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人的寿命短有科学依据吗（古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

新版自序

古人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北宋邵雍将其引入自家的宇宙历史演化论，作为最小的时段概念，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撇除其周而复始的神秘色彩，显然也将三十年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时段。

西方年鉴学派主张综合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多种方式，多层级地构成对总体历史的全面研究。相对于以一个世纪乃至更久的长时段与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阈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1]，自有其特定价值。这种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身处其中者往往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虽是旧著《宋光宗 宋宁宗》的改订新版，但当年撰著时因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时代史，这个初衷仍没有变。宋光宗即位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宁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两位皇帝在位跨36个年头，既符合“三十年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时段范围（如果不考虑以帝王为坐标的话，这一时段不妨下延至史弥远去世的1233年）。倘若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这次改版尽可能地做了修订，但总体结构未做改动，故拟就这一时段若干总体性问题略抒己见，以便加深对这段时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一

既然说这一时段是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关键时代，当然必须以其前与其后的时代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这里，先说其前的宋孝宗时代。宋孝宗在位期间为1162年至1189年，共27年，大体也在中时段的阈限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借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有鉴于秦桧擅权的前车之辙，他在位期间一方面频繁易相，以便皇纲独揽；一方面开放言路，以便“异论相搅”。隆兴和议后，南北政权间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作为南宋唯一欲有所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内恢复中原已无可能，但仍寄望于君臣协力一改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尤其注重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关注财政与经济，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惟其如此，南宋社会在乾道、淳熙间（1165—1189）也进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时代（1163—1189），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他对道学尽管不持好感，却并未以一己好恶而推行整肃政策。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2]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环境改善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集大成进程...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

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二

《朱熹的历史世界》堪称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巅峰之作，但著者认为，淳熙内禅前后，宋孝宗有一个扭转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构想，一是亲自选定“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团体”；二是刻意部署“理学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试图以如此的执政团队与理学集团相结合，支持理学家在“外王”领域革新政治，恢复北方。^[3]对宋孝宗是否确有这种构想与部署，学界颇有不同意见：“他的证据很有意思，但却不很充分，因此远不具有决定性。”^[4]我只对其部署执政集团与理学集团之说，略说管见。

依据庆元党籍的后出名单，断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学家集团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张名单只是韩侂胄及其追随者出于打击政敌的需要编派的（据学界研究甚至还有后党禁时代道学传人追加的痕迹），列名者并非都与理学（或道学）有关。以留正而论，有研究表明，他虽未与道学派公开为敌，但在反道学派的前任左相王淮与倾向道学的前任右相周必大之党争中明显左袒，而王淮在内禅前一年罢相，便由“留正接过了反道学派之大旗，开始了新一轮反击斗争”^[5]。在攻去周必大后，留正虽也起用了一些道学人士，但应是其独相秉政后出于协调各方政治势力的需要，道学家对他未见得有多大信任。

周必大自淳熙七年（1180）起即进入宰执圈而深受信用，作为守成辅政的宰相人选，宋孝宗命其辅佐新君借以遥控朝政，自在情理之中；但其任左相仅五个月，即遭御史中丞何澹攻击而不得不去位。其中留正与其“议论素不相合”而窥伺帝意大有作用，而宋光宗之授意默许，显然出于不愿受太上皇掣肘等微妙考量（由于周必大“密奏”，望眼欲穿的内禅继位至少推迟一年，无疑让新君大感不爽），而对周必大罢相与其后留正独相，也未见宋孝宗有进一步干预与部署，足见不宜过分夸大他作为太上皇对朝政控制的力度与效果。

赵汝愚迟至绍熙四年（1193）才以同知枢密院事初入宰执圈，宗室出任宰执有违于祖制，在这点上宋孝宗确实力挺过，但其时宋光宗精神病频频发作，一再闹出过宫闹剧，宋孝宗支持其执政，也未见有部署赵汝愚推行革新的史证，恐怕更多指望他能调护两宫父子、渡过朝局危机而已。

总之，将周必大、留正与赵汝愚这样颇有差异的三位宰相（何况赵汝愚任相更在宋孝宗已死的绍熙内禅后）拉在一起，推论宋孝宗晚年刻意部署执政集团，以实行“规模颇大的长期性的革新构想”^[6]，显然缺乏坚强有效的证据链，以致“只好用心理史学来填补这个缺陷”^[7]，但心理史学犹如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陈垣语）。

至于说淳熙内禅前宋孝宗“所亲自擢用的六人都出于理学集团”，以及淳熙内禅后理学之士“进入中枢的便有十一人”，^[8]余英时认为，这是宋孝宗晚年刻意擢拔理学集团的另一部署。从这些客观现象倒推式论证宋孝宗曾有那种主观部署，依然存在着证据链脱节的困惑。我认为，首先，如前所述，宋孝宗的政治生态相对宽松，尽管他本人不好道学，但用人政策上却从未排斥具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僚。其次，下文即将论及，正是有赖于这种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生态，朱学、陆学与浙学三派经过授徒讲学，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推动了新儒家的扩容，他们补充官僚队伍的比重自然大为提高，进入中枢也是理所当然的。余英时指出的现象，乃是宋孝宗朝宽松政策与新儒学自身发展势运相辅相成的结果，并非基于所谓革新构想而刻意为之的精心部署。实际上，包括留正独相以后转而启用道学人士，赵汝愚在宋宁宗初年拜相之后一度汲引“众贤盈庭”，试图重温“小元祐”之梦，都应作如此平实之观，而不宜过度诠释。

三

《宋史·光宗纪》认为，宋光宗自发病后，“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明确将光宗朝视为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此说似乎不无道理：正是宋光宗精神病犯浑，有力朝臣才在后宫支持下拥立新君，却为拥立有功者开启了专擅朝政的方便之门，最终导致权臣专政，朝政一发不可收拾。倘若如此上溯的话，那还必须追论宋孝宗立储问题。

在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选立储君事关国本，也逐渐形成了在诸皇子中立嫡长为主与选贤能为辅的立储原则。宋孝宗对此不可谓不用心。他即位以后之所以久不立储，也含有甄选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在，可惜供其备选的范围实在逼仄。及至发现三个皇子即便一奶同胞，在皇位继承权上也有明争暗斗，便不得不率先立嫡长。岂料皇太子刚立两年就去世，只剩下二选一的余地。继续考察之后，宋孝宗以所谓“英武类己”等理由（当然也仅在备选皇子中相比较而已），最终选定老三（即宋光宗），便毅然不循常规，越位建储，敲定其太子地位。但他发现老三家的独子不慧，而老二家的儿子却早慧，禅位不久，便以太上皇之尊隔代指定接班人，让老三做了再回传给老二家后代。对两代储君的连锁安排，也足见宋孝宗之煞费苦心。

然而，即便从宋光宗即位后至发病前的所作所为来看，宋孝宗也明显看走了眼。为了能够立为储君，为了最终顺利接班，在有意矫饰、承欢继位上，宋光宗做得还算不上恶例。这也反证，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独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对宋孝宗急切禅位，《宋论·光宗》多有抨击，一则说“子有愚蒙之质，而遽以天下委之，诚不知其何为者也”；再则说“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视其败”。在王夫之看来，宋孝宗应该“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即其功也”，言外之意即应另选接班人。然而，在君权世袭制下，宋孝宗以天下付宋光宗，是自然不过的常规选项，毕竟是自家子弟最可靠；在候选者精神病未显相前，也算差中选优的做法。

冥冥之中，南宋诸帝几乎都嗣君乏人。宋高宗断后，才不得不以太祖八世孙备选，宋孝宗经过考察入承大统，皇位从太宗系重回太祖系。宋孝宗仅三子，显然不愿将好不容易到手的皇位拱手相让，最终二选一，皇冠自然落到了宋光宗头上。宋光宗唯有独子宋宁宗，宫闱内虽都知其不慧，但绍熙内禅的拥立对象却非他莫属。宋宁宗再次绝后，权相史弥远得以上下其手，发动政变，拥立了旁支宗室宋理宗。宋理宗眼见又是无嗣，却把选储范围限定亲兄弟家（这与宋孝宗关照老三做了传回老二家类似，倒是有例可援的），尽管心知肚明这唯一亲侄（即宋度宗）“不任为君而足以亡宋”（《宋论·度宗》），还是肥水不外流，将其作为不二之选。宋度宗纵欲无度，虽留有三子，却均未成年，先后成为宣告南宋覆亡的末三帝。

在嗣君乏人的连环魔咒背后，凸显的却是君主世袭专制政体的无解困局。明清之际，黄宗羲已诊断出这一不治之症：一旦为君，便“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其私之也”；然而，“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与其同时代的王夫之，先是抨击宋孝宗没有“能得守所付畀者”，终而责备宋理宗未能“选于太祖之裔孙，岂无愈者，而必此是与”（《宋论·度宗》）。意思说，倘若选立太祖系其他后代，难道就没有合适人选，而非要私授度宗这样“足以亡宋者”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即便启蒙思想家也提不出破解困局的最佳方案，王夫之只是主张选嗣范围推广到太祖系其他后裔，无非像宋高宗当年选立宋孝宗那样。也难怪《宋史·孝宗纪》对宋高宗不吝赞词，称之为“公天下之心”。令人惊诧的是，今人居然也将宋孝宗与宋理宗之入承皇位引为宋朝“皇权开放”的论据。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更谈不上所谓“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放”^[9]，至高的君权仍在赵家门墙内传递。关键在于，即便如此，魔咒是否就能破局？宋孝宗号称“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在接班人问题上不是同样犯下王夫之叱责的低级错误吗！总之，从宋光宗发病以后的昏懦愚顽而上溯追究宋孝宗的决策失误，远未击中问题要害。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四

南渡之初，在绍兴体制确立以前，战争状态尚未结束，思想学术也难以继续北宋的路径。在独相秦桧以前，宋高宗一度采取过调和折衷的方针，宣布程氏之学与荆公新学各有可取之处，也容忍了赵鼎对王学的抨击与对程学传人的引荐。但随着赵鼎在与秦桧的政争中落败，程学也相应失势，越来越边缘化。所幸绍兴体制并未制裁民间的书院，程学虽在官学系统内未获认可，却在民间书院的夹缝中顽强传承与逐渐壮大。在宋孝宗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经过第二代宋学大家朱熹、陆九渊、张栻与吕祖谦等不懈努力，广开书院，授徒讲学，他们及其弟子们或进入官僚系统，或成为后备梯队，到宋孝宗晚年已然构成了国家权力不容忽视的特定群体。其时，朱熹正在完成程朱理学的集大成工作，以他为领袖的道学派作为程学传人，其思想倾向也渐趋独断，对与自己并存却有分歧的其他宋学派别往往持不假宽贷的批判态度，相对缺乏一种取长补短的宽容精神。这样，不仅导致朱熹道学派与其他学派间的门户之争，也激化了与非道学派那部分官僚士大夫的矛盾。看似突如其来的庆元党禁置于这一大背景下去考察，才能有更深切的把握。

韩侂胄发动庆元党禁，初衷仅出于政争的需要，却习惯性地蹈袭了绍兴体制开启的思想整肃手段。这一做法的严重后果，“则非祸中于国家，而且害延于学术矣”（《宋论·徽宗》）。此举产生了两方面的恶劣影响，一方面彻底终结了宋孝宗主导的宽松局面，继绍兴文字狱后再次恶化了思想学术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导致“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至此也耗尽了它的全部活力”^[10]。

随着韩侂胄倒台，史弥远取而代之。史弥远自幼接受道学教育（道学追随者孙应时曾是其家庭教师；他也从学于道学家杨简），又亲眼目睹韩侂胄高压整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不仅不可能凭借国家权力将秉持道学价值观的士人连根拔除，反而留下自损形象的负面记录。为了稳固权力统治，消解反对势力，史弥远感到与其采取阻遏打击的手法，还不如通过国家政权的巧妙运作与适度调和，将新儒学的理论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新资源予以承认与表彰，将在世的新儒学领袖人物吸纳进官僚系统。于是，他对已成主流的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实行收编接纳的政策：从嘉定元年（1208）着手拟议，到嘉定十三年，朱熹、张栻、吕祖谦、周敦颐与二程先后获得了追谥，朱熹的《论语》与《孟子》集注也定为太学官定教材。嘉定年间的这些举措，启动了理学官学化的进程。进入理宗朝，权相史弥远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在其继承人手里新儒学定于一尊终告完成。

与韩侂胄专权下的伪学之禁相比，在史弥远时期，崇奉道学的士大夫官僚在朝廷上取得了地位，在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后，新儒家们不禁沉醉在期待已久的胜利之中，寄希望由此实现内圣向外王的转化。然而正如刘子健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11]

也就是说，新儒学在南宋尊为官学之后，已然丧失了北宋中期新儒学创辟期那种兼容思想、批判精神与原创活力，也标志其开始全面内转。新儒学原来就具有内省性与收敛性那一面，面对着宋宁宗时期内外交困的形势，在专制政体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势。尽管在朱熹理学集大成的义理建构上，“内圣”之学仍以“外王”之政为其诉求，仍致力于回归君臣“共治”的理想，但这种形而上的新儒家理想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态，就暴露出其软弱无力的另一面。新儒学尊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其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随即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折与断裂，鉴于“外王”空间在专制君权（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现为权相专政的面相）的打压与拒斥下几乎为零，致使“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而无论南宋当时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对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理想架构（不过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的。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

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12]

尽管这种趋势要到宋理宗朝才逐渐明显，经宋元易代而在明清愈发变本加厉，但其发轫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五

反观绍熙初政，太上皇宋高宗与宋孝宗父子之间那种曾经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太上皇宋孝宗与宋光宗之间再次重现。不幸的是，其时宋孝宗尽管自觉地较少干预朝政，宋光宗的执政能力却远逊乃父，加上隐伏着精神病诱因，先是听任李皇后跋扈干政，继而疑忌太上皇而酿成“过宫风波”。为避免朝局全盘失控，太皇太后吴氏与有力朝臣联手，另立宋宁宗为新君，虽然渡过了皇位传承危机，却开启了由执政大臣与后宫合谋拥立皇位继承人的模式。其后，凭借这一模式而拥立有功的执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为专断朝政的权臣，晚宋三大权相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莫不如此。

在这种情势下，继位的皇帝或者孱弱庸暗，听凭权臣摆布（例如宋宁宗与宋度宗）；或者即欲有为，也无能为力（例如宋理宗前期）。然而，南宋的权相与前代已迥然有别，不可能对君权形成颠覆性危险。之所以如此，两方面因素不容忽略。首先，宋代家法对宰相权力已有制约性的顶层设计，无论其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一手操控整个士大夫官僚系统的运行程序与统治秩序；而新儒学的政治观也已深深植根于士大夫官僚群体之中，与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强大的牵制之势，即便权臣也只能止步于权力的把持与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觊觎至尊的君权而沦为身败名裂的名教罪人。关键还在于刘子健所指出：

（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已经没有贵族大族豪族这种社会背景和地方势力，也没有地区性军队。换言之，权尽管大，而仍旧在绝对君权的控制之下，没有篡位或割据的可能性。^[13]

后人提到宋代权相时，一般都列举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有时还追加史嵩之）。实际上，这张名单值得辨析。蔡京一生四次为相，赵翼说他还仅是“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廿二史劄记·秦桧史弥远之揽权》）。只是君主集权模式需要由其作为代理人来行使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官僚只能例行从旁赞助，所以尽管宋徽宗一再起用他，却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其罢免。严格说来，蔡京还不足以称为权相。

换言之，宋代权相都出在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韩侂胄实专朝政始自1195年，正式任相迟至十年之后，严格说来应是权臣转为权相），按照刘子健的说法，秦桧以下的权相专政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权相政治，其左右政局的累计时间长达70年，确为其他朝代所罕见。

倘若再加甄别，这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秦桧的独相之权出于宋高宗打造绍兴和议体制之需而主动授予的，也就是说，秦桧的权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钦定的。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他们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这样来讨论权相政治下君权与相权之强弱消长，也许更准确到位。显而易见，权相秦桧时期，宋高宗的君权丝毫没有削弱，君权与相权是高度统一的，秦桧之政就是宋高宗之政。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则与宋光宗以降诸帝庸暗或不作为有关，这三大权相下君权不张应是毫无疑问的，权相擅政径直取代了君主行政。具体地说，宋宁宗之于韩侂胄专权与史弥远专权，宋度宗之于贾似道专权，都是出于君主暗弱；而宋理宗亲政前之于史弥远，晚年之于贾似道，则都属于君主的有意不作为（前期基于感戴拥立之功与慑于专权之威的考量，晚年出于嗜欲怠政而委政权相）。总之，南宋权相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力的主动授与或无奈让渡造成的。当然，由于前述原因，无论何种类型的权相，都只是独裁模式下君权的代行者而已。即便南宋宁宗以下君权与权相之关系，也如刘子健所说：

至于君权，从宁宗起，已经成为这政体的象征。无论谁做这皇帝都差不多，不过非有这象征不可。对这象征，连权相也非尊敬不可。^[14]

权相政治关系到南宋政治结构、朝政运作乃至有关时段历史实相等诸多问题，而所谓四大权相，就其个人品性、专权手段、危害程度与历史影响而言，也人各其面而并不相同的。王夫之就曾主张，既不能把史弥远与其他三人一视同仁，也不能将韩侂胄、贾似道与秦桧等量齐观。他评论史弥远说：“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交萦于衷，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为小人。”（《宋论·宁宗》）近年以来，从秦桧到贾似道，包括这一时段的韩侂胄与史弥远，都不乏对这些权相的新研究与新论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也有利于对历史实相的全貌还原^[15]。

六

我将南宋光宗宁宗时代定为由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史层面。尽管对政治与军事直接波及的社会经济（例如纸币危机）与思想学术（例如伪学党禁与理学官学化）也有所论述，但限于当初撰述的结构体例，未曾做深入细致的展开。而社会、经济与文化诸领域的运行轨迹，与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么同步与一律，它们仍有自己独特的路径，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后，在相当长时段内仍会惯性地前推或滑行。惟其如此，法国学者谢和耐才断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在13世纪，“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他还是强调，“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16]值得提醒的是，13世纪开端时当宋宁宗继位的第六年，庆元党禁尚在进行中。既然在传统中国时代，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转捩也或迟或早必然波及整个社会的其他层面。这种全局性影响在宋宁宗在位期间也业已显现。迄今认为，我在初版前言中那段结论性概括依然成立：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南宋正是这样折入衰世，并最终走向覆灭的！

最后，对书名略作交代。如前所述，本书旨在展现南宋王朝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史上长时段王朝几乎都有类似时段或事件，标志其折入衰世。为了凸显朝代的定位，含蓄呈现不由自主走向衰弱的曲折内涵，斟酌再三，书名定为《南宋行暮》。陆机《叹逝赋》云“世阅人而为世，不冉冉而行暮”，感叹人生行将进入暮年，或是“行暮”较早的出典，“行”即是“行将、将近”之意。及至唐宋，“行暮”既有用以形容一天行将日暮的，例如骆宾王《饯宋三之丰城序》说“白日将颓，青山行暮”；也有用以譬喻一季将近尾声的，王安石《春行》说“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竞华”，秦观《宿参寥房》说“乡国秋行暮，房栊日已暝”，就分别指春季与秋季即将结束；还有用以比况一年行将岁暮的，例如苏轼《与顿起孙勉泛舟》说“萧条岁行暮，迨此霜雪未”。准此而论，“行暮”也可用于王朝即将进入季世。当然，“行”也不妨别解“行走”。回顾南宋光宗宁宗时代，不正是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的吗？

2018年5月8日

[1]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2]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7页。

[3]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32、594页。

[4]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第464页。

[5] 张其凡：《留正与光宗之立》，见氏著《番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25页。

[7]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第465页。

[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79、597页。

[9] 刘仰：《超越利益集团》，中国书店，2011年，第6页。

[1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685页。

[11]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7页。

[12]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82页。

[13]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1—52页。

[14]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7页。

[15] 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载《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6]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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