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湖下面的古城（千年古城高邮）

古城高邮

古有秦少游 今有汪曾祺

高邮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公元1084年一个冬日，文坛盟主苏东坡与高邮孙觉、秦观、寓贤王巩雅集文游台留下千古佳话后，这标志着宋代高邮文化“盛世”的到来。高邮进士崔公度《感山赋》受到欧阳修的赞赏，欧在《感山赋》后题道：“司马子长之流也。”龙图阁大学士孙觉的诗文受到王安石、苏东坡的推崇。婉约派词人秦观的千古绝唱，在当时就被称为“国士无双”。进士邵迎的《邵茂诚诗集》4卷，苏东坡欣然为其作序。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诗人范成大读了高邮进士陈造的诗后说：“使遏欧苏，盛名不在秦少游下。”《高邮州志·艺文志》载有宋代诗文45篇。宋代知名的高邮籍文学家有崔公度、孙觉、陈知徽、邵迎、乔执中、王巩、秦观、孙览、陈造等。可谓是人才济济，好手如林。

如果说宋代高邮文学像一道壮丽的瀑布，那么明代高邮文学则是承接这个瀑布的清潭。明代汪广洋既是丞相又是诗人，有《凤池吟稿》8卷。著名散文家王磐既精通音乐又善诗画，留有《西楼乐府》《西楼诗集》《野菜谱》等，还有董璘、张綖、张守中、孙兆祥、黄谏、金志坚等，都是闪耀在明代文学上空的星星。

清代高邮文学则更像是溢于文学深潭的泉水，浩荡向前。清代进士孙宗彝与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常觞吟于蝶园，与邮邑86位诗人相聚于文游台，建文台诗社。一时盛况空前，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四次南巡经高邮，贾国维献上《万寿无疆》诗和《黄淮永奠赋》，契合皇帝心意，康熙召之船上，亲自御试，贾国维又作《河堤新柳》七律一首，《芳气有无中》五律二首，受到康熙的褒奖，得赐白银二十两为养亲之资，召之随行入都，传为佳话。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第四次南巡高邮，王念孙以大臣之子身份前往迎接，献上颂册，被赐为举人，而后入仕携子王引之，以其在训诂学上的卓越成就而独领风骚。

据《高邮州志》记载，清代高邮有343位作者，著书707部，其中文学类的390多部。著名的作家有王永吉、孙宗彝、王安国、吴世杰、王念孙、王引之、夏之方、夏之容、王敬之、李滢、李必恒等，真可谓星光灿烂。

从南唐到清代，高邮诗人著诗集近200种，400多卷，北宋四贤雅集文游台，引来众多文人访古拜贤，留下许多诗话，南宋文学家文天祥遇难经高邮留下《发高邮》等6首诗篇，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为高邮知州的幕僚，在其《聊斋》中有4篇写高邮的故事，并留有多首写高邮的诗词等等，更是高邮文坛之大事幸事。

现当代高邮文风一脉相传。民国年间，高邮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歌作品。著名文学团体南社中有高邮籍社员14人。民国8年（1919年）后，高邮文坛以新体诗为主流，1958年赛诗会遍及城乡。上世纪70年代后，许多作者从高邮的文学期刊《珠湖》“走出去”。不少作者在省级乃至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并出版多部书籍。2006年起，高邮特设“书香奖”，奖励出书作者，以推动文学的发展。

汪曾祺纪念馆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文坛复出的高邮人汪曾祺于1980年、1981年连续发表小说《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汪曾祺的出现，把人们的审美习惯从八股的语境中拉回到故有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的凝视中。他似乎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一切都显得平平常常，仿佛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自然地谈吐，静静地讲述着属于过去却又与我们相关的那个淡淡的梦。在他那里，文学创作的神秘性消失了，艺术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没有雕饰的世界！对于当时那些疏忽于传统文化而又对创作困惑不解的作者来说，汪曾祺的存在，使众多读者看到了通往精神王国的另一条途径。汪老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引起文艺界高度重视，确立了汪老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汪老是当今高邮文学的一面旗帜。

纵观高邮文化悠久的历史，它的繁盛期，它的“文学现象”，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中华文学的这个大视野中，来分析比较出高邮古今文学乃至文化的“当家花旦”代表人物。宋代是高邮文学的繁盛期，在崔公度、孙觉、王巩、陈造等一批文学家中，首推“国士无双”的秦观。明代是高邮文学的发展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应是明中叶南派散曲家王磐。清代高邮文学文化氛围浓烈，王氏父子以训诂学的成就独树一帜。王氏父子的成就属于学术研究范畴，王磐的散曲成果和影响很大，但与作为婉约词宗秦观的成就与地位相比，高邮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仍非秦观莫属。苏轼读了秦观的赋，以为有“屈（原）、宋（玉）之才”，王安石称赞秦的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毛泽东1961年在湖南参加干部大会时还吟诵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在北京菊香书屋一边背诵一边用铅笔记录后，又挥毫书写了秦少游的《鹊桥仙》。当代宋词专家唐圭璋评价“少游纯以温婉和平之音，荡人心魄”。高邮汪曾祺在《文游台》散文中说：“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很有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他词写得好。”高邮人在谈起古代文化名人时，总会自豪地说：“古有秦少游。”

在现当代，高邮有许多在外地和本地从事文学创作的好手，他们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评论作品常见于报纸书刊，但是当今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当数汪曾祺。著名作家曹禺在给汪老的信中说：读了您的文章，是极大的喜悦，您给我开了一片天地，我看见了多少可爱的人、可爱的地方和美的世界。文化部老部长王蒙评价汪老的作品“天真隽永，自在风流”，著名作家贾平凹称汪老为“文章圣手”，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说：“在高邮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出现一位汪曾祺，不是偶然的事情。只要了解汪曾祺对家乡的热爱，了解汪曾祺从小就接受高邮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环境和气氛的熏陶，就会明白，大运河的水气已经浸入了汪曾祺的血肉，还有秦少游、王磐、王氏父子等高邮文杰的成就，不仅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事实上也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这一切，再加上汪曾祺自身的勤奋努力，他之成长为当代中国自成一格的作家，不仅是必然，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高邮人在谈及当代文化名人时，总会骄傲地说：“今有汪曾祺。”

曾被扬州人誉为和宋代欧阳修、苏东坡同为三贤之一的清代王士禛，在其《高邮雨泊》中写道“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秦少游于公元1100年夏时在广西藤州光化亭去世，到了明代高邮出了个王磐（1470-1530），期间有400年，后到了当代高邮出了个汪曾祺（1920-1997），期间相隔了不到500 年。这巧合的历史现象，一是可以看到王士禛感叹中的“料事如神”，二是可以看到高邮还确实是国家级文学大师的“香火”不断，层出不穷的地方，但要是不算王磐，那高邮可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大家。一个城市，有文化名人，才能称之为文化名城。高邮还真是幸运，秦少游，汪曾祺，已是高邮人的自豪，已是我们这个千年古城的文化旗帜和文化符号。

作者：姜文定，江苏高邮人。长期在文化宣传部门工作，曾任高邮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高邮市文化局长、高邮市文物局长、第四届高邮市文联主席、高邮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91～2005年间，主持古盂城驿修缮和修复，主持文游台修缮和景区建设，组织龙虬庄遗址发掘考古和对外开放。江苏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人事厅、江苏省文化厅表彰)，秦少游文化奖章(高邮市委、高邮市政府授予)。现为高邮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高邮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龙虬庄遗址》、《龙虬探秘》、《漫步高邮》等文史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