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学派创始人（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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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继承权之争亦应运而生。

一、西山会议派的诞生背景

按照国民党党章，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孙中山在世时，党章赋予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1924年7月1日，孙中山又仿照俄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政会的成立，意味着中执会的权力被侵蚀。孙中山在世时，全党愿意接受他的“独裁”全党对中政会的运作亦无异议。

孙中山逝世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不一，加之委员散处各地，很难有效运作，中政会乃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当时经常出席中政会的委员仅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伍朝枢以及顾问鲍罗廷等少数几人。

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张国焘描述当时鲍罗廷的特殊地位说：

“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

当时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趋尖锐。鲍罗廷直接受斯大林指导。

由于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中共在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廷都是先干了再说。中共中央与广东区委，在政治上不过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而已。

在国民党方面，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多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很难参与机要决策。邹鲁、林森、邓泽如等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均心怀不满。

孙中山北上之际，曾任命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亟欲成为孙中山的正式继承人。当时中共中央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但中共广东区委认为胡汉民是“右派”，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左派”。

汪精卫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显然也觊觎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抑胡抬汪。汪精卫联络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朱培德等重要军政领袖，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而胡汉民由代理大元帅沦落为一个毫无实权的外交部长。

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所谓“外交部”，其实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衙门。由于国民政府委员人选在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后径自发表，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引起邹鲁、林森、邓泽如、戴季陶等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不满。

胡汉民不甘大权旁落，亦想通过与右派结盟，召集一届四中全会反击汪精卫，未料不久因廖仲恺被刺的偶发事件，导致计划落空，反遭汪精卫算计。汪精卫利用廖案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有牵连，趁机将胡汉民派赴苏俄“养病“及考察。

鲍罗廷还致电莫斯科，希望共产国际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回国。9月22日，胡氏在无奈之中启程赴俄。

汪精卫利用廖案逐胡并排挤国民党右派之举，在国民党高层激起波澜。

《邵元冲日记》载：

广州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伦、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

几天后，邵元冲从沪上报纸获知广东方面拟派胡汉民、孙科、林森、邹鲁、陈友仁、徐谦为外交委员北上的消息，他当下的判断是“此六人中除哲生、季龙、友仁皆已离粤者外，余皆精卫所欲排者，其剪伐异己之心益彰矣。"

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相继获悉广州方面对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邵氏感喟曰：“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

邵元冲提到的“派遣外交委员北上"之事，乃指五卅事件和省港大罢工发生后，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分化列强、孤立英国，防止北京政府与列强妥协而损及国民政府的利益，决定派遣一个外交代表团北上，与北京政府取得联络。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初决议派胡汉民为代表团主席。廖案发生后，胡氏身被嫌疑，被派赴苏俄，汪精卫又拟派孙科担任，孙以忙于经营其父墓地为由，辞不应命，汪遂决定改派林森(主席)、邹鲁(秘书)率代表团北上。在林森、邹鲁及一些国民党“老同志”看来，汪氏此举与派胡赴俄一样，意在排除异己。他们感到，在汪精卫的背后，定有鲍罗廷暗中支持和指使。

至于鲍、汪为何要逼迫林森、邹鲁离粵，一则因林、邹在鲍、汪看来都是国民党右派，尤其是邹鲁主持下的广东大学，当时汇聚了一批反共分子，被中共视为“反革命的大本营”。

因此，广东大学毕业生被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控制的各机关拒绝任用。鲍罗廷和汪精卫还将广东大学原本独立的财源收归政府统一办理。邹鲁对此深怀不满，向中央表示抗议。鲍、汪有意撤换其广东大学校长职务。

另一个原因是，廖仲恺被刺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林森继任廖氏所遗常务委员职，此前担任中央常务委员者有汪精卫、廖仲恺、邹鲁、丁惟汾，于树德五人，丁、于长年在北京工作，实际在广州负责者，仅汪、廖、邹三人。

廖在世时，汪、廖两个“左派"与邹一个“右派"对局，自居优势：若以林森继廖，则逆转为两“右”一“左”。鉴此，鲍罗廷和汪精卫有意排除林、邹。林、邹既去，林祖涵、谭平山继任为中央常务委员。这样一来，广州国民党中央便可完全控制在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之手。

林森原本不算太“右”。孙中山在世时，他对“容共”政策并未公开表示反对。迨孙去世后，他对汪精卫操切地剪除异己表示不满。邹鲁趁机加以拉拢，两人遂决定共同行动。当被任命为北上外交团成员后，他们将计就计，离粤以后，先至上海，联络一批中央执监委员，随后又一同前往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击广州中央的领导。于是有了“西山会议派”之汇聚。

二、西山会议的召开

当时聚集在上海的有谢持、叶楚伦、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原为中共党员，大约于1925年7月公开转变为反共)、戴季陶、覃振、孙科、许崇智等人。这批人会聚，除对“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亦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

《邵元冲日记》中所记“西山会议派”最初聚集情形，除了共愤汪氏“剪伐异己”外，未见涉及“容共”问题。当然邵氏日记未记载，并不表明他们对“容共”问题没有看法，但当时在上海的这批“老同志”似乎更关注汪精卫的所作所为。

张静江是唯一一个与这些人过从甚密，却没有加盟其中者。据邵元冲揭示，张静江之所以不愿加盟，“盖彼实为始终偏袒精卫者，故处处表示一种难言之隐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汪氏不满的“老同志”，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的是“从友道信义上立论”。

如戴季陶致粤中各人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许崇智之被逐离粤，本是受蒋介石的排挤，但许崇智在责备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认为“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

由此观之，“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共同对“容共”政策不满；二是共同对汪精卫不满。

查《邵元冲日记》，邹鲁、林森、谢持、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孙科等人自1925年9月下旬动议“讨论党务补救办法”，到11月23日正式召开“西山会议”，大约经过了两个月的酝酿，其间多次集议协商，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他们最初的打算是，军事寄希望于蒋介石、谭延闿负责，党务和政治则由他们集合一批中央执监委员，通过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合法”手段处置之。但前者未能如愿，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尚站在汪精卫一边。

会议起初打算在上海举行，后改在北京召开，可能是为了迁就在北京的中央执监委员，如吴稚晖、张继等；亦曾打算在张家口举行，寄希望于冯玉祥的支持，只是此时冯玉祥与苏俄关系密切，予以拒绝，未能如愿。他们试图拉拢于右任，于氏表示对党务乐于讨论，但对“推倒国民政府及党军等，认为自毁基础，不乐赞同。“

他们本拟推举吴稚晖为中心，因为吴氏在国民党中居于元老地位，“此次会议如欲有成，必须以稚晖先生之意为从违”。

吴稚晖参加了11月18日召开的预备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吴在会上作了长达数小时的讲话，主张“对精卫为劝告，而勿为弹劾；对共产党之同志，宜邀守常(李大钊)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

在此前后，吴稚晖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不主张国共分家，认为“共产党鼓吹共产主义，乃是他们最后希望，未必即行共产政策”。况且“一个叫人可怕的共产党，竟能应时势的要求，降了格来进三民五权的国民党”，无疑“要算知道中国国情，不负主义，亦不负祖国了.....与官僚尚可握手，独党人不能通融么?”

吴稚晖还与李石曾、易培基等联名致函林森、邹鲁，劝告他们谅解汪、蒋，认为汪、蒋之举动未必全出于野心，盼彼等勿过偏激。但吴稚晖的主张未为多数出席者接受。吴在参加“西山会议"的预备会议后，不肯再出席正式会议。

另一方面，获悉邹鲁、谢持等人要在西山召开中央全会的消息后，早已公开宣布要“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惟恐邹售、谢持等人与之争夺国民党“正统”。

冯自由等开始派邓家彦出面要求出席会议(11月16日)，遭到拒绝后又派江伟藩等人前去质询并威胁(17日)，又遭“训斥”后复由江伟藩等纠合20余人前往鼓季陶、沈定一等人下榻的西山香云旅社，将戴、沈殴打并劫持而去，直至逼迫戴、沈二人留下“悔过书”后方将其放回(19日)。

据邵元冲日记，戴、沈被绑架事件发生后，“余以同舍诸君，临事多漠不相关，极为。“邵元冲如此“愤愤”，相信戴、沈更有此感。这意味着“西山会议”尚未正式召开，而内部之裂痕已经显露。

在惊吓与情怒交加的情绪下，戴季陶未等会议开幕，即于20日转道天津返上海。22日，叶楚伦、沈定一、邹鲁、谢持、邵元冲等商议布置次日在香山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有关事宜。

为了防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再来捣乱，决定次日一早前往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行礼后，即转至石青阳寓开会。23日，邵元冲以“今日会议已为形式，无到会之必要”为辞，没有与会，实则受绑架事件之惊吓而心有余悸，同时也对与会同仁之麻木而有些心灰意冷。邵氏乘当日晚车离京赴津，翌日晨转轮赴沪。

故出席23日“西山会议”开幕式者，只有林森、邹鲁、石青阳、石瑛、覃振、沈定一、叶楚伦等数名中执委，另有中监委谢持和候补执委茅祖权、傅汝霖列席。亦因为此，“西山会议”是否符合国民党中央全会之法定人数，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则，中央全会开会必须超过半数的中央执行委员出席。汪精卫据此指出，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10人支持“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故会议无效。而“西山会议派"则提出另外一种解释：24名中执委中，有6人不能执行职务。这6人是：在苏俄考察的胡汉民，因叛乱罪被拘禁的熊克武，以及4名共产党跨党分子(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余下的18人中，有11人支持“西山会议”，只有7人反对。

“西山会议”自1925年11月23日宣布开幕，至次年元月4日宣布闭幕，前后延续达42天之久。在此期间断续开会22次。

通过的议案主要有：

(1)与共产派实行分离，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2)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改组中执委常委和中央党部各部部长人选，由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五人担任中执委常委，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3)修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4)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解除其中执委职务，并规定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区域之政府机关服务；(5)解雇鲍罗廷。

从这些议案的内容看，“西山会议派”试图改变和调整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二是与广州中央的关系，三是与苏俄的关系。

三、从分共到反共转变

与共产党的关系，“西山会议派”在11月23日所发表的宣言，在这篇”宣言”，西山会议派”主张与共产党分离，并未用断然的语气，仍承认共产党为革命团体，分离后，仍视共产党为“友党"，并盼在国民革命的大目标下，两党继续“合作”“并行"，认为“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

12月14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宣布另立“中央”。是日，已成为“西山会议派"舆论喉舌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评，声称：“本党虽然和共产党解除抱合的形势，而仍不妨认他们为政见略有不同的友党。本党决不跟一般盲目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的人们一样，与共产党以敌意的仇视。本党此次解除抱合共产党的形势，而仍主张此后在民族主义的工作上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是完全出于善意的。“

12月17日，上海“中央"举行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联席会议，会议再作决议：“对共产派分子取友谊的态度，告以合则两伤，离则双美。"

1926年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张继仍主张对共产派“好意地分开"，其他代表原则上亦同意此项意见。大会闭幕后发表宣言声称：“仍然期望共产党痛改前非，努力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之工作……庶几于合则相拒'之后，或则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也。"

以此观之，“西山会议派"在对共产党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分共”，尚非“反共”。

对于与苏俄的关系，“西山会议派"虽决议解雇鲍罗廷，却无意放弃联俄政策。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宣言》中声称：“至本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苏联，在革命进程工作之中，有联合之必要时，自然相与提携。“

12月9日第11次会议，复通过邹鲁的提案，决议“遵照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有不以平等待我者，无论其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皆当反对”。语气虽有所变化，但还没有要与苏俄决裂地表示。

对于与广州中央的关系，“西山会议派”的做法则显得激烈得多，如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汪精卫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在上海另立中央，重新分配和布置中央高层人事，公开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显示“西山会议派”的举动并非单纯的国共堂际之争，更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

对于汪精卫，12月4日召开的第6次会议提出弹劾汪精卫案，宣布汪氏9项罪状，决议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解除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矛头仅指向汪氏一人，在政策上反汪而保蒋，有意欲拉拢蒋介石，甚至有离间汪蒋之意。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其声望和影响远在冯自由等人之上，故当“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传开后，各地陆续有国民党党部公开登报声明附和。上海《民国日报》也转而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宣传阵地。

“西山会议派"还另外创办《江南晚报》作为其宣传喉舌。11月27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正式通电全国各级部。宣布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其组成分子为“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不甘示弱，于12月14日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党部机关。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互争“正统”，相互指责对方为“非法”，为“反革命”。双方党统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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