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四奇人共同特征（四宁四毋被严重曲解）

“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傅山的“四宁四毋”，是被引用最多的经典书论之一。尤其是近年，它的被引用率登峰造极，这主要是因为“丑书”论者把它奉为圭臬。

但每当看到“丑书”论者援引“宁丑毋媚，宁拙毋巧”的时候，我就心生困惑。这种困惑不是因为看不懂“丑书”及其高深的理论，而是觉得“四宁四毋”被曲解和误用了。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四宁四毋”到底是什么意思。“宁丑毋媚”就是说，宁可粗野不工也不要柔媚甜熟。这是一种“竞劣”的比较句式，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它不是要肯定“丑”，而是要否定“媚”。

傅山书法

傅山在《散论》中说，“写字无美巧，只有丑拙。正极生奇，归于大巧，若拙已矣。”由此也可以看出，傅山并非排斥“巧”，而是追求“大巧”，即“若拙”之巧。看上去像是“拙”，实际上还是“巧”。寓巧于拙，拙而愈巧，此之谓也。从书法实践来看，傅山的书法虽然不合古法，却也谈不上“丑”。

忽略“四宁四毋”的语境及背景，有断章取义之嫌。如果再在四个“宁”和四个“毋”之间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那就更不靠谱了。比如，“丑书”论者往往只引用“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做很少引用“宁真率毋安排”。所谓“安排”，就是刻意地造作。“四面停匀，八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是一种安排，故意把字写得歪歪扭扭、支离破碎，也是一种安排。所谓“结体”，间架结构，就是就对笔画的安排。“平正”也好，“险绝”也罢，都是“安排”的表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更是强调事先安排的重要性。

赵之谦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兼不能书者为最工。”三岁稚子为什么高明呢？天真烂漫、率真自然，因为没有学过书，所以没安排，也不懂安排。这与傅山的“宁真率毋安排”意思相近。当然，学过书亦即懂得“安排”的人也能达到“毋安排”的境界或状态，比如颜鲁公在写《祭姪稿》的时候就没有安排，因为他是在写悼文、打草稿。疾痛惨怛，哀思郁勃，根本无意于字的好坏，当然也谈不上“安排”。事实上，史上流传下来的大多数经典法书，都是与《祭姪稿》类似的信札、笔记等等。这与“无意于佳乃佳”，也是契合的。而今人写书法，无不是“有意于佳”。不管写得端端正正，还是歪歪斜斜，无不是若心经营、巧作打扮，何尝脱离过“安排”呢？可以说，“创作”的心境就是“安排”的状态。“俗书”是在“安排”华丽俊秀，“丑书”是在“安排”支离扭曲——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如此说来，“丑书”论者引用“四宁四毋”不也是在打自己的脸吗？！

赵孟頫书法

回过头来，再说所谓“三岁稚子”。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三岁的孩子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查遍书法史，你能找到一个“三岁稚子”吗？赵之谦那么说，不过是表达一种审美的追求，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再如所谓“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怎么才能达到“极处”呢？若到不了“极处”，达不到“反转”，岂不是要奇丑无比？追求极端，本身就是愚蠢的。“四宁四毋”的提出有其特殊的背景，当时对流美书风确实有“反拨”的作用，但矫枉必然过正，而过犹不及。傅山晚年叹服赵孟頫，就是对自我的矫正。他本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偏激，后人却一直把他的“过正”之论奉为至宝，岂不谬哉？！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每个时代都有审美的取向，每种取向都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审美也不是唯一无二的。甚至同一个人的观点，前后都是矛盾的。尚这尚那，其实是后人总结出来的“主流”而已。纵观书法史，你会发现审美理论之间往往存在抵牾，很难说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后人观之，要有辩证思维，应当兼收并蓄，从对立中寻求统一，切不可偏执于一家之言、只语之论。傅山就曾说过：“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齫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

（注：“宁真率毋安排”常常被误为“宁直率毋安排”。“真率”与“直率”虽然相近，但内涵还是有微妙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