。它们是冷冰冰的文字，对矿工的作业和生活，几乎漠不关心。

无论哪个王朝，强大与否，从来不舍得给这些劳动者半点笔墨。

东南诸省所在的丘陵：金属矿藏王国

中国矿冶技术在商周、春秋、战汉时期已经成熟。唐宋时期，技术更是再上层楼。不同的是：随着政局大变，经济重心难移，矿业的空间也逐渐从北方转向帝国的东南，确切地说，是江南，大江之南也——长江中下游南岸，大体包括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及湖北东南、安徽南部、广东东北部。这一区域，基本就是地理上的“东南丘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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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立足之本是什么呢？

唐朝之后，经济中心的转移与开发，让这些地方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微观上说，金属矿产是吴、南塘、吴越、南楚、南汉、荆南成为独立王国的秘密武器。

这里的地脉十分古老，大量的岩石，是岩浆喷发的作品。疯狂的岩浆，将大量的能够形成矿物质的化学元素，从地壳深处带入地表，凝固在这欺负的丘陵中。

冷兵器时代，一个王朝的实力，至少需要两样东西支撑：耕种，获得粮草；采矿，充实财库 提供兵器。唐末，东南地区之所以出现割据政权，能与中原掰一掰手腕，除了耕种土地的扩大，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片拥有多种有色金属的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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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金矿矿脉分布图

北方是黑色矿物的王国，东南是有色金属的天堂。

北方有广阔的古大陆沉积盆地，煤与石油就藏在大地之下。不过，这两样东西在工业社会才成为主角。在冷兵器时代，金属矿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有色金属中，尤以金、银、铜、锡为最。除了铸造实用器皿，这几种金属多用于制作象征身份的礼器、饰品，甚至成为财富的象征——封建社会主要流通的货币，就赖于金银铜，锡则成为合金材料中常用的成分。

五代王朝并非这些矿产的第一批受益者，上一次开采高峰可追溯至春秋战国，吴、越、楚等南方强国，其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非但不输中原，甚至兵器和艺术品的精湛程度，还更胜一筹。赫赫有名的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以及楚地那些充满想象力的青铜礼器，他们的背后，是那个时期金属矿业辉煌之见证。

春秋战国到汉代，南方金属矿业的重心在皖南、湖北，实物见证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铜陵金牛洞遗址为主，主要冶炼的是铜、铁。隋唐之前，长江中下游尽管有了这些采矿活动，但规模毕竟还是无法跟北方广大地区相比。

到了隋唐五代至宋，过去开发较少的江西丘陵地区，终于迎来了它的辉煌。这个时期，五代十国——唐宋之间的半个世纪时间，南方GDP开始超越北方、人口开始赶上北方。

矿业，是这个大趋势的缩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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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原、关中，南方只有苏杭周边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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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更多人口涌入长江以南，洞庭湖、鄱阳湖周边及闽浙沿海，成为移民主要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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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迁入，带动了土地的开发，工商业繁荣水到渠成

唐代之前，东南大地矿业零星分布，唐宋时期已经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那些沉默的大山，终于陷入了日日夜夜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

从这张全图可以看出，整个宋朝的矿业经济中心已经被南方取代。

北宋矿业分布：南方逐渐取代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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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7年发生矿难的江西德兴，也是在唐代开始形成城镇的。

南朝陈时期，德兴之地，有只言片语采银记载，据说此后为历朝官办银场所在地。唐朝官办采银地“邓公场”设在德兴境内，“岁产白银十万两”。北宋年间，德兴有了采金的记载。这个县（县级市），历史1800多年，跟采矿有关的内容，占了1300余年。

宋代，德兴所产的金银铜矿石，要沿乐安江运到中国南方最大的古代铸币厂——永平监（职能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印钞厂”），进一步加工成钱币或各种贵金属制品等，呈贡给朝廷。彼时德兴，堪称掌握天下货币命脉的“财神”。直至今日，其金矿、铜矿还在开采当中。

东南地区各个矿山所出金银铜，除了制造货币，还有大量的被做成奢侈品，供宫廷、贵族使用。这时的江西矿区，不仅掌握天下货币命脉，也是上层社会高端奢侈品的生产线。

我们如何寻找唐代矿难的发生地？

饶州银山（指德兴银矿区），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

——宋《太平广记》一百零四 《报应三》（金刚经）

这段话来自宋代文献的《太平广记》，再次提到了德兴银矿，说的又是一次矿难事故。

跟公元907年矿山崩塌事故不同，这次发生的是火灾。延和中，说的是唐朝延和年间。实际上，延和这个年号就用了四个月，是唐睿宗李旦，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爹的年号。其实，这事故发生的年代就很明确了：公元712年五月—八月。“草屋”是采矿者临时搭建的住所；“万室皆尽”，大火烧毁了上万间草屋，当时工地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公元712年的工地火灾和公元907年的那场矿难，都说的是江西德兴，当年的矿场还有遗址留下吗？

2016年，初冬时节。我和一支热衷洞穴探险的队伍来到了赣东北山区。德兴，是一座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带的赣东北小城，四周丘陵起伏，如波似浪，森林茂密，郁郁葱葱，丘陵间溪流纵横，从未停止流淌。

这是个以矿文明的城市，这里的金属矿床，大多位于岩石之中，人们在山中采金银铜，寻找矿脉、开采矿产，都要开凿洞穴。在没有现代开采技术之前，矿洞都是矿工们，用双手和简单的工具，一寸一寸地凿出来。

矿洞，隐藏在起伏的丘陵之中，有的藏在山顶，有的则凹陷于山腰，有的端坐在山脚下。洞口直径，小的有几十厘米，大的有十几米。这样的“窟窿”在德兴地区有多少呢？设在当地的江西矿冶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说：各朝代的横洞、平巷、斜巷、竖井等洞穴400余处，银矿区洞穴数量达到了194处。

银矿洞穴数量最多，而文献记载唐代末年发生矿难的地方，就是银矿。这里，我们是不是能找到那个地方呢？

范围既然锁定了德兴，而事故发生地又是当地最大的采银地——银山（此地名，从唐代一直沿用至今）。银山矿区，基本已经废弃，虽然已经成为国家矿山公园，但并没有多少人光顾。银山矿区的主矿场遗址，有一处景观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十八洞天”，是数个古矿洞的集中地，据说内部结构复杂，矿洞内部很可能是联通的。

两位队员首先走上竖井口所在的山顶，戴好安全带、上升器、脚蹬等装备。把绳索固定在一棵粗大的松树上，然后人沿绳子慢慢放线，在相对平整的岩壁处，用锤子清理碎石和松动的石块，打下户外专用的岩钉，再继续放线慢慢往下降落……

他们是用的是SRT（single ropetechnique的缩写，国内一般称“单绳技术”，是能在一根绳上实现自如上下的升降技术），进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竖井，有人说是人工，李晋判断是个天然的竖井（竖向有天窗的井状洞穴）。

这个竖井，以及李晋拍摄的洞穴照片，让我立刻联系到那段文字记载：

“银夫是与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开窗，月光下照，楼台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斫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

根据文字记载，当时那批矿工就是沿着一个“穴如天窗”的竖井去采银的。我们知道，古代采银，不像现代矿坑，可以直接探明矿床精确所在。他们往往是一遍找矿脉，一遍慢慢凿洞。德兴银矿所在，千枚岩层厚，硬度又不大，发生矿难应该也不是什么大的新闻，只是，这些人底层人群，其命运几何，又怎会入著书立之人的法眼。

这个“十八洞天”无论是规模、复杂程度，还是采银历史，都是德兴最大的银矿区。时间跟文献记载也是吻合的。所以，李晋口中的这个“竖井“，也就是探洞队员下潜的入口的洞穴，很可能就是公元907年那批矿工进入内部的通道。

从这里进去，没想到里边别有洞天，有横洞、斜洞、竖井、平巷，像迷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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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矿洞之后，李晋团队绘出了十八洞天，即唐宋时期到近代的采银矿洞结构图。这张剖面图，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描绘了洞穴的各个竖井、斜井、平巷、斜巷、洞厅、通风口、排水道，以及洞穴内的碎石、木架、木梯等遗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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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潜入口，为洞口天窗，沿着天然竖井，然后通向地下洞穴。矿工进入矿体开采岩壁上银矿

天有不测风云，这里常常发生崩塌

这里基本可以确认：就是德兴地区唐宋矿难的多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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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结构剖面图 供图 李晋

窥视德兴矿难史：文字记载，竟是为了宣传“因果报应”

公元907年的矿难，只是这座银矿区，N多次频发矿难中常见的一次事故而已。

唐代之前，这里就是官办银矿场，隋时期就有“银山”的记载，说明此地银矿至少从当时就已经被发现。对于德兴唐代时期的矿业，尤其是采银之辉煌，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平寰宇记》107卷

载：“邑人

邓远

上列取银之利

上元二年

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名。”

《元和郡县图志》

载：乐平县（当时银矿属乐平县管辖）东百四十里

有银山

，每岁

出银十万两，收税七千两

亦名银峰山。

上元二年，为唐高宗在位期间（注：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也用过此年号，但邓公场在肃宗之前已经得名，故可排除肃宗时期），年份为公元675年。

907年唐代灭亡后，江西先后被南吴、南唐所统治，南唐时期，邓公场这个因采矿而设立的机构，因为人口繁衍，从原来的乐平县独立出来，设立德兴县。

从隋代（581-618年）到北宋范仲淹时期（约公元11时期中叶），这里的银矿开采持续了450多年。这期间到底发生过多少起矿难？查遍文献，也多是描述采矿和产银的情况，仅有提到矿难的记载，就是那两部文人所写的野史杂说：《太平广记》、《稽神录》。

很多人向往的唐宋，在权贵穿金戴银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事实：矿业开采中，上层社会，视矿工性命如草芥。

《太平御览》、《稽神录》的几段文字，目的不是为了记录矿难事故。《太平御览》相关记载的章节为《报应记》，通过讲述一些事件，再这些事实基础上，附会一些虚构，来传递佛教的“因果报应”。

《太平广记》成书于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三（978年）。这时，佛教传入中原已有一千余年。德兴矿业勃兴时期，佛教完成了更深入的中国化，产生了天台、贤首、净土、密宗、禅宗等宗派。唐末、五代到宋初，社会动荡不安，兵灾连连。那些追求高深大义的宗派，渐渐少有人研究，而那些比较容易被大众读懂的文献，传播较广，“因果报应”类的故事，就是为了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吸引更多信众。

宋《太平广记》一百零四 《报应三》“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时本州杨体几自问老人，老人对曰：“家事佛持金刚经。”

这些讲述矿工采银惨死事实，大致为了说明：死亡者是因为做了坏事遭到报应，而幸存的人，是因为平时诵《金刚经》，躲过了灾祸。

这样的“传教”方式，哪里能看到一丝丝慈悲为怀的理念？若佛祖天堂有知，也定不同意这样的“不择手段”吧。为吸纳信众，字里行间，不仅对这逝去的生命毫无同情，反而隐藏着两个字的诅咒：活该！

这两个悲剧的采矿现场事故，之所以能留下只言片语记载，并不是为了记录矿业本身——七亩地是为了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这种怪诞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银矿开采，以及矿难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由德兴银山矿难相关记载，我们可知：唐宋社会矿山生产事故频发，矿工基本人权毫无保障，世俗权贵视其性命为草芥，佛家经典竟然将其作为因果报应的案例。这更加证明了一个颠仆不灭的真理：任何时候的世界，都是“话语权”建构的世界，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是世界的主人——矿工这类人群，不仅没有生命保障，更是没有发声的机会。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先生，十分体恤矿工疾苦，他因改革得罪诸多人而被贬谪，担任饶州知府。期间，他注意到德兴银山已经出现了“采空”现象，矿难频发。于是，他在赶紧上书皇帝，停止了银矿开采，而且免除了百姓的银课税。

宋人程迥《德兴厅事记》载：

至宋天圣间，山穴倾摧，而银课未除，范仲淹守（饶州）郡，奏罢之。

这里提到了宋代天圣年间（1023-1032年），德兴矿场发生了“山穴倾摧”，矿洞崩塌。对于这样的事件，地方志性质的史料也是轻描淡写，一场惨剧，也不过用了4个字来记述而已。

李晋、杨志团队的探险过程中发现：

长长的横向通道中，碎石、石渣遍布，左右两侧的岩壁上，有多个支洞，长年累月，岩壁和石头上布满了铜等金属元素被氧化后产生的绿色。有的小支洞坍陷了，有的洞道上搭建了木梯以及起着固定作用的木支架。

根据现场遗存，查阅相关资料后，笔者的好友、大地理馆首席插画师付大伟先生，复原了部分洞穴内的支架结构图：

矿洞支架结构绘图-付大伟

德兴市资深文保工作者张以刚在《江西德兴矿遗址初探》中描述了一处采矿遗存：“只能容一个人上下进出，可见古代采矿作业环境非常艰苦 。矿石的输送和积水的排除都靠人力用藤篓、竹箕、木俑等工具。”

我们可以想象，在幽深狭窄的矿洞中，一群大汗淋漓的汉子，脚蹬草鞋，赤裸上身，正在如火如荼地忙碌，有的在安装榫卯结构的木架，有的在用槌子和凿子“叮叮当当”地撞击岩壁，有的在用小木推车处理废渣垃圾……篝火上蹿下跳的火苗，映着他们打着补丁的衣服、粗糙黝黑的肌肤。不期而遇的山崩地裂，随时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这画面，堪称唐宋版的“盲井”。

矿洞作业图 绘图-刘震宇/大地理馆

明代：矿工起义与白银亡国

范仲淹在宋景佑年间（1034年到1038年）罢免银山课税后，又过了4个多世纪，终于有矿工在史册上留下姓名，他叫叶宗留。不过，这个银矿工是以“反贼”面目进入史官视野的。

明代，江西银矿资源枯竭，银矿重要产区转移到浙江、福建山区。

明正统年间，王朝为榨取更多白银，加紧盘剥矿工。1444年，浙江处州府（今丽水市）庆元人叶宗留为首的穷苦矿工，聚众千人起义，后与福建沙县邓茂七起义呼应联合。

这一场矿工发难的起义，直到1555年才被平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明的亡国，也是跟白银纠结在一起。

国家内忧外患时，皇帝崇祯穷得叮当响，国库竟拿不出一两军费。白花花的财富，集中在帝国的权贵阶层，高官、土豪家里白银成山。反贼张献忠的农民军走到哪里，哪里的金银财宝便进入他的囊中。

江口沉银发掘现场

江口沉银出水，带有“长沙府”字样的金锭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

这段来自摇滚乐《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的歌词，仿佛就是古代矿工，在黑暗的地下洞穴中，身心挣扎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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