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与鲁国由来（鲁国为何称鲁）

关于鲁国国号的由来，《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一段就记载周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由于周公旦要辅佐君王，“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于是就让儿子伯禽代封。先秦时代，封于某地，往往则以某地为氏，司马迁认为周公被封于曲阜——鲁地，由此也就成了“鲁公”，因此在司马迁看来，鲁国之所以为“鲁”，是因为封于少昊之虚曲阜的缘故。

但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载，却与很多文献相冲突。《左传》记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魏晋时期的杜预解释，“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清华简·系年》记载，周成王时爆发三监之乱，奄国叛乱，周公旦平定商奄之乱，“商奄之民”之一的秦国先人被迫西迁，周成王将奄国封给周公旦之子伯禽。

显然，先秦诸多文献表明，司马迁认为周武王将周公旦封于曲阜并不正确，应该是周成王将周公旦之子封于曲阜。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当时政治传统，国家称号往往是由地名升级而来，既然曲阜是奄国之地，那么伯禽为何不将国家命名为奄国，而称之为鲁国？原来，鲁国之鲁的由来，源自如今河南的鲁山县，也就是说山东之简称“鲁”，其实是“河南造”。

武王克殷之后，针对重要功臣与姬姓族人，进行了周初第一次封赏。但对弟弟姬旦的封赏，通过“周公”之称号分析，大致可以推测出武王分封姬旦，而是给了一块重要采邑。

南朝宋国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用了蜀国谯周注释说：“姬旦以太王所居地为其采邑，故曰周公。”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为周公旦（采）邑，故曰周公。”这里的“公”，不代表公爵，而是一种尊称，周初并没有公爵。

也就是说，周公旦之“周”，不是代表周朝之周，其实是姬旦的采邑周地，“周”也就成了姬旦的氏，因此他可被称之为“周旦”。可以印证“周公”称号来历的是召公姬奭（shì），周初重臣召公姬奭，在正式文本中称之为“召公”，而不是周召公，原因在于姬奭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如今，人们称呼姬奭为周召公时，只是说姬奭是周朝的召公，与周公旦之周并不是一个含义。

采邑与分封并不相同，分封建国之后是一个国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附属于周朝，而采邑是国君奖励有功之臣的封地，没有建国的权力。周武王将姬旦封于“周太王所居地”，只是一块采邑之地，并不允许周公旦建国，当然能封到周太王所居地，周武王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周公旦享有超高的政治地位。

武王克殷过程中，周公旦功勋卓著，姜子牙等都有封国，周武王仅以一块采邑打发周公旦，好像也不合情理。那么，周武王是既给周公旦采邑、又给周公旦封国，还是采取了其他补偿方式？

其实，既给周公旦采邑、又给周公旦封国的可能性不大，清朝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经质疑：“周公既受禄于周矣，何事又封于鲁？”因此，周武王对姬旦的封赏应该是：给予姬旦“周太王所居地”的采邑，而将姬旦之子伯禽封于鲁地。

司马迁认为鲁地就是曲阜，但周朝《诗经》中记载的一句话，反映出伯禽两次受封，第一次是在鲁地，第二次是在鲁地之东，这就推翻了司马迁的判断。

《诗经·閟（bì）宫》记载：“王曰叔父（周公旦），建尔元子（嫡子伯禽），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这一段话很有颠覆性，大致是周成王首先将伯禽册封在了鲁地，后来“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又将伯禽封到鲁国之东，可见周王是两次分封伯禽。

伯禽封于鲁，到底是周武王册封，还是周成王册封，如今还有很多争议，但通过这一句话不难看出，伯禽的初封之地并不在曲阜，而在于鲁地。原因非常简单，所有史书上记载的伯禽受封，“俾侯于东”之后再无受封记载，因此“俾侯于东”就是最后一次分封，也即是分封在了曲阜。在被分封到曲阜之前，伯禽已是鲁公，已被封于鲁地。

根据文献记载，鲁国历史非常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刘姓始祖刘累，本职工作是为夏朝孔甲养龙，结果养死了一条龙，刘累就将之烹煮给孔甲吃了，孔甲大呼鲜美，刘累害怕孔甲还要吃龙，担心龙死之事东窗事发，于是就逃到了鲁地隐居。

《逸周书·殷祝解》记载：“（夏）桀与其属五百人徒于鲁，鲁士民奔汤”，夏桀率领五百部署来到鲁地之后，鲁地百姓被吓的投奔商汤。

我们都知道，连夏朝存不存在，在学术界还处于两可之间，因此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夏朝逸事自然难被认可，但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发现至少商朝时期已有鲁国，甲骨文中已有“鲁受年”等的记载。不过可惜的是，没有史书具体记载鲁地最初在什么地方，只在《诗经》上留下一些线索。

《诗经·閟宫》中记载，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意思是鲁僖公想要占据常与许地，恢复周公封建鲁国时的疆域。显然，鲁国之初拥有常与许地，后来国力衰败而丢失了，如今鲁僖公想要恢复旧土。而“许地”即许田，在如今河南许昌一带，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记载“故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更为巧合的是河南鲁山也在附近。许地、故鲁城、河南鲁山......汇总在一起，不难让人推理出真相，伯禽第一次所封的鲁地，就在河南许昌——鲁山一带。学者杨朝明在《从<诗经·閟宫>中看鲁国前期历史》一文中，赞同最初鲁地在河南鲁山县一带的结论。

武王克殷之后，东方还有不少商朝部族并未真心臣服，将伯禽封于鲁地，将姜尚封于齐地，其实也是为了打击商朝残余势力，达到“以作周屏”的目的。在东方商人残余势力中，位于山东曲阜的奄国，可谓是商朝铁杆同盟势力。

奄国是商周交替之际的山东一个国家，国都在山东曲阜，古本《竹书纪年》中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后来盘庚迁都于殷，因此奄国又被称之为“商奄”，秦国祖先就是商奄之民。三监之乱后，奄国趁势叛乱，周公旦挥师东征平叛，鲁公伯禽、齐公吕尚都参与平叛，最终灭掉了包括奄国在内的叛乱势力，奄民四处逃散，其中一支逃到江苏常州，相传常州淹城即是奄人所造。由于周公旦、伯禽的功劳巨大，于是周成王将伯禽又分封到奄国旧地——曲阜，赐殷民六族，用以控制这一区域，即《诗经》中所说的“乃命鲁公，俾侯于东。”

伯禽虽然被封于曲阜，但并未迁都至此，而是在彻底清除掉奄国势力之后，伯禽之子炀公将鲁国迁徙到沃土曲阜，《史记集解》中说“炀公徒鲁”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第二次受封之后，伯禽拥有鲁地与奄地，在当时可谓实至名归的第一诸侯，远比姜子牙风光，只是后来鲁国逐渐丢掉了“鲁地”，至春秋时期基本只拥有了“奄地”。

综上可见，鲁国之所以称为“鲁”，是因为伯禽先被封于河南鲁山一带，后来才被封于曲阜，鲁国迁都到奄地曲阜之后，并未更改国号，还是沿用了“鲁”之称呼而已，并未打破以地名为国名的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山东之简称“鲁”，并非源于山东，而是标准的河南造。

与此同时，通过鲁国称号来源可见，《鲁周公世家》对鲁国来历记载有误，不仅忽略了“周公”称号由来，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伯禽两次受封的历史。当然，司马迁能够接触到的文献有限，不像如今可以随时全方位搜索查证，因此些许错误情有可原。

参考资料：《史记》、《左传》、《诗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