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渡江战役（百万雄狮渡大江）

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9年4月21日至6月2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向国民党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最终，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杭州和武汉等大城市。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文名称

渡江战役

参战方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参战方兵力

解放军100万人、国民党军70万人

伤亡情况

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国民党军伤亡及投降共43万余人

地点

长江中下游

主要指挥官

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粟裕（共）

时间

1949年4月21日至1949年6月2日

结果

解放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南京政府覆灭。

背景

国民党军以70万兵力组织长江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已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已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军。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

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3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组织长江防御。

国民党长江守军

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

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1]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肆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7“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2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1949年3月31日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一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了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2]

准备

调查研究

华东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早在1948年初就开始进行了。那时，粟裕虽然建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暂不渡江南进，但并没有放松渡江南进的准备。他组建了渡江先遣纵队，先后派出几百名干部到沿江地区开展工作，一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到皖南，请东北解放区代为购置了一批改装木船为汽船的引擎。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就指令渡江先遣纵队南进到淮河以南、长江北岸，后来又派出几个加强营到皖中、苏中地区，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侦察沿江敌情，勘察沿江地形，对长江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河湖港汊进行了详细勘测并绘制成图。这些工作，对于制订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一结束，粟裕就把精力集中到渡江作战上来。他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反复思考渡江作战方案，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组织基础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1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和中野休整两个半月，“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949年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进行整编，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的4个兵团、16个军、1个特种兵纵队，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在陈毅司令员兼政委不在三野期间，仍担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职务，并主持三野前委工作。2月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3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委员。2月9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颁发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编制序列番号命令。[2]

筹划

贾汪会议

1949年1月19日至26日，粟裕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一次贾汪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会议精神，着重部署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粟裕在《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得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现在蒋介石‘隐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他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要求，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今后作战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必须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要组织部队学习新的作战方法，针对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况，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和技术人才，组织部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来制服敌人可能使用的军舰、坦克、飞机和喷火器等现代武器。他还强调指出，在京沪杭地区作战，更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把做群众工作看做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争取军政全胜。

这次会议以后，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首先是政治思想准备，广泛深入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其次，展开全面的战役战术侦察活动，组织军师干部率领侦察队到江边侦察，调查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水情、天候，为制订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依据。第三，进行以强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召开战术研究会，研究山地、河川作战特点和战术技术问题。第四，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按照突击、火力、运输三种船队分别编组训练。第五，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援前线工作，筹集粮草，修复道路，疏河开坝，组织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

1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一个兵团南下。第三野战军各部和苏皖地方部队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席卷江北，饮马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战役构想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必须有应付两种可能的准备。“如果证明今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组织坚决抵抗方针，则我应按原计划休整至三月底止（华野、中野）准备四月渡江，否则我应作提前渡江一个月行动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作战，占领京沪地区。”粟裕立即作出部署，指令三野各部加速完成整编和渡江准备工作。

1949年2月9日，粟裕到河南商丘参加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2月3日电示讨论和决定了渡江作战部署。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二野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二野另两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建议第四野战军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配合三野、二野作战。总前委提出，渡江作战“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究竟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作为辅助突破地段，要熟悉该地情况的粟裕作进一步考虑，作出决心和部署。总前委当天就将会议讨论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央军委2月11日复电指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同时决定：“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粟裕把选择突破地段与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反复测算，认为应当把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并且设计了东集团和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以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总前委其他委员的一致赞同。

1949年2月12日晚上，粟裕到三野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的设想。

油画《渡江战役》

他认为，大军渡过江去困难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必须抓住敌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人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达成这一任务的。”

他指出，长江芜湖至江阴段向北弯曲成为弧形，是实施钳形突击、达成战役合围的有利条件。估计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重威胁之下才会撤离。敌人撤退的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敌人则会沿京杭公路向杭州方向逃跑。他反复测算东、中两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合围敌军的距离，以及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可能逃跑的路线和行程：东集团渡江后，直指无锡、漕桥的太湖边，只有40至50公里行程，战斗顺利约2至3天，如果江阴要塞策反成功则只要1至2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中集团渡江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20公里，战斗顺利约5天就能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南京至广德、长兴约140公里，如果敌人向杭州逃跑，行程约需4至5天，加上受到我军阻击，还要通过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敌人定下逃跑的决心至少要晚于我军渡江1至2天。因此我军先期到达或与敌军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东集团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将先于西线部队。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的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他准备亲自指挥东集团作战。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个部队的特长，在兵力部署上作适当调整，把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把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这些部队不仅对当前战场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当年的根据地人民骨肉情深，更有利于完成作战任务，发挥人民战争的总体威力。粟裕指示作战股长按照这个设想起草京（指南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

战役预备命令

2月19日，在三野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二次贾汪会议）期间，粟裕主持召开有各兵团各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陈毅也到会作了指示，形成《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2月20日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的名义发布。

预备命令指出：“本野战军受命自沪、宁（南京）、芜（湖）安（庆）段强行渡江，首求割歼京沪及芜湖沿线之敌，夺取京沪杭要地，打下继续配合兄弟兵团向南进军之基础。”对四个兵团的作战任务、战斗序列、集结位置和开进时间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部到达渡江作战集结位置。三野指挥机关进至高邮地区，战役发起时再往前靠，以加强东线渡江作战指挥。

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主持制定的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方案完全符合战役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一个稳操胜券的战役构想。

战前准备

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第三野战军各部按照预备命令的要求，从2月下旬开始分路南下，3月12日前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

首先是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进行形势、政策和纪律教育，树立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为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作好思想准备。为此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要求各级军政机关教育所属部队指战员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切实遵行。

渡江战役

继续征集渡船，训练水手，开辟渡船进入长江的水道。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19万余名船工，每个兵团还抽调有撑船和游泳经验的指战员各训练了1000至2000名水手；开辟了从湖泊通向长江的引河，船只隐蔽集结在江堤之下。

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航渡和突破滩头阵地以及水上射击、打击敌舰等战术技术训练，并利用暗夜在长江中试航，有些突击团还在江中进行适应性训练，使许多不习水性的指战员由“旱鸭子”变成了“水上蛟龙”。

指令各军派出侦察部队先期渡过长江，初步掌握了江岸地形、水情、敌情和敌舰活动规律等情况。有的兵团还派干部率领小部队偷渡到长江南岸侦察，并建立了隐蔽点线联系。

协同地方党政军机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筹集粮草，修复公路铁路，疏通水路交通。各路部队受到沿途沿江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动员了332万民工运粮、修路，还有7700名民工、16个地方部队随军参战。特别是当年战斗在苏皖解放区的部队终于实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回到成长壮大的根据地，许多老大爷、老大娘眼含着热泪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就看你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

策划起义

加紧进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对江阴要塞敌军起义的策划。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据点，也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此时江阴要塞的要害部位已为中共地下党员控制。在渡江战役前夕，粟裕请华东局调社会部科长王澄明协助潜伏在江阴要塞的地下党员唐秉琳等策动敌军起义。粟裕对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说：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是汤恩伯部署的重点防守地段，江阴要塞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华中工委已令他们作好接应你们渡江的准备，要他们做好策动起义的工作。叶飞、韦国清向王澄明交代任务时特别指出，叫你来搞这一工作，是粟司令点的名。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十兵团还采纳王澄明的建议，抽调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团营干部打入江阴要塞，配合地下党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粟裕又组织指挥各部队扫除敌人设置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据点，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声令下，即可挥师扬帆过大江了。[2]

战略意图

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粟裕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定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由于在淮海战役中过度劳累，淮海战役后又接着进行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导致美尼尔氏综合征复发，不得不请假到济南作短期疗养。但是，他身在济南，心在前线，仍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如何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指导京沪杭战役的各种问题。[3]

方案制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济南看望正在疗养的粟裕，商谈军事问题，并于1949年3月18日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原来指令三野于3月中旬或下旬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粟裕等认为，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以及夺取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进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潜伏在江南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突然性而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将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1949年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开始的渡江作战相衔接。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示以1个兵团监视浦口、浦镇之敌，其他兵团于1949年4月2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敌军据点，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作战。

1949年3月22日—4月5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张震、张爱萍等革命先辈率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等四大机构进驻孙家圩子，对渡江战役进行了精心的部署。

3月下旬，粟裕停止疗养，由济南经徐州返回三野指挥机关。这时，三野指挥机关已与华东局、总前委一起南下，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圩子。1949年3月28日早晨，粟裕到达孙家圩子，当天下午就听取了张震参谋长的汇报，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方案。他们分析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客观条件，认为在我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100多公里战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作战，敌人防线空隙甚大，兵力强弱不等，防不胜防，我军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继续生效。只要准备更充分，组织得更好，对各种意外情况有应付办法，则渡江成功是有保证的。渡江成功以后，力求苏南和皖南两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中地段，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之敌退路。总前委与华东局决定，三野前委继续由粟裕主持，并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按原计划东移苏中泰州地区，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3月30日，以三野前委名义将三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二野，同时发出《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全线渡江作战，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分为三个突击集团，东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组成，中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组成，西路突击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组成。东、中两路（4个兵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以详细命令规定之。《纲要》强调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东两路主力必须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这个《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主持全局，刘伯承主持二野前委指挥西集团作战，粟裕主持三野前委并直接指挥东集团作战，谭震林指挥中集团作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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