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制弊端（儒林外史所反映出明清科举制度下人性的异化）

通过努力读书走向仕途，一直都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知识分子突破了门第的限制，官职不再是名门望族的专属。这对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诱惑。他们都希望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使他们渐渐变得自私、虚伪、迂腐。《儒林外史》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制度的批判。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经过元代游牧民族对科举制度的闲置，又重新恢复并发展了科举制度，并达到了鼎盛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八股文，考试的内容也局限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对明清两代的许多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考试的制度，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文人士子只把自己读书的范围局限在四书五经，视野狭窄，以至于读了一辈子书的范进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八股文的内容是“代圣人立言”，这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应试者站在圣人的角度，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写文章，文章中不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统治者思想灌输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也不是培养学问家，而是他们训练驯服统治工具，选拔合格官僚，纵观五百年的八股取士史，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使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大大增多，而读书人得以仕进的机会减少，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考科举。他们甚至花大半生的时间在科举考试上和从事八股文的研究。参加考试和研究八股的人大半生的时间都把自己作为圣贤，儒家的思想也深深浸入他们的灵魂，禁锢他们的思想。而由于生活所迫，他们对传统名士的原则和信仰便不再信奉了，他们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这成为他们人性异化的主要原因。

而《儒林外史》主要写了三大类的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它批判的目的，一类是迂腐的儒生，一类是投机倒把，虚伪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就是真名仕。

这类人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他们两个是走科举荣身之路的典型代表，二人都是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应考，一直到了五六十岁还是个童生，周进只能靠教书维持生计，还受尽那些秀才举人的侮辱，后来终于中举中了进士后来成为了广东学道。范进也是这样，二十岁开始考了三十年，后被周进同情，二人的经历相似才让他中举，中举后喜极而疯。从二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都视读书如命，为了追求功名不惜穷极一生，受尽屈辱。“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不成功便成仁，万一一生不成功，那么他们这一生活的就没有意义了。他们科考成功以后外人对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侮辱他们的人纷纷前来巴结他们，受尽岳父谩骂的范进也来给他送酒送肉，瞬间癞蛤蟆变成了文曲星下凡尘。

受八股文毒害的还有马二先生，他是个封建文化牺牲者比较典型的一个形象，他心地善良，将自己的银子送给穷苦人家，办理后事，虽然慷慨，但是生活清贫，虽然善良但是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他热衷于追求功名，但是每次都和功名失之交臂。宣传他的八股文选本，苦口婆心劝别人去参加科举考试，多次劝匡超人去参加考试。他把考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马二先生不仅仅是小说的人物形象，也是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甘愿并且乐于做封建文化的牺牲品。有处细节描写真是反应了他中毒之深，游西湖的时候，他不在乎西湖的美景，不在乎形形色色的小吃，不在乎美貌的女人，只担心他的八股文选本的销量如何，人最基本的情怀都没有了，甚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在他心里生了根。

这类知识分子主要变现为为了得到功名不择手段，只是当做追求富贵的工具，这类人主要以牛浦郎和匡超人为代表，还有一批假名士。

牛浦郎本来是个老实人家的孩子，因为喜欢读书，僧人就喜欢借给他书看，但是他却趁老和尚的不在，盗取了牛布衣的诗集据为己有，抛弃妻子，气死了祖父，独自靠着这本诗集去投靠西湖名仕，骗术也更加高超。除此之外还有个匡超人，本来是个朴实善良的人，遇见了马二先生，受到了影响，要走科举荣身的路子，后受到了知县的提拔，中了童生又中了秀才，但是他也潜移默化地变了，忘恩负义，吹牛说谎，弄虚作假，变得卑鄙无耻起来，自己也分不清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开始对自己恩师马二先生的文章评头论足。通过对匡超人的描写，形象地剖析了在科举制度下的人性的扭曲。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成为了知识分子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知识分子早就失去了自己原本“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他们变得道德沦丧，只顾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制度下思想被禁锢，智能被腐蚀，道德被败坏。

言清行浊的假名仕，这一部分主要存在于三个地方，一是湖州莺脰湖，二是杭州西湖，三是南京莫愁湖，他们也是一群虚伪的人，自己受到八股文化的影响，也想要走仕途的道路，但是无奈，总是与高中无缘，科场失意，但是不甘心，还以名士自居，表现的很无欲无求的样子，他们还经常搞一些名士的聚会来提升自己的名气，附庸风雅，但是最终目的也是名利。

这部分作者着墨不多，但是却是作者的一种寄托，一种理想。这部分人主要是以王冕和杜少卿为代表。王冕是小说开场就出现的人物，他是个性格比较孤傲，清高的人，他鄙视权贵，醉心于自然，是个陶渊明式的人物，他是个博学多才的智者，但是却不屑于做官，他所追求的是那种魏晋风流，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面对官员的接见，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拒绝，他是吴敬梓眼中的完美知识分子。作者心目中第二个理想的完美的人便是杜少卿，他是杜慎卿的弟弟，与杜慎卿虚伪的假名仕形象不同，他可以说是寄托吴敬梓理想的真名仕，他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但是却看不上科举之路，视科举功名为粪土，面对朝廷的征辟，他和求之不得的那种知识分子不同，他则是退避三舍。和王冕追求自然生活不同，他还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对待妇女主张也是平等待人，尊重女性地位，对待自己的妻子是平等的，他还拒绝纳妾，主张一夫一妻制。

作者对于真名仕的刻画，表现了自己的理想，通过真假名士的对比，也更加有批判性，在封建末世，文人无法独立思考而变得迂腐僵化，人格也渐渐扭曲，作者在抨击八股制度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于深受八股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们无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