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那教受到了哪两种宗教的影响(唐初主流教派景教)
脱胎于希腊正教的景教在传入唐朝后,与佛教、道教并行,成为唐初的三大宗教之一,不仅贵族们支持景教的发展,就连唐玄宗也曾“亲临福寺,建立坛场”,地方各道也有景教寺庙,比如关内道、陇右道和剑南道等,一时间,景教在中原地区大放异彩,备受推崇。
然而,好景不长,845年,唐武帝掀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景教直接遭遇了灭顶之灾,景教寺庙被捣毁,僧人被解散,教产被充公,一些宣传景教的外国人也被驱逐出境。
三教并行,景教在唐朝的兴盛。
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耶斯托利派所创建的,耶斯托利反对基督教中所宣扬的神人合一的思想,在此之前的阿里乌斯派因为反对罗马基督教所宣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思想而被斥为异端和逐出罗马帝国,耶斯利托也不例外。他在公元431年的以佛所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宗教学说也被禁止,他本人也在四年后被流放到利比亚,他的流放开启了向东前行的步伐,若干年后,耶斯利托派的教徒东行至长安。
公元635年,唐太宗执政时期,此时的大唐包容开放,愿意接纳外来的新鲜事物,景教也是其中之一。景教初入之时,房玄龄亲自迎接耶斯托利派教徒。
《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载有:“(唐太宗)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随后,唐太宗为景教徒在长安修建了寺院,命名为大秦寺,安置僧人二十一名,希望景教徒可以传其教以济物利人,还允许地方上建造景教寺院。
刚刚传入唐朝的景教竟能受到唐朝政府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实在令人赞叹。景教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获得了蓬勃发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载有:“······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不仅唐太宗一朝支持景教的发展,唐高宗时期也十分支持景教,景教在唐高宗时期达到了最为鼎盛的程度,长安之外的更多地方,有更多的百姓接受景教的思想,寺院数量也因此增多。
唐玄宗时期,景教备受重视,皇帝不仅对景教寺院进行赏赐,增加教产,亲自为大秦寺书写匾额,甚至还将唐高祖以来的五位皇帝画像请进了大秦寺,《旧唐书》载有:“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此举轰动长安,景教名声大噪,在唐朝皇帝们的支持下,景教在唐初真正实现了“法流十道”和“寺满百城”。
会昌灭佛,景教走上驱逐之路。在唐初的三大宗教中,景教传入唐朝的时间最晚,但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发展势头也毫不逊色。然而,景教在唐朝发展了一段时间后就被清除出唐朝疆域,这个人为原因就是唐武宗掀起的“灭佛事件”,《新唐书》载有:“武宗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
景教在会昌灭佛中惨遭毒手,外在的人为原因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包括景教自身问题在内的内因也是不可抹杀的。首先,景教的发展和鼎盛所依赖的都是唐朝的统治者,但是在百姓中缺乏宗教根基,这就造成景教兴盛的虚空性,没有民众的支持,景教面临反对宗教的唐武宗时必将无能为力,只得被赶出境外。
其次,少量的景教徒占据着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引起民众和地主阶级的不满。上层景教徒的田产大多是皇帝赏赐所得,中下层景教徒的教产主要是经商所得,唐朝虽然被称为盛世,但是盛世之下也存在穷人,而外国人传入的外国宗教景教却可以在国内有田有地,这不免会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此外,政府也不允许景教徒和景教寺庙拥有大量教产和田地,因为唐朝法律规定僧尼不需要缴税,所以景教寺院的大量教产早已引起众多势力的不满。
最后,景教传入唐朝后没有根据实际进行本土化。作为外来宗教,佛教的本土化是比较成功的,而景教却没有适时地进行本土化的改变,在重农抑商的王朝统治下,仍然将商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等于在与唐朝政府作对,这个弊端也一直制约着景教传入唐朝百姓中。
景教在经历过唐初的繁荣后,最终被赶出唐朝,这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后来景教在元朝统治时期又在中原的少数民族中再次复兴,而在汉人中并没有流传太广。
总结景教是西方基督教的异端,所宣传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因此被统治者强行赶出罗马帝国,一直在中亚地区流浪。直到635年,景教传入中国 ,唐玄宗还派重臣房玄龄亲自迎接,为这些人建造了大秦寺,用以传播和研究景教之学,所以景教在传入之初就与皇亲国戚保持着密切关系,但这也为景教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一旦皇亲国戚不再对景教予以支持,那么景教就难有立足之地,会昌灭佛就验证了这一道理。
景教后来被唐朝驱逐出境既有唐武宗施政政策的因素,也有景教自身的原因,占据大量教产的景教寺庙和僧人不仅会引起普通百姓的不满,也会招致世家大族的不满;而且景教所宣传的思想与东方儒教文明影响下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讲求平等和末世观念,后者讲求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思想上的不和最终导致唐朝政府与景教走向了方向相反的道路。景教在会昌灭佛时被驱逐只不过是众多矛盾的一个发泄点而已。
参考文献1. 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林悟殊:《唐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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