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年轻人为何要进城打工（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9期，原文标题《新打工一代：“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

文/黄子懿

在上一代打工者渐渐老去之前，新生代打工者早已悄然外出务工。他们比其父辈享有更好的自由度与物质条件。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了。

为此，我们专访了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张林秀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她还曾担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REAP）中方主任。

东莞的手机制造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

年轻人的非农转型早已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哪些特点？

张林秀：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铁规律（Iron Law），任何国家在发展初期时，农业人口都占据了大部分，而当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同时，农业人口开始降低，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就业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业部门。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都是一个铁规律，发展的过程就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高等水平时，农业人口还超过10%。最典型的例子有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农业为主，收入水平很低，而现在人均收入已到发达水平，农业人口占比也很低。中国（大陆）还处在这个进程中，从坐标轨迹上看，也在沿着这条铁规律走。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为从效率上讲，农业部门是效率相对很低的，转向的非农业部门效率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早年调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每年平均约10%的GDP增长率中，约有60%是投资（Inputs）扩张的结果，约40%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提高的结果，这40%的提升中大部分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城镇化率不高，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待进城，未来一定时间内仍有“人口红利”。你怎么看？

张林秀：“人口红利”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了从哪些层面和角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很多学者老早就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但其实也得相对看。早些年，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机会成本是零，只要能出来，基本上都在创造财富，后来慢慢地就有成本了，尤其是他们成家立业后，各项成本变高，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开始过去，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急速上升。从这点来看，红利是在慢慢消失，因为红利是指中国过去大量廉价的、稍微转移就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力。

但另一方面，总体来说人口还是有。从城镇化率上看，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8.5%，如果按照高等人均收入水平中农业人口要低于10%来看，未来还有超过30%的人要进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说，到2020年将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些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效率更低、创造的价值不高，未来还会大量进城，从事效率高、创造价值高的行业。他们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只是成本会相对变高，不再有很高红利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团队曾在跨度20年的时间里做过四轮百村跟踪调研。从最近一次调研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哪些新的趋势？

张林秀：第一，非农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1995年，大概只有30%的农村劳动力在全职非农就业，2015年这一数字超过70%，同时有97%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早些年有学者做过调查，非农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增长，同时也会拉开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没有非农就业的话，你就在收入的底端，但这些年来，非农就业开始缩小家庭收入的差异了，因为大家都出去了。从非农就业的类型看，外出迁移、外出自营工商业、本地自营工商业、本地就业中，外出迁移是增幅最大的部分。

第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非农就业比例都在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都是年轻人。但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开始出来了，中老年人也出来了，而且增幅更大，因为过去比例低。比如2015年41～45岁这个年龄段，1998年时只有23.3%的人外出打工，但到了2015年就有72.5%了。我们的四轮调查还发现，同一年龄段的群体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比如41～45岁这个群体，在第一轮调查时20多岁，只有60%的人出来。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如今小区和大楼里的保安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而过去是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城里的就业门路宽了，年轻人做别的去了，中老年人就来了。

第三，年轻人（30岁以下）几乎都在非农行业工作。现在年轻人完成非农转型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早很多，转型早就完成了。比如在1998年，16～20、21～25岁的农民中，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54.7%，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5%、90.3%。虽然比例还不到100%，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从事农业生产了，根据我们实地调研，剩下约10%的那些年轻人可能压根就不工作。而从就业地域上看，这些年轻人也更趋向于去省外打工。

第四，社会流动性在减弱。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而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职业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比例变低了，代际的职业向上流动更加困难。与父辈比较，子女的第一份职业愈发与父辈相近，职业代际传递越明显。比如，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即使父亲是农民，仍有20%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如老师、医生、会计等；而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中，这比例降为11.6%。受教育年限是高了1～2年，但越来越多的子女正变成和父亲一样的农民或工人。

珠三角地区制造行业工人

返乡≠创业 创业≠发展事业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你的调研，在特点和趋势上，打工二代（30岁以下）与打工一代呈现出什么样的主要差异？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张林秀：正如刚才所讲，这代年轻人的非农就业转型完成得更早，将来再从事农业的可能性更小。第一，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基础，老一代人还有些感情基础；第二，农业生产的回报率相对很低，他们也更缺乏农业技巧，不会种地了。老一代农民工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流迹象，城里挣不到钱了可回去种地，不赚钱自己够吃就行。但年轻人是待不住的，无论有没有工作，他们会继续在城里寻求营生。

年轻的打工者愿意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很多时候的想法是，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长远规划暂且不管。这其实也跟父母一辈为他们物质条件创造的相对好有关，很多打工二代的父母是打工一代，他们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去沿海打工，在容易挣钱的时代积累一点财富，为孩子创造了不差的物质条件，以至于很多打工二代的生活压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小时候可能会流动或留守，但物质上的危机感不会很强。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回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为何农民工不愿外出了？

张林秀：在我们的数据样本里，农民工回流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占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约4%～5%左右。2016年调研里是有很多人回到本省了，但都是中老年人居多，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其中也有地域差异，贫困地区回去的多，富裕地区回去的很少。

回流其实有两种。前些年有政策鼓励回乡创业，其效果有待观察，回流后不是1～2年就能创业了，得有积累和基础。外出打工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有些地方农民工不愿外出，是因为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差距在收敛，而沿海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门槛也在变高。很多老一代打工者现在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可能达不到经济转型的要求，所以其实很多农民工回去并非为了创业，而是观察能否在当地找一份工作。根据我们的研究，总共有约1/3的回流农民工5年之内会再次到本县外打工。

年轻人回去更是在观望等待，长期不可能在家闲着不出去打工。有些年轻人特别愿意在家就业，互联网经济对他们的诱惑很大，给了他们新的希望，指望在这方面用淘宝、直播赚钱，但这些领域的容量很少、竞争很大。有些年轻人回去是想过种田务农挣钱，但这个得靠规模化、机械化，没有上百亩地的规模的话，务农基本上是挣不了钱的。

张林秀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采访，很多新生代打工者都是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不到30岁，但工龄已有10年左右，此前在家也几乎没有务农经历。这种现象普遍吗？为什么？

张林秀：初中就辍学者的确很多，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这背后是城乡教育的巨大鸿沟。根据我们早年调查，在中国的大城市，2013年的高中入学率是90%，贫困农村地区则是37%。REAP的研究发现，导致上述现象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其一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高学费，导致上高中的直接成本较高；其二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上工资迅速上涨，上高中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其三是农村学生无法获得积极的学业规划指导，让学生对教育回报率一无所知，甚至有错误认知，同时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中老师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师生关系紧张；其四，竞争性的教育体系，让很多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考不上大学或高中，就放弃高中或初中教育。

但近年来随着“控辍保学”和“基本普及高中”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完成高中学业后才会加入劳动力市场，从我们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近些年来18周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新生代打工者辗转多地后不想进工厂，更愿意从事送外卖、快递等新经济领域的工作。在传统基建领域，年轻人更少。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林秀：这个是要看行业。在江浙一带，上过职业中专的打工者至少还是愿意进企业或工厂的，这个不少见，很多还会从事办公室相关工作。但是辍学出来打工者，原本受约束力就不强，家庭条件可能也更加贫困，倾向于去劳动密集型产业。

互联网新经济这块其实是不稳定的，是依靠互联网平台爆发式的增长带来的岗位需求，万一这个平台没了，下一步怎么办？归根结底这些还是属于服务行业，不算实体经济，门槛也不高。这部分群体将来能有什么技能，还很难说。因为将来我们可能也会反思目前的生活方式，比如外卖、快递的不低碳与滴滴的安全问题已被关注。一旦有了此类行业约束和洗牌后，平台的去向和岗位需求还很难说。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打工者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在老家或打工地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店，但实现者寥寥。当前农民工创业情况如何？一个打工者想要创业的难度大吗？

张林秀：我的理解是，自主创业很多时候就是打工者自营工商业，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做商品贸易、零售和跑运输等，一种是做手工活儿或餐饮等服务业。2016年自营工商业在非农就业里面比例并不高，约为15%。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贸易运输类的比例在不断升高，而手工、餐饮等服务业比例在不断下降，说明自营工商业也在朝着资本密集的方向在走，需要一定积累，对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也是一个挑战。

虽然有政策倡导，但真正能返乡并实现创业的人很少。回流的4%～5%的人口里，中老年人多，本身创业就有困难。他们回来之后干什么？根据调查，回流人口中待在县城内的那部分近期内大约1/3从事农业，约40%从事非农，近1/4的人回来后是无所事事的。如果按照回流比例将数据相乘，真正返乡之后能自主创业比例是极低的。

年轻打工者的创业心愿可以理解，这是打工者共同的愿望。上一代人也有，只是当时营商环境没有现在这么灵活。那会儿以实业为主，需要积累和投资，现在新经济了，人们的创业愿望表达更清晰迫切了。创业其实有两个理解维度，一是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二是失败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打工当地创业呢？可能性更小？

张林秀：在打工当地创业就更难了，因为虽然政府有意愿鼓励农民工在城里留下来，但要做到城市的社会融入都很难。我身边很多还在坚守的打工者都是为了孩子，曾经有段时间还能上公立学校，但大部分人是挣到钱之后就回老家了。很多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上其实跟城里人几乎没有交集。比如保安和外卖小哥，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但可以想象生存环境是糟糕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每天上班下班，但城市融入对这些群体来说基本没有。

从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来看，农村但凡有一点能让人留下来的理由，他们可能都不会进城里。我们每一轮调研，都会问他们留在城里的意愿如何，回答都是非常强的，基本上没人愿意回去。城市融入将是我们第五轮调研的重点，聚焦城市社会融入，看看他们到底在城市融入得如何。

人工成本涨了，人力资本呢？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打工者在担心，会被机器换人、智能制造等产业升级措施给取代。这有可能吗？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他们未来出路在哪儿？

张林秀：智能制造是会削减岗位，但产业链也相应往后延伸，也需要人制造机器人，不可能一下子全部代替。关键在于，人自己得准备好。无论是被机器人代替，还是被比你知识水平和技能高的代替，其实是一回事。在奥地利，如果你想做一个农民，先决条件就是农学院的毕业证，对农田农艺要求非常高。所以应该担心是不是机器人来代替，而是被有更高技能的人过来代替。

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会改进一点，但是成人之后再培训成本更大、效率更低，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他们要学技能前把知识水平巩固了，高中毕业肯定比初中辍学强。他们肯定会有担忧，这种担忧只有提升自己能力之后才会消失，要不就只有从一个类似的行业转到另一个类似的行业，重复这样的工作。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群体：初中辍学就出来打工，没有知识储备，没有一技之长。因为在产业升级大背景下，将来的就业市场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得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我能想到的或许有一种可能，比如万一传统岗位进不去了，这些人可能会来替代目前城市里的中老年打工者，比如刚才讲到的小区保安，这个他们是有优势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强调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并说其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高中教育。为什么？

张林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经济已经从增长转到了发展。发展的挑战比纯粹增长多很多。根据铁规律，中国非农转型已完成了大半，应该挖掘下一阶段增长动力。现在中国（内地/大陆）经济的人工成本在快速上升，工资已经是亚洲各地区的第六高，仅次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但我们的生产率是否能跟得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推升人力资本提升。

以韩国和墨西哥为例，韩国顺利完成了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转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但墨西哥却没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差异。在韩国，上世纪80年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每个学生都完成了高中教育，在经济开始转型时，较高素质的基本劳动力能够胜任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而在墨西哥，城乡教育却差距明显，在农村只有40%多一点的孩子上高中，城里有70%～80%，这些劳动力难以适应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和挑战，最终墨西哥没能跨越这个陷阱。

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工资、职业代际流动影响也很大，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小时工资也更高，职业更好。教育无用论是很容易打脸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做好人力资本储备了吗？

张林秀：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上过高中的劳动力比例在24%左右。14～35岁青年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60.2%。城市有大约5000万儿童，而贫困农村地区也有大约5000万儿童。可以说，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教育状况构成了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底色。

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中，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为74%，25～34岁群体中上过高中的为72%。从这些对比看，我们还任重道远，低于墨西哥、南非等国。即使只看25～34岁的劳动力群体，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也只有36%，仍属于较低行列。

不过这也是之前的旧数据。现在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加紧努力，但见成效也得十几年以后。我的看法是，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得加快，现在所有经济周转速度远远比之前快了，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在提高。一个没有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工人往往会有读写困难，基本不懂英文，缺乏计算机技术等基本技能，很难适应经济转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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