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杨虎城达成秘密协定经过（中共与杨虎城达成秘密协定经过）

杨虎城

蒲城甘北村杨虎城故居。

西安事变起，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心协力，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手抗击日本侵略。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得力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先建立，早在1936年9月间，中共就与杨虎城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本文要介绍的，就是统战杨虎城经过。

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和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去抗日救国。

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陕北，于1935年10月初在西安设置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把杨虎城的17路军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西北。

为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决策，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抗日。具体步骤是，先做杨虎城的工作，有利因素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就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良好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他不顾蒋介石“清党”的严令，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甚至委以要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请缨率所部与日寇决战抗日，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免去了他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他对蒋介石心怀不满。

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写信

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在前线总指挥部郝县套通塬东村，召见先前曾在17路军从事地下活动的陕南特委书记汪锋，详细询问认真听取了关于杨虎城及其17路军的情况后，交代说：“杨虎城是西北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矛盾，且是不可调和的。他与17路军广大官兵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有可能争取与他搞好关系，联合抗日。中央决定派你秘密去西安走一趟，代表中央与杨虎城谈判。”

汪锋欣然受命：“完全接受中央指派，这次去力争谈成。”

毛泽东点点头：“谈成的可能性是大的，尽可能不要决裂，要力争谈成。但此行也有一定危险，要有充分的准备，从最好处打算，最坏处防范应对。”

“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怕。”汪锋坚定地说。

毛泽东叮嘱：“各方面想得周到些，事情就好办了。注意少谈过去不愉快的事，多谈抗日救国大计；多看他们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写了一封信，交汪锋致送杨虎城，信中大意谓：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何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意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大计。

12月初，汪锋肩负重大使命，从前线总指挥部出发，经关中苏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武县。为确保途中安全，他按预定计划，先与异党朋友长武县县长、原17路军军官党伯弧取得联系，道明西北之行的目的，请求帮助。党伯弧深明大义，派了信赖的县保安队长，随带4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汽车把汪锋“押送”西安。路上通行无阻，车子顺利进了西安城，停在了绥靖公署。

汪锋见到杨虎城后，道明来意，转交了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联名信。杨虎城看了信，但未作明确的表态，只是客气地询问路途中的情况，末了说：“你一路上辛苦跋涉，先好好休息，下次再谈。”随之令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锋，特地叮嘱让汪锋就在军法处吃住。

杨虎城对汪锋的来历不敢轻信，甚至怀疑蒋介石伪造了毛泽东的信，试探他忠与不忠。所以作表面应酬后，立即派人去天津，请在共产党里的挚友南汉宸派一个共产党人来，以便了解汪锋这个毛泽东派来的代表是真是假。

南汉宸是杨虎城结交的著名共产党人，两人早已成了异党知己，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曾委以省政府秘书长的要职。蒋介石得悉后下令通辑南汉宸，南汉宸只得与杨虎城分手，去了天津。12月下旬，南汉宸遣曾任17路军第10军参谋的王世英赶赴西安，为杨虎城释疑。杨虎城立即会见王世英，问道：“汪锋究竟是不是你们的人？”王世英介绍了汪锋在党内的经历。

“果真是毛泽东派来的人！我马上与他商谈。”杨虎城指示军法处长张依中：明晚8点钟，把汪先生送来绥靖公署。

次日夜间，张依中用轿车将汪锋准时送到，等候在门口迎接的杨虎城同汪锋亲切握手，把他让进客厅。

“因不明汪先生的来路是真是假，怠慢了。”杨虎城表歉意后，话入正题：“红军北上抗日，毛先生又主张联合一切部队抗日，本人十分赞同。”作了明确的表态后，直率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红军攻击汉中17路军孙蔚如部，二是红军在柞水九间房伏击17路军警备旅，三是红军与17路军如何联合抗日。

汪锋就前两个问题作了说明，红军对17路军是决不先打第一枪的，但人若犯我，为了保护自己，自卫是必然的，希望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杨虎城知自己部下也有反共分子，向红军挑衅乃至进攻红军确有其事，对汪锋的话表示理解。爽快地说：那就忘记过去，着眼将来吧。

对于第三个问题，汪锋说，杨总指挥与17路军的广大官兵是要求抗日的，17路军的发展壮大，就是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就是对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发展壮大，防止损失。今后双方如果不互相攻击，就不会有伤亡，这也是联合抗日最基本之点，也是我们对17路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赞成双方互不进攻以防止损失，并作为进一步联合的基础。出于安全考虑，他建议说，中央安插在西安的人不少，恕不便直接与汪先生多谈，可由我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与您进一步的会商。

第三天，王菊人把汪锋接到中柳巷家里，开始了新一轮谈判。双方确定的议题是：红军与十七路军的相互谅解、尊重和合作。

不料汪锋在西安的活动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杨虎城马上指示军法处长张依中：派专人保护汪先生，汪先生如果在外边被中央的人抓去，务必设法抢回来，万一抢不回来，宁可交死人。

考虑到汪锋继续在西安太危险了，一旦事泄，会危及红军与17路军的联合抗日大计，据此，杨虎城让王菊人转达汪锋：汪先生可以先回去，以后请中共再派人来商谈。红军和17路军都是抗日队伍，双方要互相谅解，力避冲突。汪先生如是需要什么东西，可以采购了带走。

汪锋尊重并赞同杨虎城的意见，与南汉宸派来的王世英一起北回苏区，杨虎城指令军法处队长庞志杰负责护送。

达成秘密协定

汪锋的西安之行，中共中央的评价是联合杨虎城的良好开端，可惜没有来得及详谈达成协议，决定再派王世英去西安。王世英本是杨虎城的部下，两人私交甚厚，杨虎城当着汪锋的面，几次称他“老朋友”。

王世英于是重返西安，与杨虎城经几次会商，达成了如下口头协议：

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

17路军宣传抗日思想，培训抗日骨干，为与红军合作抗日作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给予红军在17路军的防区内人员往来、物资采购与运输的便利。

杨虎城以实际行动兑现上述协议：17路军与红军之间，不仅无战事而且友好相处；在17路军中加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救中国的教育。他又改善与张学良的关系，由原先的官场应酬变成了知交，直至深谈联共抗日；又与张学良一起开设军官训练团，培养营以上军官，为以后联共抗日、逼蒋抗日作了准备。

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为落实先前的协议，及进一步密切双方的关系，派张文彬再去西安。

8月26日，张文彬抵达西安。杨虎城友好接待，把张文彬安顿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家中住宿，确保他的安全。

30日，杨虎城先派其机要秘书王菊人与张文彬商谈。

9月6日晚，杨虎城亲自会见张文彬，密谈约二小时。双方回顾了上次达成的口头协议执行情况，均表示满意，继而签订了3项内容更为广泛的协议：

——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改善17路军纪律，密切与民众的关系，要抑制地方民团，不得摧残革命团体。

——取消经济封锁。设置专门的贸易站，以保障与苏区的贸易，17路军负责掩护。允许民众自由贸易，苏区支持群众向17路军供应粮食。

——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应事先互作通报，杨及时向红军供给南京方面的情报。

谈判结束后，毛泽东指示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长驻西安。杨虎城表示欢迎，给了张文彬一个公开职务：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秘书。张文彬与杨虎城商定，设置6处秘密交通站，以便及时联络，互通信息，其中3处设在西安，3处设在红、白区交界处。

至此，中共与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秘密协定。其时，张学良也已暗中联共。这样，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三位一体”告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17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应张、杨之邀到达西安，“三位一体”团结一致，终于逼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抗战，胜利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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