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饥饿年代(3.艰苦的沦陷区岁月篇)

抗战是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磨难,全体中国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用生命和汗水谱写了一部不屈不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长歌。

抗战期间,中国全省沦陷的省份总共有九个。分别是:台湾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察哈尔省、河北省、山东省和江苏省。

抗战期间,中国部分沦陷的省份有13个。按照沦陷面积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分别是: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绥远省、广东省、湖北省、广西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贵州省和云南省。另外,在抗战期间,中国先后共设有6个直辖市,其中有5个先后沦陷。直辖市也划入了部分沦陷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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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抗战时期沦陷区人们的生活:

一、伪政府的公务员下了班还得拉洋车

公务员阶层,在日伪时期,处境也相当困苦。当时在日伪供职的许多“公务人”员曾在《华北新报》上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描述了日伪公务员的生活窘况。

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入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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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比较一下,不要说战前,比之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这种加薪的幅度比之物价的猛涨,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

对于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望曾编演过这样的相声:“一打听面粉八块钱一袋,真便宜啊,赶紧买吧,拿过来一看,是牙粉袋(巴掌大可放二两重物的袋子)”后来这种讽刺时局的相声段子遭到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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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饥民捡日军军马拉出的马粪里面的豆子食用

由于华北,乃至整个日占区都要对日军提供军粮,所以米面如同石油一样,是战争的另一条生命线。

日伪当局可说是想尽一切办法向乡村收粮抢粮,扫荡抢粮的鬼子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是最为常见的题材。另一方面粮食对于城市的供给完全打破市场规律,按照计划分配的原则进行实施。

对于日本人当然是宽松优惠。他们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悲惨的情景,让人不忍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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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0年辅仁大学的学生董毅也为物价发愁

家境好的市民,粮食与副食的供应,也成了问题。 一位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董毅在1940年2月21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面一元八一斤,大米一百二十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一斤,但都没有地方买,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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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战后期北平老百姓吃共和面亦不可得

在日伪时期,市民最常食用的还是要数“共和面”了。

这点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里阵阵绞痛,浑身缩成一团,浑身直冒冷汗,旧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在受尽了人间苦难以后,离开了人世。

如同老舍先生描述的一样,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日伪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糠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东西都属奢求,更多地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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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日本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

共和面的口感是可想而知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既没有营养,而且容易引起腹泻或者便秘,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无异于一道催命符。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人对于粮食的管控更加严格,动不动就封铺抢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悖悖”,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贩,他们清早起来,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购上来一些共和面,再赶出城外,卖给关厢的困苦百姓,从中赚取一点利润。那时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猪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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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北沦陷区吃大米白面违法

日本从东北农村强征来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的本土之外,就是供应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食用。而中国人一旦被发现食用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处罚异常严厉——有位东北的乡下老人曾回忆说:“……日本鬼子在东北时,日子过得苦呀!我们最多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好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有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硬说中国人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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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中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中国人种的大米不许中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子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中国人吃大米了,就把中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耷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子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子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中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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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五、伪满洲国城市居民吃混合面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中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粗粮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常迅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中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中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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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中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子面”,这种橡子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有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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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子面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叶、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由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模样……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  除了粮食之外,在伪满时期,肉、油、糖、肥皂、纸烟、布、棉、线、盐、火柴、火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全部都要实行配给。而且这些配给物资总是时有时无,布料和燃料尤其短缺,小孩光屁股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只能披麻袋片。更要命的是,由于煤炭的消费量被日军严格管制,冬天里有很多家庭生不起火坑,只能在饥寒交迫之中瑟瑟发抖、度日如年,各地冻死饿死的惨事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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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鬼子在侵华之初假装亲民,分给老百姓一点他们抢来的粮食

(1) 1938年1月,由于粮食持续缺乏,难民在河北磁县火车站前争拾落在地上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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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8年2月,由于粮食持续缺乏,镇江的孩子们在等待日军的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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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9年8月,上海米价从每担14元飘升至42元,引起了全市性饥饿恐慌,走投无路的贫民不得不挺而走险,成群结队抢劫米店和运米车,形成抢米风潮。图为蜂拥而上的抢米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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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购米的长龙。在日伪当局的米粮统制下,上海人民常常排着长队“挤”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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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小女孩拿着扫帚蹲在路边仔细地搜寻散落的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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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39年初,由于日军在苏浙皖等地区强行征收军用米,造成运沪米粮锐减,米价暴涨,米店门口挤满了买米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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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余粮归公政策,以战养战

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

八、伪满洲国推行粮食出荷政策

随着日本侵华 粮食出荷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农业资源,全面推行所谓“粮食出荷”制度,日语意思为“出售”,中国人叫“出荷粮”。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伪满各级统治政权的大小官吏,以及“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组织一起出动。到1945年,农民要交的“出荷粮”竟占总产量的51%,这意味着农民一年收获的粮食在交完“出荷粮”后所剩无几。许多农民连口粮、种子都没有了。而在实行配给制的城市里,中国人每月只分给十几斤的豆饼或高粱米,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伪满”时期,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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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日伪采取两项重大措施适时地进行调整:一是合并中央统制机构,即将统制大豆、油料的满洲特产专管公社,统制小麦的满洲谷粉会社,统制高梁、玉米等的满洲粮谷会社三个机构合并,成立满洲农产公社,企图加强统制。该社资本金7000万元,全部由伪满政府出资,至此,东北的粮食对策,进入了依照国家意志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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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出荷

一元化管理的阶段,农产物出荷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同时“采用了旨在实现公社与政府一体化的管理官制度”。纯经济性的收购功能让位给行政力量,日本对东北农产品的统制从最初的局部统制扩大到全面统制,最后发展到战时粮食管理阶段。 二是废除出荷奖励金制度。为了加强农产物征收出荷的高度计划性,实行了预购契约制度。即将本年度670万吨的预订出荷量,分摊到各个地区,为使各地区分担的数量能够完成,按每百斤预交一元定金的办法,先把钱发给农民,签订契约,秋季强迫农民按契约上规定的数额出荷。伪满政府凭着预约款,根据所定契约,不管收成好坏,强制农民按预购契约量出荷。预购契约成为掠夺粮谷的有力武器,为迫使农民履行契约,各地普遍动用警察,屡屡发生侵害农民行为。1941年,粮谷出荷预订量是670万吨,勉强完成65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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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战争影响,民需物资日益缺乏,导致战时物价飞涨,再坚持低物价收买农产物,呈现极其困难的局面。日伪当局为掠夺大量农产物,一方面在极低的价格基础上,略微提高粮谷收买价格,每100公斤提高0.34元,另一方面采取物质刺激办法,在“粮谷出荷”时实行棉织品特别配给制。伪满在1938年实行了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度,但配给量逐年减少,大多数农民靠正常手段无法弄到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以高价购买,日伪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引诱农民多出荷。规定出荷1吨粮谷以公价配给10平方码棉布和1斤棉花或15码棉布,1条毛巾,1束线,企图坚持低物价政策。1944年棉布减少到7.5码,后来棉布几乎停止配给。实际上,大量棉布落到地主富农手里,他们将这些棉布流入黑市,攫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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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粮食情况极端恶化,迫切要求伪满洲国增加对日支援的数量。1943、1944两个年度以“报恩出荷”名义,各追加70万吨的出荷数量。1943年,计划数额750万吨,实际完成820万吨,1944年,计划数额820万吨,实际完成890万吨。逐年增加对日支援的粮食数量,必然加重对农民的压榨,增加了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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