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于谦是怎样的一个人（中华历史忠魂系列之保京卫国）

明朝中期发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堂堂大明皇帝，竟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了去， 举国震惊。这时， 于谦忠心热血，勇敢地站出来拥立新皇帝， 领导军民保卫京城， 保卫国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到头来却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其人其事，可敬可佩又可悲可叹。

于谦（公元１３９８—１４５７年） 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聪明好学，志向远大。一位僧人奇之，说：“他日救时宰相也！”永乐十九年（公元１４２１年）进士及第。明宣宗时出任御史、都御史。明宣宗叔父朱高熙发动叛乱，兵败投降。于谦奉命宣布朱高熙的罪行， “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显示出浩然凛然的气概。继任监察御史， 轻车简从，赴江西、陕西、山西等地， 平反冤狱， 为民除害， 救灾赈荒，安抚流民， 督促兴修水利， 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朝廷辅政“三杨” （杨荣、杨溥、杨士奇） 非常器重于谦，凡于谦的奏书， 当天必呈报皇帝， 绝不拖延。宣德九年（公元１４３４年），于谦升任兵部左侍郎，跻身于朝廷重臣的行列。

明宣宗驾崩，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年仅九岁。 “三杨”相继病故，宦官王振专权用事，为所欲为。有人告发， 一个名叫余谦的官吏收受贿赂。王振稀里糊涂，错把于谦当做余谦，将其拘捕下狱， 定了死罪。三个月后发觉张冠李戴弄错了，这才把于谦释放，用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上书，请求让于谦到他们那里任职。于谦再任巡抚，救济流民二十余万人。正统十二年（公元１４４７ 年） 复回朝廷，仍任兵部左侍郎。

这时，王振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且与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勾勾搭搭，通过边境“互市” （贸易），瓜分钱财。正统十四年（公元１４４９ 年） 春，为了“贡马” 事，也先和王振翻脸，遂于七月出动十万兵马，分四路大举侵犯明朝。警报传来， 百姓震恐， 朝臣分作两派， 一派主战，一派主和。王振意欲建立军功， 进一步提高身价， 所以主战，而且怂恿明英宗亲征，说： “皇上亲征，军民响应，区区贼寇， 何足道哉！” 于谦也主战， 但不同意皇帝亲征，说：“兵马不齐，粮草未备，皇上亲征，那会有很大风险。”明英宗年轻气盛，加上王振的蛊惑，听不进反对意见，说：“朕重文治， 也重武功， 亲征就亲征， 难道惧他瓦剌军不成？”轻敌、盲目、草率、仓促，决定了明英宗兵败被俘的厄运。

明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以王振为总领（统帅），离开北京，向西北方向进发。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恰遇狂风暴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鉴于此， 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林、吏部尚书王直等， 建议回军。朱勇甚至跪地恳求王振，说： “天时不利， 敌情不明， 圣驾万万不可冒进，还是回军为好。” 王振趾高气扬，说： “回军？朝廷的威仪何在？皇上的体面何在？”他给朱勇等人定了个怠慢军心的罪名，罚跪于杂草丛中，大加凌辱。

八月一日，明军到达大同，前锋三万兵马与瓦剌军接战，片刻间便落花流水，全军覆没。王振此时方知， 打仗并非儿戏，弄得不好， 那是要丢掉性命的。他吓出一身冷汗，想来想去还是保命要紧，所以奏告明英宗，掉转方向，回师北京。回师本应取道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可是王振却下令取道蔚州（今河北蔚县），原因在于要让皇帝临幸他的家乡，借以炫耀权势， 显显威风。大军东行四十里，他又担心兵马经过会践踏自家的庄稼，故而又下令绕道宣府。士兵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且贻误了回师的时间。大军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天近黄昏。将领们主张继续前进，扎营怀来（今河北怀来），那里比较安全。王振却考虑他的千车辎重还在后面，武断地决定，就在土木堡扎营。土木堡一带缺少水源， 驻军连夜打井， 深至两丈，仍不见水。数十万兵马又饥又渴，诅天咒地。次日， 瓦剌铁骑抵达土木堡，明军顿时紧张起来。也先实行麻痹计策，一面派人和明军议和，一面催促后续部队快速前进。王振表示同意议和， 派出通事前去洽谈， 同时下令移营就水。正当明军移营之时，也先指挥他的部队向明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方是兵精将勇， 一方是人困马乏； 一方是有备而来，一方是仓皇应战。结果可想而知：明军大败， 尸横遍野；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则被瓦剌军活捉了去。

这就是“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到北京，百官恸哭，纷纷要求灭王振家族。王振全家老小被杀， 抄没家产， 抄得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明英宗同父异母弟、郕王朱祁珏留守监国，心慌意乱，计无所出。侍讲徐珵家在苏州， 建议说： “星象已变，天命已去，莫若放弃北京， 迁都南京。”各位朝臣呜咽流涕，齐声附和。于谦见状，站出来厉声说：“意欲迁都者，当予处斩！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宋渡江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保卫京师，就是保卫国家！”于谦的态度，促使朱祁珏和大臣们定下心来，紧急磋商， 决定固守京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领导并组织京城保卫战。他说： “京营兵械且尽，急欲遣官募义勇，缮甲兵，修战具， 分兵九门， 列营郭外。城边居民，皆徙入内。”他提出几位守城将领的名单，豪壮地说： “军旅之事，臣请以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 朱祁珏不懂军事，一切皆由于谦安排调度。

再说也先，活捉了明英宗，好不得意，以为奇货可居，派遣使者以议和为名，勒索巨额金帛，还要明朝俯首称臣。明朝内部纷纷扰扰， 谁也做不了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于谦洞察也先的奸谋， 联合群臣， 奏请皇太后， 请立朱祁珏为皇帝，以安民心。朱祁珏推辞。于谦说： “今日事，当以社稷为重，非为他也。”由于于谦的力主与坚持，朱祁珏也就不再“谦逊”，于九月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十月，瓦剌军进攻紫荆关，推出明英宗，说： “明天子在此，尔等速降！” 守关将士不屑一顾， 拒不开关， 高声说： “我大明已有新天子矣！” 也先奸计不售，奇货反成赘疣，攻破该关，铁骑呼啸，直捣北京。

北京城内，疲兵羸马不满十万， 有盔甲者仅万人。于谦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相激励，以保卫京师就是保卫国家相号召，很快把数十万军民组织起来， 抗击敌军， 同仇敌忾。明代宗频频颁诏，召各地兵马勤王，均受于谦节制。都指挥以下的将领， 不用命者， 于谦可以先斩后奏。于谦也发出命令， 宣布说： “临战阵将， 不顾军先退者， 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这样一来，全军上下形成合力，士气高昂，足以使任何强敌胆寒生畏。

瓦剌军进至北京城外，仍以明英宗做饵诱降。明军根本不予理会。也先恼羞成怒， 下令攻城。于谦与副将石亨等，巧妙地在德胜门外设伏，引诱敌人至城下，前后夹击，发射火炮，一战而大败瓦剌军， 击毙也先之弟索罗、宰相卯那孩等。瓦剌军转而进攻西直门。都督孙镗斩其前锋数人。瓦剌军潮水似的前涌，围攻孙镗。孙镗处境岌岌可危。于谦接到报告，急命石亨驰援。西直门附近的百姓， 纷纷“升屋呼号，争投砖石击敌， 啸声动地”。军民同心， 共卫北京，那种景象，感人至深。瓦剌军死伤惨重， 不得不退却，仍到远处扎营。

于谦命令军民抓紧空隙时间，构筑军事掩体， 同时命令各地勤王兵，迅速向北京聚集。也先远师前来， 力图速战速决，围攻北京五日， 北京岿然不动， 而他的士兵却死了万余人，战马损失过半。派出一支部队进攻居庸关， 亦遭重创，丢盔弃甲，狼狈逃回。也先的气焰原先十分嚣张，五日后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更要命的是，明朝的勤王之师，旦夕即至， 那样将会切断瓦剌军的归路。也先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大肆在北京城郊抢掠一番，率领残兵败将，惶惶然灰溜溜地撤军，退到关外去了。

也先撤军。于谦仍不敢掉以轻心，说： “宣府，京师之藩篱；居庸（关），京师之门户。这两个地方，最为紧要。”于是任用精通谋略的左都督朱谦、都御史王竑，分守宣府和居庸关，以拱卫北京的安全。继命石亨率兵三万巡大同，杨能率兵一万巡宣府，防止瓦剌军再度入侵。也先屡屡犯境不能得逞，遂改变手法， 主动提出和议， 要把毫无用场的明英宗归还给明朝。明代宗同意迎回哥哥， 但有一条，哥哥不能再当皇帝， 回来可住南宫， 当他的太上皇去。景泰元年（公元１４５０年），明英宗回到北京，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当时，明朝的兵制沿用明太祖、明成祖时的做法， 守卫京师的士兵分为“五军营”和“三大营”，号令不一，各自为政，而且兵、将分设，兵无常将， 将无常兵。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帅的权力受到限制，难以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但也有弊端，就是“营政松弛，兵将相离”，临时组合上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不可能形成什么战斗力。于谦看到了这一弊端， 奏请明代宗， 从实战需要出发， 大胆地进行改革。要点是： 精选士兵十万人， 分为五个大营，称“五团营”； 每五十人为队， 设队长； 每百人， 设领队官；每千人，设把总；每五千人， 设都指挥。都指挥接受提督的命令，平时主持训练， 战时受命作战。于谦任总兵官，负责节制提督。这样， 全军就有了完整的组织体制，兵将融合，统帅的号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团营” 再扩展为“十团营”，另外还有一支“老营”。“由是，京军之制一变”，京师的防卫能力大大增强。

景泰三年（公元１４５２年），于谦再提出御寇安边的十一件大事，获准施行。明代宗这时忙于巩固皇位， 废黜明英宗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宫廷内部斗争因此激化。于谦“每事抒忠， 直陈无隐， 人多忌之”。都御史罗通等首先发难，攻击于谦战功不实，改革兵制的目的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于谦很是气愤，毅然提出辞去总兵官的职务。明代宗不许。攻击于谦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包括军队二号人物石亨。于谦性格刚直， 独负才气，面对政敌，无可奈何，只能叹息说： “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景泰年间，蒙古瓦剌部和明朝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于谦主持的兵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景泰六年（公元１４５５年），于谦因病请求辞去所有职务，居家以赋诗养花为乐。景泰八年（公元１４５７年）正月，形势突变。闲居南宫的太上皇，其实从未闲居过，一直和原先的心腹亲信保持着联系，进行着秘密的谋划。明代宗恰好生病。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趁机发动“夺门之变”： 率兵强夺宫门， 直入皇宫，鸣钟击鼓， 迎立太上皇重新登上皇位。明英宗复辟，当天软禁了明代宗，逮捕了于谦等在野在朝的数十位大臣，关进监狱。有人大喊冤枉。于谦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 冷静地说：“既已如此，辩无益也！”

刑部不敢公开审讯于谦，草草定了个“谋逆” 罪， 拟处极刑。明英宗装模作样，以为于谦有功，犹豫不决。徐有贞穷凶极恶，说： “不杀于谦，陛下复辟为无名！” 六天后，于谦被弃市， “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籍其家，家属戍边。抄家时发现，于谦为官多年，位至兵部尚书，竟“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

于谦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拥立明代宗， 领导军民保卫京城， 保卫国家， 辞官后却不得善终， 成为“自古忠臣无好死”的又一个例证。《明史》本传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所作的咏物诗《石灰吟》非常出名：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在生产过程中的“若等闲”、“浑不怕”， 以及成灰后的纯净品质， 正是作者忠烈人生、清白人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