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中的原型和现实意义（神话叙述与神话原型）

神话，现代文学批评使用频率最高的诗学术语之一。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尽管有些看法还不尽相同。

神话具有这些属性：1.固有的象征和隐喻性。2.神话“深蕴”人性——人的天性，因此神话具有普适性。3.“神话叙述是一种由人类关怀所建立起来的结构”（弗莱），这种结构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共时性”。4.它是一种精神文明存在。

追溯神话的源头，可以发现它的本质属性或本义。在人类天真的童年，被希望和恐惧双重主宰的人的主体意识非常强烈，作为唯一具有反思和诘问能力的自然造化的人，幻象思维极其发达，他们用形象叙述（绘画、音乐以及后继的古歌谣），确认人与宇宙以及宇宙终极秘密的关系。有意思的是，随着人类年纪渐长，天真渐失，“世故”日增，“望星空”的兴趣和能力呈退化之势，坚持“问天”者寥寥。更奇怪的是，在大约公元前5、6世纪，神话叙述不知缘何戛然终止。其直接结果，所有后世的神话叙述，都失去了原创性的价值，都只是古人幻象思维的重复或变形。“神话原型”的宝藏，悉数保留在中国上古神话、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和《圣经》里了。

加拿大神话学者弗莱就从《圣经》里归纳了五种原型神话：天堂神话；原罪和堕落神话；“出埃及记”神话；田园牧歌神话以及启示录神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思维能力全方位的衰退，事实上，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或跨越：从图形思维到玄性思维，再到理性思维和科学思维（复杂思维）。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神话原型之所以成了稳定的“共时性”结构（共时性是语言学基本范畴之一，与历时性对应。共时性是指，在历史长河不同的横截面上，保存着相对稳定的、不变的因素）而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是因为它深蕴人性，其中包括人的幻想、宗教情结和非理性非逻辑的玄思。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进步的是科学和技术，人性则是亘古不变，始终站在“原地”，仍然保留着上帝（科学家表述为“自然神”）的馈赠：一个伟大的多重悖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悖论；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悖论；社会学意义上的群居与独处的悖论。非但如此，我们甚至还无法判定，相比神话终止的前夜——那个所谓“轴心时代”，今天的人性，是更健全还是已经残缺？是更纯真还是已经堆积了污垢？这样反诘，当然不是要往回走，返回到农耕时代——那是假想的“诗意的栖居”，实则是更深的黑暗。来路早已被工业化淹没，去路尚可选择：走向智能时代。在历史的又一个出发点上，立一块防止人性沉沦的警示牌，绝不多余。

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神话原型结构。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补天，与西方创世纪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羿射日，带有某种程度的末日意识；嫦娥奔月则有人类强烈的孤独意识。也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诸子百家时期，中国的神话叙述就比西方提早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发达的寓言叙述。先秦诸子的著述里比比皆是（大量演化为成语故事）。寓言则比形而上的神话低了一个哲学层次，它实际上是诸子百家说理、辩论的另类的，即文学的方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上古神话，有两个重大缺失。一是爱（实质是个人性）的缺失；二是末日意识缺失。后来的寓言故事同样如此。女娲神话含有的末日意识，被英雄母亲的补天壮举消解了，张扬了其世俗价值，忽略了其哲学意义。后羿神话含有的末日意识，同样被射日的壮举消解。什么原因？有待历史学者和神话学者深入研究。但毫无疑问，这笔有缺失的文化遗产，对后世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以及我国国民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难以尽述的影响。这里仅提一句：在人性论和乌托邦主义（“道德理想国”）这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上，似乎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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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时代》2023年第01期

作者：黄大荣（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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