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给蒋介石的计划（傅作义暗中向蒋介石献）

老覃昨天写了《经过谈判，傅作义将发表起义通电，林彪大喜，毛主席却说：别中计》一文，在文中谈到了傅作义在明知北平已不可守的情况下，仍幻想利用自己手下的几十万人作为筹码，通过谈判，达到与我党分权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判过程中连接耍政治小手腕，差点让和他谈判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中招。幸好，毛主席目光如炬，洞察其奸，见招拆招，从容化解。傅作义机关算尽，最终不得不乖乖向毛主席服气认输，端正了态度，不再有分权之想。

事情进行到了这，还远没有完结。

因为，这个时候的傅作义还没有彻底与他原先的旧阵营划清界线，真正的洗心革面，真正的走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傅作义投诚后仍有想法，一年后，才向主席坦白：我私藏有很多武器》一文，文中说了：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所撰写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的一书里面记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此后过了大约一年，某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坦白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支枪，都存在了哪些地方。

傅作义毕竟是一个从旧社会、旧军队里混出来的军阀兼政客，毛主席知道要完全转化他的思想和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并不责怪他，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留着用吧。”

老覃另外还写了《傅作义在1952年还藏有枪支电台，1963年还写信给老蒋？》一文，文中提到：学者郭岱君新近研究的一大发现——蒋介石在1963年写的日记里，出现有傅作义给他写密信的记载，傅作义在信里一个劲地表忠心说“悉贡所能”。

话说回来，傅作义是在1949年1月21日上午宣布与我党达成和平协议的。

而1949年1月21日的这一天，也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

蒋介石在离任前一口气安排好几件事，其中，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自然是头等大事，但私下里还不忘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作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都在阎锡山帐前效力，交情匪浅。

根据《徐永昌日记》里面的记录，徐永昌曾于1949年1月21日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向傅作义、邓宝珊“传达蒋先生之意旨”。

“蒋先生之意旨”一共有三项：一、要求傅作义的行动和中央保持一致；二、希望傅作义南下；三、从北平大量运出精锐部队。

盖蒋介石的意思，并非要傅作义死守北平，而是要傅作义在与中共和谈时以运出精锐部队作为和平移交的条件，并要求傅作义南下。

但傅作义既然已经与我党签订了协议，他自然不会再“和中央保持一致”，也无法“从北平大量运出精锐部队”，至于是否南下，老覃在昨天写的《经过谈判，傅作义将发表起义通电，林彪大喜，毛主席却说：别中计》一文中已经说了，傅作义的根基在绥远，南下并非他所想，西去才最具诱惑力。

因此，他对徐永昌虚以委蛇，敷衍推托，含糊其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但他安慰徐永昌说，虽然无法“从北平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会对中共形成很大的牵制。

徐永昌怅然而去，于晚9时20分返抵南京。而蒋介石已于该日午后十四时离京飞杭了。

次日，徐永昌写了一份报告呈报蒋介石，既是帮傅作义讲话，也是安慰蒋介石，说傅作义保留有越多精锐部队在北平，就越能牵制中共南下，这是好事。

傅作义的部队在1月22日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

该日下午，傅作义抢在我党前面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把自己塑造为“万众生佛”，自抬身价。

为此，毛主席亲笔撰写了以林、罗名义致傅作义的公函，并于2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指出傅作义是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随后，毛主席又写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由新华社发表，毫不客气地指出“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对此忿忿不平。

大概在十天之后，也就是2月4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

徐永昌知道傅作义准备逃离北平，向傅作义建议：“莫善于先回绥远。”

傅作义接受了建议，于2月15日复电南京政府，“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同前往西柏坡拜会毛主席。

现在的很多资料都显示：毛主席和傅作义的会面气氛融洽，宾主相得，尽欢而散。

但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邵力子于27日回到了南京，曾偷偷告诉他，说傅作义的状态是“甚苦闷”。

到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与徐永昌相商，要徐永昌派王蔚梧乘机于3月25日先一步到绥远等他，他将于3月26日乘坐飞机逃离北平，飞到绥远会合。

徐永昌按照傅作义的吩咐办理。

但到了3月26日，傅作义却又给徐永昌发一份电报，称“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逃离北平的日期另外再约。

原来，3月25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来到了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傅作义的逃离计划被迫中断了。

傅作义心心念念要逃往的绥远在当时处于什么状态呢？

早在1月23日，傅作义在北平的部队接受改编之后，林彪等人曾打算按照“北平方式”来改编傅作义所辖的绥远董其武部。但毛主席发电提醒：“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

这么一来，绥远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两可”状态中。

一方面，绥远尚未解放区化，亦未解放军化，我党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傅作义已通电起义，国民党就不客气地削减了它的军费支出。

4月23日，我百万大军横渡过了长江，并把红旗插在了南京的总统府上。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在谈到绥远问题时，他的意见是停发一切粮饷用费。

徐永昌不同意，说：“今若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

最后，根据顾祝同的意见，“照三分之一发给”。

即国民党方面还没有完全放弃绥远。

时间来到了5月2日，徐永昌在这一天辞去了国防部长，在阎锡山内阁中担任了行政院政务委员。

阎锡山在6月出任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在阎锡山的运作下，行政院在7月27日通过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另外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

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前去策动董其武部西撤。

西撤后的安身之地，徐永昌对董其武说，可以是青海、可以是四川、也可以是云南 ，甚至可以是印度。

如果真的走到了要撤入印度的那一步，徐永昌拍着胸脯保证说：“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

徐永昌还眉飞色舞地鼓励董其武：“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

关于董其武，老覃以前写过《他和日本人打了12年仗，授衔时被毛主席的一番话感动得又哭又笑》一文，文中说了，董其武是傅作义的死忠粉，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唯傅作义马首是瞻，对傅作义死心塌地，矢志不渝。

因此，董其武一任徐永昌巧舌如簧，一点也不为所动，只是冷冷地说：绥远军队的去向，不是我能决定的，一切等傅先生来了再说。

徐永昌告诉董其武：即使傅先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

徐永昌在8月22日被广州政府任命为西北指挥所指挥，负责协调西北各部。

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在8月28日回到了绥远。

傅作义、邓宝珊等人返回绥远的目的是完成绥远的易帜起义。

徐永昌已于前两日到宁夏视察了，傅作义没能立刻见到徐永昌。

傅作义处理好易帜起义事宜后，向徐永昌发出了会晤邀请，在信中声称“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

傅作义和徐永昌的见面时间是在9月17日、18日、19日，地点在包头。

傅作义所说的“藉倾款曲”指的是什么呢？

根据徐永昌日记里的记载，傅作义主要是倾诉了他易帜起义的种种迫不得已，然后抖搂出了一个“惊天大阴谋”——他和他的部队准备潜伏下来，“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

傅作义还谈到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前景：“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军队）可增至二十万人。”

傅作义非常有把握地预测：“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

傅作义让徐永昌转告蒋介石，说自己“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

根据徐永昌日记的记载，傅作义还痛哭了一场，声泪俱下，感人肺腑。

徐永昌被傅作义的“痛哭”所感染，肃然起敬，认为傅作义是学习姜维，表面降魏，内心却满怀光复之志，亦洒泪感叹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

傅作义随后向徐永昌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就“复兴大业”进行了全面的献策。

里面罗列出的计谋都相当毒辣，大致有“孤立其外交”、“封锁，疲困其经济”、“轰炸其电厂”、“沿海交互登陆”、“制造其出卖国家民族的言论”等五条，疾呼“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话说回来，傅作义曾在7月14日呈毛主席的上书中，指称蒋、阎出卖国家民族，恶意封锁海口、滥炸人民等等。

比较这两份呈文，居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傅作文制作这两份呈文，哪一份是真心，哪一份是假意，抑或两份皆真，又抑或两份皆假，就交由读者自行判断了。

9月19日下午2时，徐永昌乘机飞离包头。

两个小时之后，绥远起义通电发表。

当晚，傅作义、邓宝珊等人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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