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文字是怎么形成的（良渚有文字吗二）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整理

“‘从古代西亚到早期中国’，我给自己挖了很大一个坑。”这是拱玉书先生的开场白。

9月23日，“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学术报告会”在浙江平湖举行。回顾：良渚有文字吗（一）｜平湖庄桥坟遗址刻文石钺发现十周年，问题比共识更重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亚述学家拱玉书先生在线上做了一次信息量极大的分享。“还好有个副标题——‘关于器物符号与早期文字的几点思考’，可以把坑填平一点。”

“拱玉书先生翻译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刚在杭州获得了春风悦读榜金翻译家奖。”主持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

对研讨会上未尽的内容，这几天，拱玉书又做了补充和修订，以下是他的思考。

第一：器物符号的起源早于文字。

这不是观点，是事实。为什么叫器物符号，而不是陶器符号呢？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有陶器，还有石器、玉器、金属器。讲文字和器物符号的关系时，必须要强调这个事实。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由苏美尔人创造，但就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判断，可能由乌鲁克人创造。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3000年代初的乌鲁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楔形文字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距今有5000多年。

在公元前3200至公元前600年，这2500多年的时间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在使用楔形文字，此后继续在部分地区使用，直到公元前后。在楔形文字产生之前，两河流域和周边很多地方都出土了陶器符号。

比如伊朗境内的贾法拉巴德遗址，公元前5000年-4000年，出土了35个刻划符号，位置基本都靠近器物的底部、内壁和外壁。

伊朗境内的乔威遗址，在370片陶片底部，发现了84个刻画符号，归纳起来有26种。有的符号出现一次，大部分符号出现三到四次，有一个符号出现了7次，就是汉语所说的“万”字的符号。这个符号在西亚史前遗址中很常见。

伊拉克境内的遗址哈孙纳（Hassuna，公元前6000年）出土了各种各样的“万”字刻划符号。但是，如此常用的符号，并不见于楔形文字。

所以，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

第二：器物符号自成一体，和文字并行不悖。

很多史前遗址都出土了陶器符号，有的后来借用了楔形文字或者埃兰的楔形文字，借用后，器物符号依然使用，自成一体，和文字并行不悖。

举一个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的例子：乌尔。这是个典型的苏美尔城市，地处伊拉克南部。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尔王陵出土的楔形文字泥版，属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乌尔人不仅在泥版上书写，也把文字用在金银器上。

比如这个金碗，刻了标准的楔形文字，这是一个王国的名字：Mes-kalam-dug3，这是这个时期非常标准的铭文体的楔形文字。

有的石器上也有楔形文字，比如这个石碗（图），也是乌尔王陵出土的。

但是，在其他一些器物上，人们在使用一种与文字不同的符号体系。比如这个石碗，上面连续刻了三个相同的符号，谁也不认识。但是，它和乌尔王陵出土的青铜器——矛头上面刻的符号，属于一种符号。

还有一种动物形象的符号，有人说是豹，乌尔的考古报告上说是豹，我昨天在电脑上放大后一看，是四个豹并排。乌尔王陵20世纪初由英国考古学家吴雷[C.L.Woolley］主持发掘，出土了大量金银器。

还有一些是和文字体系完全不同的无法解释的符号。比如这一个，良渚文化也有一个符号跟它很像。这个符号是刻在匕首上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文字和器物符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符号体系，二者可以在不同领域，甚至同一领域同时使用，互不排斥，并行不悖。

第三，器物符号的载体和文字的书写材料性质不同。

文字一般书写在特殊的或者已经约定俗成的书写材料上。比如，两河流域写在泥版上，起初的文字都是书写在泥版上的，后来也有写在石板、金银器上的文字，但不是主流。主要书写材料就是泥版，或泥质材料。这是公元前3000年的、公元前2000年的，还有公元前1000年亚述时期的泥版和泥棱柱，都是泥质书写材料，总的来说，泥质材料是文字书写的主要材料。

书写材料和文字是没有关联的，不管书写什么内容，都和泥没有关系，和六面体、八面体棱柱也没有关系。但是，器物符号就不一样了，它们和书写材料息息相关。

我们先看器物上的铭文。这只石碗上，刻了铭文，这是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的石碗 ，距今4600年。铭文里面有个动词，“我把它献给某某人”——“它”（即宾语）是什么，不需要出现。我们在说话时，及物动词后面必须有宾语，但在器物上刻写铭文时，铭文中不需要出现宾语（在这篇铭文中，宾语是“它”），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献的这个物，就是这个石碗，没有出现的宾语就是“这个碗”。还有一个石瓶，是乌尔纳木献给吉尔伽美什的，也没有宾语，因为宾语就是“该石瓶”。所以，刻在容器上的文字和载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不能分开，分开便会造成语意缺失。

现在再来看陶器符号。这些单个陶器符号，出自幼发拉底河岸、叙利亚境内的Tuttul遗址，这里也发现了楔形文字，但是文字是从两河流域借来的，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刻在陶器上的这些符号，实际上就是附着在陶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和承载它们的容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剥离开，一旦剥离开，就失去了意义。这些符号的功能是什么？大部分认为就是陶工符号，是他的代号，或姓氏、或人名、或族名。因此，一个符号就可以代表“此器由某某人所造”。一个符号就可以代表这么多意思，只需写明制器人的名字这一个信息就够了，其他都在不言中，因为无需多言，其他信息都是约定好的。

比如这三划，像是数字，我们读不懂，有可能是数字“三”，有可能代表容量单位，如“三斤”，也可能代表序列，如“第三”。但不管代表人名、容量，还是序列，只要在容器上写个“三”就足够了，“三”以外的信息都在不言中，因为都蕴含在容器本身。

所以，器物符号一定要附着在器物上，两者不能分开。一旦分开，比如，如果把“三”写在其他器物，那么，此“三”就不是此“三”，而是彼“三”了，也就是说，别的器物赋予这个“三”以别的意义了。

第四，陶器符号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先来看Tepe Yahya出土的一组陶器符号。这是一个伊朗境内的遗址，由哈佛大学和伊朗联合发掘。排除形相近的符号，比如麦穗的形，这个符号几乎什么地方都有，这个遗址发现了353个符号，最早的属于公元前3000年，和良渚差不多。绝大部分为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800年。

1981年，波茨教授（D.Potts）,一位悉尼大学的考古学家，在《古代东方》（Paléorient 7, 1981）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把陶器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是手工制造的，一种是陶轮制造的，而陶器符号都出现在手工制造的陶器上，陶轮制造的陶器上没有。为什么？因为手工制作的陶器都是在家庭小作坊自己做的，再拿到公共窑里去烧（这是他的推测，窑没有发现）。所以必须刻上符号，以便在出窑时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很有启发性。波茨教授是考古学家，观察得比较细，不知他的观察是否对良渚陶器符号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陶器符号有几个功能。我和葛英会老师、颜海英老师合著的《文字比较研究》中有一章“论陶器符号在文字起源中的作用”，我们把西亚地区的陶器符号，还有中国的和埃及的，都搜集了一番，对各国的研究者的观点也进行了归纳。关于陶器符号的功能，大致有如下说法：

陶工符号（谁做的）、工场标记（在哪做的）、顾客标记（为谁做的）、容量标记（多大）、内容标记（里面装什么）、数字、魔力符号、族徽、死者的名字，等等。

第五，器物符号没有规范，也不可能形成规范。

来看一个叙利亚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面有很多符号，比如麦穗。这个符号在楔形文字中是个字，即大麦。但这个符号是不是大麦，是作物还是植物？谁也说不清楚。这个符号很普遍，在很多文化中都有。

这里有很多符号和良渚符号相似。这些符号是一个符号的不同写法？还是相互有别的不同符号？我认为它们是一个符号的不同写法，陶器符号的书写应该没有规则，多一划，少一划，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区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日”，写法不同，我认为都是一个符号，早期的文字都有很多异体，就更不用说陶器符号了，多一笔，少一笔，出点头，不出头，都没关系。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伊朗境内的一个遗址，叫Shahdad，出土了600多个符号，不包括异体字，即不包括那些符号形状类似、但又不尽相同的符号。如果把不同的异体符号都算作是一个符号，都看作独立符号的话，符号的总数在1100个以上。

乌鲁克出土的早期文字有800个左右，在1987年出版的乌鲁克字表中（见M.W.Green/Hans J. Nissen主编的Zeichenliste der Archaischen Texte aus Uruk, Gebr. Mann Verlag, Berlin 1987），基本形状相同、细节有出入的符号都被视为一个符号的异体，如sag(“头”)这个符号，有19种写法，但被视为一个字，它们也的确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这说明，早期文字也没有规范的写法，一次一个样，一人一个样，只要八九不离十即可。

就西亚地区的原始楔形文字而言，在一个遗址（乌鲁克）就出土了6000多个块泥版，使用的符号（除掉异体）还有800多个。而且这个时期的文献，不但有经济文献，还有辞书文献，包括百工表、树木表、容器表，等等。这么发达的文字，西方学者尚且称之为“原始楔文”（Proto-cuneiform writing），那么，在他们眼里，我们的良渚符号就很难成为文字了。仅就文字或符号的发达程度而言，我们的良渚符号的确与原始楔文不在一个层次上，但良渚文明的发达程度是显而易见，它确是那个时代的一座文明高峰。

六，陶器符号不必然演化为文字。

在文字产生之前，在两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区，西到地中海沿岸，东到伊朗，甚至阿富汗、巴勒斯坦这一带，出土了很多陶器符号。但任何一个遗址的陶器符号都没有发展成文字。有的遗址的居民借用了楔形文字来书写，同时继续使用陶器符号；有的遗址的居民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使用陶器符号，最终也没有发明文字。文字是发展的，会根据社会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如果一种符号体系不向前发展，甚至几百年不出现成篇的文献，那么，这种符号体系就很难称得上文字。

古代南亚地区的哈拉帕文明长期使用一种印章文字，符号有几百个，但这种文字几百年没有多大发展，这样的文字就令人匪夷所思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Steve Farmer先生甚至认为哈拉帕的印章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原因就是这种符号体系几百年始终没有什么发展。

据目前所知，陶器符号，或者写在其他特定器物上的符号，比如印章上，都没有发展成文字。像萨马拉、埃利都，都曾有陶器符号，但没有一种陶器符号发展成了文字，楔文也没有借用这些陶器符号的例子，一例都没有。

说到这里，拱玉书普及了一下楔形文字的起源。比如陶筹论。楔形文字是从哪里来的？陶筹论认为不是从陶器符号来的，而是从陶筹发展来的。

陶筹有个发展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然后到陶筹封球，再发展到陶筹印纹。也就是把陶筹封进封球之前，在封球上压上印。拱先生举了一例：一个陶筹封球上有六个印迹，三个圆形的印迹，三个长形印迹，打开封球后，发现里面有三个圆形陶筹，三个长形陶筹。显然，陶筹与陶筹印迹不但形状相符，数量也相符。毫无疑问，封球上的印迹是把陶筹装到封球里之前印上去的。封球上的陶筹印迹与三维的陶筹有同样的意义，即表示同样的概念或代表同样的数值。

既然印迹能表达信息，或代表数值，那么，封球和陶筹就可以不要了，在泥版上直接压印，或刻字（数字）就可以了，于是便产生了数字泥版。数字泥版产生后，文字泥版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楔形文字的陶筹起源论。美国德州大学的D.Schmandt-Besserat教授是陶筹论的倡导者，她在《文字之前》一书中还比较了几十个陶筹与文字的形状。显然，陶筹是楔形文字在创制过程中取形的源泉之一。陶筹与楔文的形相似也成为楔文起源于陶筹论者的根据之一。

第七，文字是发明的，不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徐天进和拱玉书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文字是发明的，是由一个或一些贤者在短时期内创造的。拱玉书更坚定一些，确信楔文是发明的，不是发展的结果。

陶筹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这跟文字没关系。但是，它一旦启发了造字的思想，一大批文字一下子就诞生了，这些突然出现的文字就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创造的，它们没有演进史，但取形时，造字者参照了陶筹，而绝大多数单体文字都是根据具体的实物取形的。单体字诞生之后，造字者又根据一些原则，在已经造出的单体字的基础上继续造字。这些原则，由于时间的关系，拱先生没有来得及涉及。

有一篇苏美尔语文学作品讲到了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按照苏美尔人的观点，文字是英雄造的，这位英雄，就是乌鲁克的国王，叫恩美卡。那时的苏美尔，有国有王，有神有庙，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远程贸易，楔形文字就是在进行远程贸易的过程中发明的了。在苏美尔人那里，文字不是人民大众造的，不是由任何东西演变而来的，而是国王恩美卡发明的。

现在已知的发达文字，比如中国的甲骨文，埃及的象形文字，西亚的楔形文字，这三种原生的古文字都没有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之后成为文字的证据。我们在苦苦寻找发展的过程，但我们可能误入了歧途，文字是发明的，不是发展的结果。任何试图找到文字长期演化发展的努力，可能都会付诸东流。

最后一点，中国最早的文字用软笔书写，不晚于丁公陶文的年代。

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丁公陶文是文字（少数人持不同意见）。从是文字这个前提出发，丁公陶文给我们如下启示：

1、丁公陶文所代表的文字体系（指的不是丁公陶文）是用软笔书写的，写出来的字比较圆润（如冯时先生当年[1994]说的，有“曲笔、圆笔和弧笔”），这种圆润的字已经成为这种文字（未知文字）的定式，所以，用尖器（什么质料的尖器不详）在陶片上（丁公陶文）书写时，书写出来的字也呈圆润态，也就是说，书写者用尖器在陶片上书写时，是按传统的手法、约定俗成的字形来书写的，这种用软笔书写在有机材料（具体不详）上的字，其产生时间至少不晚于丁公陶文的年代。2、从字形和运笔特点（风格）看，丁公陶文与甲骨文不属于同一个书写体系。3、如果不属于同一个书写体系，记录的语言也不一定是汉译（有人认为是彝文，记载是古彝语）。

丁公陶文

最后，拱玉书讲到良渚陶器符号，认为良渚的器物符号错综复杂，反映出早期符号体系一些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背后可能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文化面貌：

1、简单的刻符可能是陶工的代号（名、姓或族）、也可能代表器物种类（盛麦或稻米）、也可能是数字（表示器物的容量）；2、贯耳壶上的四个符号或五个符号似与汉字有一定关联，董楚平释为“方钺会矢”，似有道理，但似乎也可以作其他解释；

苏州澄湖良渚文化遗址的水井发现的泥质黑陶贯耳壶，上面有五个连续排列的符号

3、黑皮陶罐上的12个符号大概率是一幅文字画；

余杭南湖遗址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圈足罐，上面有12个符号

4、石钺上的六个字有可能是字母文字，重复率高是字母文字的显著特征。但是，目前已知的字母都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而且中国这片土地上也不曾存在字母文字的传统，所以，这个推测过于大胆。或许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这六个符号代表的文字（如果是文字的话）是音意文字，埃及的文字象形，而这六个良渚符号所代表的文字体系的符号更抽象？这只是印象驱使的不着边际的推测。但不论如何，良渚符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给人一种印象：良渚可能是个多文化的交汇点。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石钺A面上的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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