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简介生平事迹（浩然作品与研究专栏）

《浩然作品与研究》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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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5日是人民作家浩然90诞辰纪念日——

纪念浩然诞辰九十周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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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在麦田劳动

我爱这片热土

·浩然

（1990年5月20日）

地球上的万物生存、生长，都各有各的独特方式和条件。比如，全属于昆虫之类，彼此间的差别就截然不同。春蚕不食桑叶，吐不出丝，蜜蜂不采花粉，酿不出蜜，屎壳郎要是离开了粪便，一定会彻底灭绝。

人类世界也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以作家来说，没有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来供给他们了解、熟悉、搜集、提炼、构思，必定写不出文学作品；写不出作品，也就不能成其为作家了。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道理，是我一生所遵循的信仰和信条。成为正式公民的十八岁那年，我从区公所回家休假，途中经过姐姐家，发现姐姐的精神面貌跟以往比大为变化；那变化触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写了一篇散文，或者叫故事。它成为我练习了一百多篇废品以后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稿。不仅使我坚定了走文学之路的信心，而且明白了必须写自己了解、熟悉的东西，才能有成功的可能。两年后在省会保定学习，赶上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位编辑同志推荐我读了《讲话》，收获极大。极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懂得了社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次从实践到理论认识的升华，使我对这一真理的遵循变为自觉。以后近四十载，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再认识，以至于习惯成自然，凡是没有对社会现实生活真真切切地感受，我便没有创作欲望和激情，勉强为之，也写不好，以至写不出。回头看看，粗糠秕谷加起来，写了一大堆，有几百万字，它们之中没有一篇写的是我不熟悉和没有办法熟悉的题材。我的每篇作品的事件，大致上都有现实生活的原样；每篇作品里的主要人物，一般说都有我认识和了解的原型。

由于这样的信念和习惯，几十年我一直是写作不断，下乡体验生活也不断。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我争取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在农民和基层干部当中度过。越是逢年过节，我越不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而跟农民和基层干部生活在一起。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的心气最好，最爱说道，而且最有闲工夫跟你一块儿坐坐聊聊，谈谈心。尤其此时人最齐全：出门在外的，都赶回家来，还能从他们身上、嘴里扩大“信息”面。近几年明显的老化了。记忆差，吸取素材的能力减弱，这对一个搞创作的来说极为不利。越发觉这个劣势，我越要争取多下去，多接触我要描写的对象和我所服务的对象。鸡蛋不如馒头吸收水分快和多，我老了，我是鸡蛋，你蘸一下就可以吃，我泡在菜汤里，泡久了照样子能进咸味儿能进香味儿。如今农村的条件多有变化，我觉得也没可能和没必要机械地强调“三同”。没有老房东，号房不方便，住招待所就住招待所，吃在机关食堂就吃在机关食堂。反正下乡来总比不下乡来有所收获，住在县城小镇也比呆在北京家里或大宾馆“闻”生活的味儿“闻”得多得多。哪天我老得不能出北京城了，我哪天就封笔，就告别我的读者。

牛吃了草才能长出奶水，我们搞创作的，丰盛的草地就是社会生活。我一直把自己比做一头能够给人民大众牛奶吃的牛。我也知道，靠自吹、靠三亲六故帮着吹——吹起来的牛再鼓再胖再个儿大，也不会挤出奶水来。所以总在草地上埋下头来默默地、多多地吃我的草。

1990年 浩然在河北三河文联成立大会上

我和父亲在通州的日子

· 梁春水

1976年浩然全家合影

我的父亲浩然在别人眼里是一位作家，而在我内心，他就是永远的慈父。

儿时的记忆都模模糊糊，印象里父亲总不在家，长大后知道父亲是去下乡采访或是外出写作。父亲在家时，人来人往很热闹，三天两头不断有人来访，让他无法安心写作，所以一年里大部分时间父亲都躲在外面写作，和家人聚少离多。

与父亲有较长时间朝夕相处的日子是1980年春天以后，我们在通州一起生活的七年。

1960年浩然和爱女梁春水

四个孩子中我排行老三，且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儿。1977年初，我高中毕业面临留城还是下乡的选择，家里母亲多病、父亲经常外出写作，根据当时的政策我可以申请“困留”。父亲也希望我能留城。那时我一心想到农村锻炼，就给正在京郊密云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回了信，支持我对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不久我来到通州（当时名称为通县）北马庄村插队，收到了父亲的信及为我写的诗《送春水下乡务农》，其中写着“幸福本无种,当赐有志人。东苑沃土阔,纯真才生根。运河风雨多，千撼始成林……”那时我并不清楚，父亲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朴桥身体也不好。等到春水插队走了，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后来我上了师范。毕业时父亲与我商量在通州安个家，我欣然同意。

父亲为什么要在通州安家呢？因为他与这里有着不解情缘。这片土地不仅有许多曾在故乡蓟县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和朋友，也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1953年初，21岁的父亲从河北省蓟县团干部的工作岗位调到通县地委参与筹办报纸，在这里成为了一名作家。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大运河边为基层作者的创作、办刊、出书提供各种帮助。

那时父亲的写作地点不固定，来找的人多了，只好再换地方。1980年初的几个月里父亲借住在位于新华大街的北京水暖模具厂团支部办公室里写作，除了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厂里的人都不知这个人是谁，在做什么。父亲在这里写了一组儿童故事并修改了几篇小说。曾有一段时间，他将党组织关系转到了这里，在中共通县县委宣传部过组织生活。

这之后在通州安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当时母亲在北京的家中照看大哥红野的儿子，通州后南仓的家就是我与父亲的二人世界。

生活琐碎，有烦恼也充满快乐。白天父亲在家中写作，我下班后买菜做饭。休息的时候我帮着抄写或校对稿子。父亲的房间是书房、卧室兼会客厅，一面墙靠着两个顶天的书柜，和阳台门正对着，一张大写字台上堆着一些报刊和信件，中间是摊开的稿纸，写字台旁边是两个单人沙发，中间夹着茶几，写字台对面摆放着单人床和小衣柜。父亲积年累月伏案写作，写字台的边缘棕黄色的油漆被磨去长长的一条，露出了原木的本色。1980年至1986年间，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夏日蚊子厉害，天一擦黑就要先点上蚊香，还要支上蚊帐才能睡得安稳。暑天的阳光满满地照进屋里，那时没有空调，赶写稿子的父亲常常是满头大汗。1982年3月，他托人弄来几株小树，县文化馆的孟宪良、张树林、华敬俊、孙宝琦和远道而来的朋友胡世宗，一起来到楼下窗前，挖坑、培土，栽下9棵白杨树，也是给父亲50岁生日留下纪念。一两年工夫，杨树梢就冒过了二楼阳台，好似绿色的遮阳伞。

麻烦的是冬天，楼房里没通暖气，要靠蜂窝煤炉取暖。第一年安烟囱时，文化馆的几位业余作者过来帮着凿墙开洞，叮叮当当弄了一天，终于将炉子烟囱安装上了。买蜂窝煤也是入冬时一件重要的家务，我们从附近的党校借来手推车，虽然潞河医院北边的水月院煤厂不算远，父女二人连推带拉也常常弄得浑身是灰。到了楼下再用簸箕搬上楼，码放在阳台上才长长地舒口气。那时并不觉得有什么艰辛，家家如此嘛。最困难而烦心的是如何让炉火保持不灭。清晨，父亲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摸摸炉子上烟囱温不温，我们时常鼓弄不好，三天两头要重新生火。

那时我在学校担任班主任的工作，回到家也要批改作业。父亲为了减轻我的压力与负担，总是想方设法地挤出时间分担一些家务。一天，父亲出门去打电话，正巧遇上卖冬储大白菜，就独自一人把上百斤白菜搬运上楼，累得汗水湿透了衣服。有时父亲会边写稿子，边在炉子上熬一锅棒白薯粥。中午下班回来，走进父亲的书房，满屋飘散着粥香……

浩然和爱女梁春水

有时，我们晚上一起沿玉带河散步，那时的玉带河是条明河，从潞河医院路口向西，至现在的复兴庄路口就折转向北直至通惠河。玉带河名字好听，其实并不美，气味也不好闻，但是很静，我们边走边说说家里的琐事，有时父亲会给我讲讲他的小说构思或是写作计划。回到家后，他还要再写上一阵子。

每隔几天，我们会在晚饭后向北溜达到西大街，街东南角有一个电信局的营业厅，我们在那里给北京的家里打长途电话，先填写长途电话单，等待叫号，通话后按时长结账。

和外界联系主要的通讯方式还是书信。那时从各地寄到我任教的通县二中的信件几乎每天都有，下班后我把信件拿给他，中午休息时他躺在床上一封封拆开细看。父亲忙时顾不上看信，我就先拆看过目，将要紧的信件挑出来。父亲通常在写作告一段落时，集中回信，十几封甚至几十封回信要写上一两天。

通讯不发达的好处，是让父亲能安心写作，免去过多的干扰。但有时也会有一些不速之客。有的是拿着作品来请教的文学爱好者，或是来约稿的报刊编辑。父亲写作的时候最怕思路被打断，突然响起的敲门声，使他不得不放下笔，既不想冷落了来访者，又惦念着正写着的小说稿。

父亲惜时如金，只有当小说完成了一稿时，才肯放松休息一下，听听京剧，高兴了就跟着哼上几句。也爱听音乐歌曲，他最喜欢听的是当时流行的朱明英的歌曲。有时他也约县文化馆的作者到家里聊天，孟宪良、孙宝琦、张春玉、张树林、王梓夫、华敬俊、徐天立、刘祥、孙自凯等都是家里的常客。

我结婚以后仍然和父亲一起在通县生活。1985年11月，我的女儿出生，父亲为外孙女取名绿谷。小家伙的到来给家里带来欢乐和忙乱。此时父亲正在重写长篇小说《苍生》，他没有躲出去写作，而是关在自己的屋里赶写着小说。绿谷满月那天，父亲完成了《苍生》的重写工作。他在书稿末尾写道“重写稿完于绿谷满月”，给这个日子留下了永远的纪念。那时父亲非必要活动一律不参加，就住在通州一边修改书稿，一边与我母亲一同帮我照看孩子，陪伴着绿谷一天天长大。到了年底，父亲盘算的几项写作计划都没有完成，感叹道：这个创作上的歉收年，唯一的收获就是绿谷的到来与健康生长。

冬去春来七个年头过去了。1986年底，父亲离开通州，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挂职。他这样描述我们在通州生活的那段时光：“我的女儿春水离开了北京城的家，留在通州小镇，夏天赶着蚊蝇，冬天守着炉火，与我相依相伴整整七个年头。我的包括四部长篇小说、十五部中篇小说在内的二百五十万字的新作品，多一半是吃着她做的饭菜创作出来的。”

2008年2月20日，父亲离我们而去，留下他的作品陪伴着我们。今年3月25日，是父亲诞辰90周年纪念日。

“爸，我们怀念您！”

梁春水

【作者简介】梁春水，著名作家浩然之女，1958年出生。曾任中学语文教师 ，后从事党史区志编修工作，曾任《北京通县志》《北京通州年鉴》编辑。多年来进行浩然文学活动与创作资料的搜集、整理等编研工作，编辑的《浩然研究专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梁春水为瞭望中国新媒体签名

纪念浩然九十岁生日

· 胡世宗

转眼间，就到了2022年3月25日，这是人民作家浩然90诞辰纪念日。（今天，2022年3月21日二月十九日，是浩然农历的生日，九十年前这一天，他出生在河北省开滦赵各庄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

《我与浩然》 胡世宗著

我在《胡世宗日记》（卷六）里，找出了两则日记，是1982年3月，浩然50岁生日的前天和当日的日记摘抄。四十个春秋就这样飞逝到历史的尘烟中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两个重要时间节点，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被列入隆重推出的文学典藏书目，这应该是浩然最感欣慰的事情。

1982年3月23日

后天是浩然五十岁生日，今天一早赶到他通县的家，与他的几位业余作者朋友孙宝琦、孟宪良、老华、树林等，在浩然家的楼下，与浩然一起，测距，刨坑，浇水，把九棵毛杨树栽种下了。这九棵小树苗，是从远处运来的。九棵这个数字是偶然的，因为可以多也可以少，只是树与树要拉开距离，只能种这九棵，也寓意生命长久吧！我们在栽树时拍了照，这是对浩然生日最有意义的纪念活动。我们扛着锹回到房间，洗一把脸后，就在浩然家吃中饭。饭后，客人们都走了，浩然与我谈家里的事情，他送给我十一本我还没有的他的书，只要有副本，全送我，他说我保存比他自己保存还会好一些。

1982年3月25日

到文学讲习所看望我们辽宁来上学的陈秀庭和马秋芬。

今天是浩然五十岁生日。我应邀于晚6时赶到他家，他一家人全在，“外姓人”只我一个。晓凡发来了生日贺电：“恭贺五十岁生日，再多盛年‘艳阳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来电话。红野的儿子山山给“胡爷爷”背唐诗和儿歌。大海虎实而威严。山山1979年5月4日生，大海1981年10月10日生。一家人融洽和谐。拿出了习水大曲和北京啤酒，菜多是罐头装。

浩然说，他父亲五十岁时生了他，他是收胎的。他的童年是在赵各庄度过的。他和姐姐成了孤儿，后走向革命。他高兴地告诉我，今天，他五十岁的生日，自传体小说《乐土》之一，在通州开笔了。他想写四部：《乐土》、《阳光》、《雨露》、《时代》。他说，我太爱这个时代，太爱这片土地了！他说，《艳阳天》短篇结构，横着写。半夜3点醒来，想出这个路子，心里痛快极了。

浩然为胡世宗题字

我请浩然给我写一条幅，他说他写不好大字，有点恐惧。他后来琢磨了几句诗，给我写了：“自识东西走南北，喝遍乡土万井水。处处有情处处爱，苦酿人间美中美。不觉艰险临高境，回首畅观浪花飞。天无尽期志未了，愿将心身化纸灰。五十生日录自题小像赠世宗”，下面还盖着他的大印。我对此极为满意。我看浩然有一个草稿本，封面有“收获时节”几个大字，贴一张白纸，上面是他“开笔的话”：

“今天是我五十岁生日，开笔写这部自传体的小说。

它是‘自传’，又是‘小说’。

我想通过它，把我五十年走过的一些人生脚印老老实实地描摹下来，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听凭公正的评判。

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分段地写，尽可能每段都能独立成书。它的总书名叫“乐土”，以段为书，各有别名。所以读者可以从‘之一’看下去，也可任意选读其中……”

他说写到这里没有完。

……

1982年3月23日，浩然与胡世宗在他通州宅前植树

浩然与胡世宗

浩然与胡世宗

胡世宗

【作者简介】胡世宗，军旅作家、诗人。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1958年15岁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65年22岁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0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已创作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评论集等文学著作72部（其中包括2006年、2016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记录岁月长达55年的《胡世宗日记》，计972万字，共17卷）；主编、编选文学作品集46部。曾获解放军文艺奖、辽宁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新作品奖一等奖。有作品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作词的歌曲《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获2001年中宣部颁发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所知道的粉碎“四人帮”后的浩然

· 刘秉荣

1976年10月，共和国发生了重大事件，“四人帮”粉碎了，举国一片欢腾。我当时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因为骂过“四人帮”，也被列入了挨整的黑名单，由于唐山大地震，没来的及对我下手，继尔“四人帮”粉碎，天翻地覆，我躲过了一劫。

我的工作是负责军区的文艺创作。当时，宣传部订了很多刊物，全国各地都有，每月都能收到上百件，由我负责管理。1978年初，我见各地的刊物内容除了歌颂华主席英明，就是批“四人帮”，而在批“四人帮”的文章中几乎都有批判浩然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但是，相关部门始终没有批判过浩然，说明批判浩然的只是各处地方媒体，并不代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

浩然与刘秉荣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社会上曾流传一句话: 举头望文坛，南北一浩然。那时，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书的影响非常大，也是我反复读和借鉴的样板。现在突然铺天盖地的批浩然，我有点发蒙，因为我非常敬重浩然。我看了看那些批判他的文章，无中生有和谩骂的语言多。我想浩然是看不到这些文章的，他若看到了能承受吗?他现在情况怎样? 日子不会好过吧? 我很惦念这位忠厚的长者和老师。

我同浩然相识于1972年12月间北京军区政治部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上。那期，学习班有几十个人，都是各部队业余作者，我当时是63军炮团的新闻干事，因在《解放军文艺》复刊号上发表了《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的报告文学，被军区发现了因而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创作学习班上听浩然讲课的记录

学习班上我见到了浩然，他和蔼可亲，给我们讲了一天课。他从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讲起，讲了他的创作经历。他说他出身很苦，只上过三年半小学，是新社会使他有了文化，给了他创作成长的环境。他特别讲了业余作者要怎样把握创作方向问题。我现保存的当时他讲课的记录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能不能坚持文艺方向是个永远的课题，承认容易，坚持难。特别在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急于想提高的时候，就极易钻到为艺术而艺术上去。”

他还讲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他说：“生活不是创作的翻版，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主要矛盾是抓认识，你不是地质学家，看见矿石就是烂石头，提高认识能力，就是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讲了《艳阳天》一书的创作。他说:“我在写《艳阳天》之前写了一百多个短篇，但并没有本质的、全面的、深刻的反映出生活，写来写去就是变事变人，写不深。1962年后我坐不住了，急着要下去。后来到了一个村，这个村在1957年发生过抢粮事件，当时我只知道是坏人捣乱，没有再追问为什么？”他说他的创作体会是知道一点就写一点是不行的，写真人真事不行，瞎编更不行。作品一定要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革命者的大公无私精神。他还说作品不要怕改来改去，好的作品是改出来的。中午吃饭的路上，我刚好走在他身边，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京东宝坻人，他听了高兴的说:“哎呀！咱们是老乡，我也是宝坻人，城北单庄子的。”我后来知道，他是宝坻人，出生在唐山古冶，而他却始终把自己当成宝坻人。

刘秉荣写给浩然的信（网上拍卖的照片）

学习班之后，宣传部副部长胡可(夫人是著名电影演员胡朋）把我留下编辑学习班的作品。此后，这些作品出了《连队文艺》第八期，

小护士袁志军(当时学习班上最小的女作者)的短篇小说《冉曙光》在这期发表了，遗憾的是她并不知道，直到49年后我们通了微信后（2021年），我偶然告诉了她，她才知道。

1974年秋末的一天，宣传部部长刘佳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社》张文苑社长要你去帮助浩然整理文稿，也向他学习。可目前部里工作很多，我们意见你还是不去吧。”我说:“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我没能到浩然身边听他言传身教。事后得知，我没去成，由沈阳军区创作室的胡世宗去了，他帮助浩然整理了文稿。世宗是我的好友，也是浩然的学生，我没去成深感遗憾。

浩然（右3）与武警北京总队政治部主任殷德江（左）沈阳军区政治部作家胡世宗（右2）刘秉荣（右1）一起

话转回头吧。再说粉碎“四人都”后，我见各种报刊铺天盖地发文章批浩然，我很担心他压力大承受不了，于是我带着上百篇批浩然的文章，到他在月坛北街的住所，浩然在家，还有他的夫人。我给他带了一瓶汾酒和一瓶老陈醋。他看到我很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我说:“浩然老师，您好吧。”他点点头说:“好，很好的。”我说:“很不放心您的身体。”我说着把批他的文章都拿出来说:“浩然老师，我把我能看到的文章都拿来了，本来不想让您看的，但想来想去还是给您拿来了。”浩然翻了翻说:“这在我意料之中的。”

1995年浩然与刘秉荣在一起

我们坐下来推心置腹的进行了交谈，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只上了三年半学，是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学的文化，我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和组织的关怀培养，离不开人民的关爱，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我的作品就是热情歌颂，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大公无私精神，歌颂真、善、美。”他深情地对我说：“我的作品是批不倒的。如果我的作品中主人公被批倒了，批臭了，这个社会就没了正气，没了正义，没了是非。”他说：“当然作品中有阶级斗争写过了头的地方，但这不是主流。”浩然还对我说：“他是个作家，只想写作，用作品歌颂真善美，不想当官。”我说：“我听说江青要您出任文化部长？”他说：“是有这事，我坚决不当！”

浩然与刘秉荣

浩然还讲了一件事，1973年，他和一个团到日本访问，带队的是个部长，而日本人只认他这个作家，不认部长，弄得场面很尴尬。以后再有出访，凡是有当官的带队，他就不参加了，免得出”洋相”。我说：“浩然老师您不当官，品德高尚，向您学习，搞好创作。”他问了问我的年龄，我说:“31岁了，也没写出什么作品。”他半天说了一句:“年龄大了。”浩然像我这年纪已经出版《艳阳天》和许多短篇小说集，而我发表的作品只是寥若晨星，他鼓励我继续努力。告别时我要他多保重身体，他说血压高。可能是他的心情所至吧。

此后，我依然注意收集各报刊发表的批浩然的文章。每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些文章给他送去。后来，浩然编文集时，把这些文章都编辑到文集里。

1978年我写了篇小说，题目是《县委书记和李大和尚》，内容是县委书记当年抗战时在李大和尚家养伤，李大和尚家是堡垒户，解放后，过个书记当了官逐渐变了，最后他的“左”的一套把李大和尚整死了。浩然看了感慨地说：“我们的社会怕变质，要变颜色就在掌权的干部手中。”在他的指导下，后来这篇小说发表了。

浩然在遭到了一阵暴风骤雨的批判后，因为他不当官，所以他很快就理性回归了，他又出任了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文艺》主编等职务，但他坚决不留京城，他回到了家乡蓟县段家岭和三河县，建了个“泥土巢”，一面写作，一面培养作者。当时我带去的武警三河中队长给浩然留电话，

作者当年去看望浩然，让武警三河中队长留下电话，让浩然有事找战友

我曾几次到三河看他，我那时已经到了武警总部政治部任文艺创作室主任，我到三河后带县中队队长去“泥土巢”看他，让他有事就找队长帮忙。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我去了赵丽蓉老师的家，赵老师也是宝坻人，她说：“咱们老乡浩然写了个电视剧《苍生》，剧中老太太就是给我写的。”电视剧上演后，反响很大，赵老师把老太太演绝了！浩然笔下的《苍生》写的京东生活，赵老师很熟悉宝坻，真是如鱼得水、珠联璧合啊！

今年是浩然老师诞辰90周年，仅以此文表达对浩然老师的深切的怀念和深深的敬意。

2022年3月24日

刘秉荣

【作者简介】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63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6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总字数4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

1985年9月为业余作者授课

永远都要坚持

——纪念人民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

· 袁志军

最近，《瞭望中国新媒体》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发表了战友刘国震纪念人民作家浩然的文章，阅读点赞量很快达到几十万，留言无数，我向他表示祝贺! 他说，你也可以写一篇当年听浩然老师上课的回忆文章。我一想，是啊！50年前听过浩然老师的讲课，对我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年3月25日，是浩然老师诞辰90周年，仅以此文表示对老师的崇敬与怀念。

那是1972年底，北京军区政治部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文学创作班，由宣传部副部长胡可主管，地点定在阜成门外已经由北京军区接管的原华北局招待所。参加学习班的50多名干部战士，是从军区各部队选出的业余作者，整个学习班只有我和钟华两名女兵。

1972年浩然与业余作者讨论小说创作

我是1968年2月入伍的，入伍前就拜读过浩然老师的《艳阳天》。至今忘不了，我那天捧到《艳阳天》后，心情异常激动，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一下子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直到父亲拉灭灯催促睡觉。我躺在床上还在想着书中人物命运，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骨碌爬起，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拉开卫生间的灯，轻手轻脚地拿起一个小板凳横架在蹲便上，继续看起来。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人物形象生动感人，仿佛是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看了一页又一页，直到姐姐拉门想上厕所，把她吓了一跳，我才抱着书离开，再看窗外天已经放亮了。

文学爱好者 袁志军

清楚地记得，浩然老师为我们讲课是1972年12月9日，整整讲了一天，中午和我们一同在招待所餐厅就餐。那天，是军区政治部创作员戈基主持，当他宣布：今天请作家浩然同志讲课，大家欢迎！随着热烈的掌声，我兴奋地心跳怦怦地像是敲小鼓，万万没想到写《艳阳天》的作家会为我们讲课。那年浩然正值风华正茂的40岁，已经出版长篇小说《艳阳天》3卷和《金光大道》第1部，还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珍珠》《蜜月》《杏花雨》《彩霞集》等等，文学创作如日中天，全国妇孺皆知。我当时仅仅是入伍4年21岁驻军医院的护士，刚刚学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名文学爱好者。

浩然满面春风快步走进课堂，我惊奇地睁大双眼打量，他中等个头，穿着朴素，留着寸头，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当时刚刚拜读过他的新作《金光大道》第1部，怎么看他就是书中描写的高大泉原型。

浩然作品《艳阳天》

他先是自我介绍原名叫梁金广，浩然是他战争年代取的化名。当时他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有一天，在一座寺庙前，他的上级领导指着庙门上的“浩然正气”牌匾，对他和另一位也参加革命不久的同志说，这四个字不错，革命了就要有化名，为的是遇有敌情不要连累家人，你俩每人选两个字吧！他就先选了“浩然”，另一位就叫“正气”了。解放后继续沿用浩然，逐渐成了笔名。他的开场白很随意自然，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他讲课没有手稿，语言朴实亲切，声音洪亮有力，没有一点儿大作家居高临下的作派，倒像是在和战友分享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感悟。一天中他讲了很多内容，一浪高过一浪，让我们激情满怀，受益匪浅！学习班发的笔记本让我差不多记满了，可惜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在当地驻军医院任政治处干事，是战友把我从废墟中扒出来侥幸存活的，我所有物品一概砸毁，其中包括浩然老师讲课的笔记。

转瞬50年过去了，讲课的内容大多记不太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却忘不了，浩然老师说，他10岁丧父，12岁丧母，童年生活拮据，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他是从写表扬好人好事开始写作的，17岁时开始学习写作小说。他说，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很是不容易，他投过多家刊物，不是退稿就是渺无音讯。他心里急曾经到过两家刊物前去询问，去第一家找他的投稿，没等他开口问，就发现他那篇辛辛苦苦一字一句写下的《喜鹊登枝》手稿，被撕开两半扔在编辑办公桌旁的纸篓最上面，他一句话没说，捡起被撕坏的手稿扭头走了。去第二家说稿已经退回，他说没有收到让编辑再找找，那位编辑很不情愿，在他的执着坚持下，编辑才拉开办公桌满满一抽屉的投稿，在最下层翻到了他那篇，结果看到信封都还没有拆开，他很生气地夺回了信封。这对他心灵是极大的伤害，回到家拆开那篇让他痛心的投稿，换了一个新信封，把《喜鹊登枝》又寄给了《北京文艺》，不久就在1956年第11月期刊发。由此，对他继续创作小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逐渐地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浩然作品《喜鹊登枝》

他诚恳地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业余作者，要想成功就要坚持创作，无论遇到什么阻力，都要坚持下去！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会很难，不管多难，记住：永远都要坚持！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举起右拳狠狠地向上一挥！

他的“永远都要坚持”6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深深地嵌入我的心中。多年来，每当我在业余创作中遇到困难想放弃时，耳边就会响起浩然老师“永远都要坚持”的谆谆教导，立马就像打了强心剂，洗把脸，昂起头，鼓足劲，继续写！

多年来，我始终把“永远都要坚持”看作是自己创作道路上的座右铭。

听过浩然老师讲课，我对学写小说有了信心。学习班中，我们又听了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和戈基、刘伍等老师们的讲课。老师们还对学员的作品一对一地给与耐心指教，学习班特意安排曾经在电影《槐树庄》中扮演郭大娘的胡朋老师，专门为我们两位女兵悉心指导。在老师的教诲下，我对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冉曙光》进行了反复多次修改。学习班结束后不久，这篇处女作就在北京军区《连队文艺》上变成了铅字，接着又被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红花满山崖》一书收录其中。

1983年浩然在天津254医院

后来，我调到天津254驻军医院，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天津和平区文化馆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了著名作家蒋子龙等老师的文学课，克服工作忙、家务重的困难，常常在家人休息后夜间写作，在各级报刊发表了七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2010年整整60岁时，被天津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终于圆了自己的作家梦。今年，我已经年过七旬，仍在继续坚持写作，生命不止，写作不停，牢记浩然老师的教诲，不忘初心，永远都要坚持！

1987年10月10日浩然与三河五中的小文学爱好者们

袁志军

【作者简介】袁志军， 1951年5月生人，1968年2月应征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上校军衔退休居天津。自幼喜爱文学，23岁发表处女作，业余创作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达70万余字，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喜爱摄影，有500多幅摄影作品在报刊和新媒体发表，摄影作品多次参展，连续三届入围特伦伯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展，为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1990年6月浩然在蓟县麦田割麦子

守望麦田

——题人民作家浩然割麦子照片

· 刘国震

大地的儿子

农民的子孙

用诚实的劳动

为岁月树碑

用滚烫的文字

为苍生代言

手中一支巨笔

镰刀般锋利

脚下一条大道

阳光般灿烂

黄澄澄的田野

蓝蓝的天

您和煦的笑

麦穂一样丰满

“开镰， 收割！

收割， 开镰！”

大地之子——浩然

丰收的喜悦

浩然与刘国震

《感悟浩然》刘国震著

刘国震

【作者简介】刘国震，河北南宫人。曾在军旅服务15年，2001年9月转业到家乡邢台市工作。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除大量新闻作品外，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文艺评论、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已出版《凝思与歌唱》《凝望岁月》《故乡的老屋》《岁月与人》《感悟浩然》等诗集、散文集和评论专著7部。

浩然老师

（系列回忆）

· 郭建华

（一）

我与浩然

浩然是我的老师。

浩然不仅仅是我文学的老师，更是我人格和人生的老师。

浩然题赠郭建华

说到我与浩然的师生关系，曾经有一段趣话。有一次与浩然老师聚谈，谈及文学，我冒出一句话：“梁老师，是您把我引到‘邪路’上来了！”浩然笑着否认道：“我没有教你呀！我不承认你这个学生。”在座的几位文友都忍俊不禁。我与浩然老师这段玩笑，虽然各执一词，但都不无道理。浩然确实没有教过我。他没有给我上过文学课，也没有给我批改过稿子，即使相聚畅谈，也很少将文学作为话题深入探究。但是我走上文学这条“邪路”，确是深受浩然的影响，浩然难辞其“咎”。

1960年春天，浩然下放到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锻炼，其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8个月之后，浩然结束了下放生活返京，我已升入了初中一年级。就是这短短8个月，使我与浩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13岁的孩子，无论读小学还是初中，都无缘与浩然谋面。但那时我已因为对作文的偏爱开始做起作家梦，所崇拜的偶像，大概除了上帝就是作家了。但是像“上帝”一样，“作家”在我头脑中仅仅是一个概念。浩然的到来，把“作家”这个概念具体化了。同学之间，不断有关于作家浩然在东村大队劳动的消息和故事在传播。语文课上，老师朗读浩然刚刚发表的小说《车轮飞转》《送菜籽》，不无崇敬和自豪地说，这是青年作家浩然在咱们昌乐写的！后来读报纸，读浩然的小说集，看到正文后面的一行小字，写着“1960年7月23日于昌乐高崖”“1960年8月14日于昌乐东水码头”“1960年10月29日于昌乐东村”，等等，更是倍感亲切，并且有几分激动。

浩然为昌乐县设立的泥土书屋题名

作家就是浩然，浩然就是作家。这就是那时我和与我一样做着作家梦的伙伴们对“作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凡是能找得到的浩然的作品，不管是小短篇还是大部头，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找来读。一人读过之后，便迅速互相传阅，然后是三人五人随时随地大发议论，各抒己见。这样一来，我就给自己的作家梦找到一条自以为无可争辩的依据：既然浩然能在昌乐把昌乐的人和事写成小说，这就说明昌乐有产生作家的土壤。作为昌乐人，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成长为作家呢？于是我的作家梦就更加狂热。

浩然与郭建华

1966年，我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1968年，作为回乡知识青年，从青岛回到家乡。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沮丧。因为我的大学梦虽然已被摧毁，但作家梦还没有破灭。所不同的是，原本我的作家梦是想通过上大学来实现的，现在只有依靠自学来实现了。好在学习文学创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书可以借，一支笔，一瓶墨水和几张纸也还买得起。那时候买一大张纸才花4分钱。况且前辈作家自学成才者大有人在，我所熟悉的高尔基、浩然都在其列。浩然只读过4年小学，我的学历已远远超过了他。我开始信心十足地实践我的作家梦。不管是田间劳作还是后来做了民办教师，只要一有空闲，我便坐下来读书习作。为了读到更多的书，我常常步行10余里到县城的文化馆去。文化馆内设有一个图书室，拥有几十种报刊和几万册图书，免费供读者借阅。一位图书管理员得知我喜欢写作，便热情地向我推荐好书。他所推荐的书，十之八九是浩然的著作。每推荐一本浩然的书，他都要向我介绍书的大体内容，艺术风格，甚至书中写的是什么人物，主人公什么性格，说着说着，就开始叙述其中的动人情节，精彩细节，击节叹赏，大发感慨。然后就情不自禁地讲起浩然，讲起浩然在东村劳动和写作的故事，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浩然的崇拜者。

浩然在东村劳动期间，曾经到图书室借过书，两人于是相识。管理员还曾经留浩然吃过一顿饭。他特地到食堂买来馒头和一份熬萝卜，里面还有几片肉。在那个天下饥馑的年代，这已经是相当丰盛甚至可以说是奢侈了。浩然吃过之后，由衷地感叹道：这简直是过年啊！管理员还组织起一个业余创作小组，请浩然来讲课、辅导。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管理员向我推荐浩然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时值“文革”，大部分文学作品都被当作毒草销毁或封存，不得与读者见面。人们戏称那时中国的文艺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便是浩然。浩然的作品不但未被封存，而且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如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小说集《杨柳风》等。就这样，我得以比较系统地读了浩然的大部分小说作品。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期间我读浩然的书，已不仅仅是好奇和看热闹，而是用心去读，用心去琢磨，试图看出一点门道来。门道终于还是看出一点来，于是就模仿着去写。写来写去，终于变成了铅字。

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浩然老师，是在1983年秋天。那时我已是昌乐县文化馆的干部，分管文艺创作，所以，接待著名作家浩然这份光荣而重要的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肩上。我深感幸运，自豪，又有几分惶恐，只怕做不周到，慢待了浩然老师，也辜负了领导的信任。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浩然老师的平易和亲切、随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在一篇短文中曾对与浩然老师的初识作过如下记述：晨光熹微中，烟台开往北京的列车缓缓停靠在昌乐站。我盯着站台上骚动的人流，极力在形形色色的旅客中寻找着一个西装革履、气度非凡的身影。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匆匆地张望着，寻觅着。我们的目光竟不期而遇。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我在好几本书上见过这样一幅照片），使我情不自禁地冒昧走上前去：“您是……浩然老师吧？”他笑了。

我接过他手中的行李——一只简单的旅行包和一个极轻的包装啤酒的纸箱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浩然吗？剪得极短的平头（仅仅能与光头相别）。半旧的灰色裤子和短袖的白衬衫，布料款式和做工都在中档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脚上的那双黑色塑料凉鞋，竟与我这个四十几元月薪，家属在农村的县文化馆干部脚上穿的一模一样！住进招待所以后，我跟他说：“梁老师，整个这座楼上，恐怕只有咱们两个穿这70年代的凉鞋喽。”他哈哈一笑：“儿子不屑穿，扔了，我捡来的。”然后认真地说：“别看模样儿一般，可结实呐。”啊，结实。

草草地吃过早饭，我们便请他休息。51岁的人了，又患了高血压，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够累的。

他执意不肯。“先让我看看，看看昌乐的变化。整整23年了！不让我看，我无论如何休息不好。”他很动情地说，“说实在话，我本来没有打算来昌乐。这次去烟台开会，火车穿过昌乐站，我一看见站牌上‘昌乐’两个字，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去昌乐！一定要去昌乐！会刚开完，会议安排旅游参观，我怎么能有心玩下去呢？我就这么跑回来了……”

一片赤子之心，令我们不好再坚持。叫来一辆北京吉普车，他不肯坐，说骑自行车看得更仔细。我拗他不过，只得借来两辆自行车，陪他慢慢地转。我们看了他借阅过图书，开过业余作者座谈会的文化馆，寻觅他曾经在里面吃过饭的县委大院的那间茅草房，以及草房旁边那棵老槐树和大银杏树。

他一路感叹，变了，变了，昌乐城变这么大了！也不时流露出些许遗憾和惆怅：茅草屋不见了，大银树也不见了。新建的办公大楼虽然气派，却没有茅草屋的亲切。怀旧之心，人皆有之。

重返昌乐的第二天，根据县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安排浩然到全县各公社、厂矿转一转，走马观花，看看昌乐的变化。他欣然同意，但提出一个要求：“我得先到东村报个到，跟乡亲们打个招呼。”

浩然《东村的乡亲们》手稿

这一“报到”，乱子就惹大了。小车在队部一停，闻讯而来的乡亲一会就挤满了院子。年轻的支书田志文一边喊着“梁叔叔”，一边张罗烧水沏茶。浩然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光屁股娃娃。老队长田敬芳，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搭档，抓着浩然的手，怎么也不肯放松，嘴唇哆嗦着，却不知说些什么，眼泪一个劲地淌。多少眼睛巴望着，多少双手伸过来，浩然走不了啦！最后，陪同的县委副书记亲自出面说话，答应明天一定把浩然送回来，车子才好不容易离开前东村。

参观回来，浩然一头扎进了前东村。县委负责同志一再劝他住在招待所，白天到村里看看。浩然说：“让乡亲们到招待所来看我，我心里不安。住在村里，离乡亲们更近，跟他们说话也方便。木板床比沙发床硬一些，或许睡得更踏实。”他住进了大队办公室。于是这里骤然热闹起来。老老少少，出出进进，说笑谈天，直至深夜。支部书记田志文只好板起面孔哄赶，总算保证了浩然每天6个小时的睡眠。

1960年浩然（左1）与东村村干部李福德及子女合影

白天，他就满村里转，挨门挨户地拜访老房东、老乡亲，在哪家赶上饭碗，就在哪家吃。

在吴国瑞家，主妇田敬兰揭开锅盖，捧出了金黄灿烂香味扑鼻的煮玉米，又张罗着到菜园里摘黄瓜。浩然津津有味地啃着玉米棒，一边打量着那口低矮的草房，关切地问：“还是这一口屋吗？”

“刚刚盖了新的，正拾掇着呢！”田敬兰欣喜地说。

“快领我去看看！”浩然竟有些迫不及待了，“吴国瑞呢？他哪里去了？”

“吴国瑞呢？”进村以来，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过浩然这样急切地询问。

吴国瑞也是当年的老队长，浩然的老搭档。前东村大部分姓田。吴国瑞是倒插门女婿。这位外姓人如今不当干部了，还能吃得开吗？浩然总惦记着。

在浩然的催促下，田敬兰领我们来到村前一幢刚刚落成的新房子里，见到了那位黑黑瘦瘦但眼睛分外有神的吴国瑞。老吴正跟他的大儿子粉刷洞房，准备娶媳妇呢。浩然里里外外地看过了新房，拍拍那个即将做新郎的腼腆的小伙子的肩膀，舒心地笑了。

“哎！大嫂子，你还是这么漂亮！”在老队长田敬芳家，浩然一见面就握着大嫂子的手放肆地大笑着说。

“好你个老梁，刚见面就没句正经话啦！”这位依然透着当年的俊俏和风韵的老大嫂，假嗔地埋怨着，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可见他们当年的关系是何等的融洽。浩然告诉我，这是一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田敬芳在外面主持村里的事，一个家全由她撑着。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吕瑞芳的形象基本是以这位大嫂为模特儿塑造的。

1987年8月浩然与《艳阳天》中马老四原型田敬元

浩然告别昌乐的时候是在深夜。他精心地选择了这趟车次。他怕惊扰老乡们，他怕他们，也怕自己难以承受离情的折磨。他企图悄悄地离开昌乐，然后写一封信，向乡亲们表示不辞而别的歉意。然而，火车到站前一个小时，小小的站前广场就站满了前东村的乡亲：老干部、新干部、老队长的儿子、老房东的孙女……他们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篮篮、包包，绿豆、小米、花生、鸡蛋……

“我家里有，我吃不了那么多！”浩然一一谢绝。

他们不信。

“我是党员、国家干部，这样做是不允许的……”浩然耐心地解释。

他们理直气壮：“你是前东村人！”

“火车上不许带这么多东西，超重要罚款的……”

浩然看望东村乡亲

浩然看望东村乡亲

浩然看望东村乡亲

浩然与春水看望东村村干部在一起

最后，浩然只好每一个包包里抓一把绿豆，捧一捧花生，算是收下乡亲们一片滚烫的心。

检票铃声响了，乡亲们簇拥着浩然走向检票口。这时候，一辆小推车匆匆在站前停下，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由他的儿子扶下车子，焦急地呼喊：“老梁！”

浩然挤出检票的队伍，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惊呼道：“嫂子！你怎么来了？”“我怎么能不来呢？”老太太有些动气，“老梁，你走，怎么不吭一声？”

浩然能说什么呢？

老太太不由分说，把一个塑料袋塞给浩然：“拿着，路上吃！”

我看见，那是满满一袋煮熟了的鸡蛋，剥光了皮，似乎还用酱油浸过。

“嫂子，我有……”

“俺知道你有。你吃山珍海味，那是你挣的。这是嫂子的一份心意。你救了嫂子的命，难道……”老太太用袖口揩起了眼泪。　

这是老队长李福德的妻子。关于浩然与李福德一家的故事，后面我还要讲述。

1990年浩然与女儿春水到昌乐看望东村乡亲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一位著名作家与一群普通庄稼人告别的场面。若非亲眼所见，连我也不肯相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我的这段叙述毫无炒作的成分，不含任何“添加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浩然与东村、与东村的乡亲们的感情，是深厚而真挚的，也绝无水分和杂质。

（未完待续）

郭建华

【作者简介】郭建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47生于山东省昌乐县。曾任潍坊电视台专题文艺部主任、昌乐县文化局副局长兼昌乐县文艺创作室主任。系山东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郭建华文集》（四卷）及长篇小说《商圣吕不韦》。作品见于《山东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报刊。所编电视连续剧《庄户人是天》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线。

屈照林 题

本栏目浩然作品及照片由梁秋川提供并授权刊发，责任编辑张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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