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间谍有哪些人（信息的秘密传播者）

《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写了蒋干盗书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赤壁大战前夕，蒋干主动在曹操面前请令，“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周瑜）来降”。周瑜将计就计，宴后“佯作大醉之状，携干入帐共寝”。蒋干无心睡眠，“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乃起床偷视之”，“内有一封，上写‘蔡瑁张允谨封’。干大惊，暗读之”，发现“原来蔡瑁、张允接连东吴”，蒋干“遂将书暗藏于衣内”，“飞棹回见曹操”。曹操中计，将蔡瑁张允斩首，“喝武士推出斩之”。这个故事里，蒋干盗书，传递蔡瑁张允连接东吴的信息，是间谍行为，完成了刺探军情，回报本国主将的行动。而周瑜谎骗蒋干，给对方假消息，迷惑敌方，是反间行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国之间或两国战争期间，窃取刺探敌方信息的人，就是间谍，中国古代社会的间谍和现代社会的间谍虽有不同，但窃取信息则是他们的共同点。

中国古代社会，多把间谍称为细作，《尔雅·释言》对间谍的“间”字解释说：“间，伣也。”“今之细作也。”它的原意是船上用来观测风向的羽毛，“船上候风羽谓之伣，能谍知风信也”。《淮南子·齐俗训》：“辟若妄之见风也。”高诱注：“伣，候风者也。”观测风向，预知信息，传播给驾船的人，就是“伣”，因此，“间”的意思就是探知消息的人。《说文解字》对“谍”字解释说：“谍，军中反间也。谓佯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报其主人。”潜入对方军中刺探信息的人，称为“谍”。孔颖达解释说：“兵书有反间法，谓诈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告己，军令谓之细作人也。”“间”和“谍”在古代社会都指刺探情报的人，《大戴礼记·千乘篇》说：“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中情出，就是把情报传递出来，这个行为称为间谍。杨伯峻说：“魏、晋以迄唐、宋以后，俱谓之细作。”

除了细作之外，古代的间谍还有其他称谓。《周礼》中把窃取国家机密的人称为邦汋，《周礼·秋官》：“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注》：“汋，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其他如邦谍、游侦、候者、候、侦候、内应等，均与刺探情报有关，如《战国策·齐策一》记载：“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鲍彪注解说：“候者，齐之政者。”齐国从事侦察国外情报的人，称为后者。《战国策·东周策》记载：“因使人告东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鲍彪注解说：“候，侦察之吏。”“候”，也是从事侦察工作的人。《三国志》记载：“远遣侦候。”“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侦候”，是三国时期被派出去打探敌国情报的士兵。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再言承璀疏》中说：“回鹘、吐蕃常有游侦”，“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回鹘、吐蕃派出的游侦，打探出唐朝士兵强弱、军费多少等信息。从这些史料记载来看，古代社会间谍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窃取情报，尤其是对军事情报的窃取。由此，我们给中国古代的间谍做一个定义，就是：窃取国家政治军事情报，并进行传递的人，他们从事监听、离间、破坏信息传递等任务，有时还会从事刺杀工作。

记载于史书的间谍故事很多，最早记录在史书中的是“女艾谍浇”的故事。朱逢甲《间书》说：“用间使于夏之少康。”少康父亲夏王相失国，其子少康几经辗转，有了一方栖身之地，“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他广布恩德，“而兆其谋”，与众人谋划复国，“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谋划着收复夏朝离散的人民。这期间，他“使女艾谍浇”，“女艾，少康臣”，他潜伏在浇的身边，刺探情报。有一天，女艾打探到浇要夜宿女歧家中，“女歧为之缝裳，共舍而宿”，于是“女艾夜使人袭断其首”，杀了女歧，又“斩浇以归于少康”。少康因此“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重新夺取了政权。这个故事也详细记载于《竹书纪年》里。女艾不仅刺探情报，还亲自执行暗杀任务。最早的间谍，担负的任务也是多方面的。

《辞海》定义间谍时说：“间谍，指由外国情报特务机关派遣或指使，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员。”窃取情报是间谍的主要任务，间谍主要从士兵中选用，如北周时期的一次军事行动，太祖“遣武从两骑伺候动静”，派遣候者打探军情。还有从敌国招募的，如李远“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之”。韦孝宽贿赂边民，“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

还有以使者为间谍的，万历通天元年，“吐蕃乞和”，“乃以元振充使，因俘虏情”，元振出使的目的是打探吐蕃的国情信息。《旧唐书》记载：“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战前多派间谍查探敌情，以找准时机攻击。僧人身份特殊，也常常被派出做间谍，总章元年，“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禽高藏”，浮屠指僧人，派僧人信诚作内应，引兵潜入。还有以商贩为间谍打探消息的，天复三年，刘攻兖州，“妄先遣人为贩油者入城，借其虚实及兵所从入。”“诇”有侦察刺探的意思，先派油贩子入城打探消息。

古代社会对于侦察打探国内信息的人，多称为察事、察事厅子、察子等，如李辅国“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潜令官军于人间听察是非，谓之察事。”唐朝时的吕用之为巡察使时，“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这些人不是打探军事情报和国与国之间的情报，本文认为不能算作间谍，故不赘述。

不论是古代的间谍，还是近代的间谍，其所从事的核心任务都是窃取情报、传播信息，没有了这个特点，就不能称为间谍。

周朝掌管间谍的官员是士师，“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三曰邦谍”。邦谍，就是“为异国反间”者。孙诒让说：“为异国反间者，谓以邦谍之密谋输入异国。”邦彥和邦谍都是刺探情报的人，归士师管理，士师是最早管理间谍的官员。

春秋时期，管理间谍的官员称候正、候奄，“候正，主斥候”，“主”就是掌管的意思，杨伯峻认为斥候“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清代顾栋高说“候奄当即候正，《国语》作元候”。到了汉代，军队中管理间谍的官员称候吏，“前后知险多，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遣，此候之官也”，知道风险以及敌之情形，还要派遣人员侦探消息，这就是候的职责，这一称谓基本承袭春秋，所以，候正，是春秋至汉代掌管间谍机关的主要官员，他掌管的是“候”这一间谍群体。《云梦秦简·内史杂》记载：“候，司寇及群下吏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整理组注解道：“候，本义为望，此处为一种被人用于伺望敌情的刑徒。”侯爷就是负责刺探敌情的人。

唐代中后期中央权力弱化，藩镇力量增强，藩镇在京师设立进奏院，以刺探京师情况。“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进奏院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探京师信息，包括政治、军事、人员调动、皇帝行踪等，及时迅速地密报于藩镇首领，所以当时进奏院“能传万里之音，不坠云霄之命”，传递信息的能力非常之强。赵英在《尔虞我诈——谍海风云四千年》中说：进奏院成为“间谍的据点，成为以京师为中心进行活动的藩镇间谍的指挥中心”。因此，唐代管理间谍的机构应该是各藩镇设立的进奏院。

宋代中央机构的间谍管理机关是皇城司，执掌刺探情报的工作。《宋史·职官志》记载：皇城司，“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从史料记载来看，它主要保卫皇城及周边安全，与管理间谍的职能并不相干。但从其他史料记载来看，它的职能还有很多，包括打探消息，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城使在内中”，“祖宗任为耳目之司”。实际运行中，主要充当皇帝的耳目，“人物伪冒不法，则讥察以闻”。对官员的违规违法都可以暗地里报告给皇帝。所以龚延明先生研究说：皇城司是“天子的耳目、爪牙”，“皇城司是宋代的情报机关”，“不仅稽查官吏、军人的非法、阴谋活动，而且有时还缉捕盗贼”。除此之外，皇城司还负责刺探周边国家的政治军事信息，如宋太祖“采听明远，每边瀛之事，纤悉必知”。“边阃”指边关，宋太祖对边关的事情知之甚悉，就是利用皇城司打探信息的。所以，皇城司也有管理指派间谍刺探敌国情报的职能，同时也负责抓捕别国间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东上旌门使、会州刺史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时，发现一个叫沈吉的人告发商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对于敌国间谍可以直接抓捕，不用与其他部门会商。在国外使臣进入宋国境内时，由皇城司派员跟随，负责监督和打探情报。如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合差国信所指使译语亲从官，及皇城司亲从官”，“听审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察觉一行人，务于令整肃”。亲从官对他们之间的谈话和听闻的事件，都要监察，这些亲从官有监视和防止情报泄露的职责，但有时也会被对方利用而泄露情报，《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不久，“宋人果取太原”。耶律虎古出使宋朝，必定有皇城司的结伴陪同，但耶律虎古却趁机窃取了宋朝将取河东的情报。虽然其职能主要是针对国内刺探情报，也兼及对外国使臣的监视，但是有些情报并不是单一的，也会涉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信息，某种程度上说，皇城司也具有管理间谍的职能。

宋代中央还有一个管理间谍的机构，叫机速房，机速房属于枢密院，原来叫御营司，南宋高宗时期组建，主要掌管军政，“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建炎四年（1130年），“罢御营使司并归枢密院为机速房”。机速房主要负责“边防急速运事，遣发间探人并回推恩探报事宜，诸处申解到归正人并申解到奸细”，派遣间谍和审问奸细都是其职能。机速房是临时军事机构，南宋末年就撤销了。

宋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边铺，也是间谍机构，《翠微北征录》说：“惟能依此置辅，召募间谍，明远斥候。”这种“札探立铺”的方式，“皆所以重采控，专候望也”，具体设置是“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以达到“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远隔，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这种边疆地区的间谍管理机构，很多是应时而生的，针对性较强。

宋代边疆地区还有机宜司，也负责管理间谍。“倾者用兵之际，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择驯谨吏专主行之，号机宜司。”《宋代职官词典》说，机宜司，“真宗咸平初，宋辽交战，雄州置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根据史料，其他边疆地区也有机宜司。天禧二年（1018年），“河东州军，自今所降文字，涉及机密，并付机宜司置籍收领”。包拯在《请择探候人》的奏折中说：“诸处自有机宜一司，所管金币不少，自来只备支赐与探事人。”可见，机宜司还管理间谍的经费。

明清时期，刺探敌国情报的间谍机构仍然设置在边疆地区，官员名目依然是候吏、候骑、斥候之类。至于明代太监掌管的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主要负责刺探明朝统治机构内部人员的信息，与本文所讨论的间谍内容相去甚远，所以就不再赘述了。

从历代间谍机构和官员的设置来看，历朝历代都没有一个专门的中央级别的间谍管理机构，这一机构主要设置在各个边镇，有一定的分散性。中央级的情报收集机构，是为了稳固国内统治，对政治系统内部实行监视，这也是封建集权国家的主要防范方向。

间谍传递信息的常规方式是烽火传递和驿站传递。间谍的主要工作是刺探情报和传播情报，这些情报大部分是军事情报，可以利用军事设施传递。第一个用到的就是烽火台，《墨子·号令》说：“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白天点烟，夜间点火，昼夜分明，易于辨认，“烽燧，军中之耳目”，“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候者”，就是间谍和侦察人员，他们负责用烽火传递情报。但是，烽火台上的烟火，敌我双方都可以看到，传递信息必须设定加密程序，如“每昼夜平安举一烽，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烽子”是管理烽火台的首领。烽火台传递的信息不是复杂情报，多为紧急的军事进攻等情报。

驿站是国家传递信息的常设机构，间谍们打探出的信息，也可以通过驿站传递。宋代的文书传递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急脚递只在战时启用，“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都归急脚递传送。比急脚递更快的是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烽火台和驿站传输都是普通的信息传递方式，它属于国家的信息传递系统，并不专为间谍使用。

一些秘密的信息，需要秘密传递。鸽子是其选择之一。鸽子传递信息到宋代才有记录，《宋朝事实类苑》记载：“蜀人以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得达，及买人舶舡浮海，亦以鸽通信。”住在东京的蜀人传递信息用信鸽，海上行船也用信鸽。信鸽用于传播军事信息的记载是这样的，《齐东野语》说：川陕宣抚使张浚到泾原视察，“命点其一部，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泾原统制曲端用信鸽传递信息，任由张浚要求，想看哪一部分军队演练，就以飞鸽传信，部队顷刻立至。“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宋代信鸽传递信息还比较少见，间谍用之传递信息，虽无确切史料记载，但仍有可能性。

信息加密在间谍的信息传播中是非常必要的，“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宋代即出现了密码传播，称为“字验”，如《武经总要》就列出四十件与军事相关的事情，配以诗文加密，这四十件事是：请弓、请剑、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牛车、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其加密方法是，用一首40字的诗来对应相关事情。如杜甫《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共四十字，如果在“岸”字上标明记号，对照《武经总要》所记，则要传递的信息为“请枪旗”，在“舟”字上标明记号，则为“请草料”。也有以颜色来加密的，“彼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蓝色代表某一人某一军等。也有以字加密的，“彼有以字代替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这类密码需要有密码底本，“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只要密码不落入敌方，信息就不会被破译。用其他文字代替真实所指，保证了信息传递的隐秘性。

有间谍，就一定要有反间谍措施，周朝的反间谍者称环人，“环四方之故，巡邦国，博谍贼”，巡视四方，抓获间谍。《左传》记载，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旧唐书》也记载：“贼将姚令言及伪中丞崔宣咸使谍觇我军，为逻骑所得。”被抓获间谍，受到的刑罚都较重。

宋朝在反间谍方面努力颇多，对抓获间谍者是有奖励的。如宋朝康定元年（1040年），“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抓获一名西夏的间谍，赏钱三十万，知而不告者，发配。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处罚越来越严重，说明当时两国关系紧张。熙宁八年（1075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这是因为“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知制诰王存说：“辽人觇朝中事颇详。”所以宋朝对间谍的防范非常严密，因此采用加大奖励的方式实行反间谍。“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沈吉告发商人张化是契丹间谍，牵连甚众。景德元年（1004年），郓、齐等州安抚使丁谓说：“擒获契丹谍者马珠勒格，即斩之。鞠问其人，称徒侣甚众。今各具形貌年齿，请下诸路分捕。”马珠勒格被杀，其党羽也被追捕。对于投降者，需请其辨认本国间谍，“近刘舜卿乞留投来北人科格依于代州，辨彼国刺事人”，可以看出，宋朝是采取各种办法反间谍的。金国曾向南宋派遣间谍刘蕴古，任职右通直郎，他假扮金国到宋经营珠宝的商人，归宋之后，有蛛丝马迹被发现，如刘蕴古曾做一块匾额，右武大夫魏仲昌说：“蕴古则真细作也。”原因是“他人之归正者，侥幸官爵金帛而已”，“夫谍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己至耳”。魏仲昌的理由是，商人被政府重用，只以获得官爵金钱为目的，刘蕴古对此却无兴趣，他张挂匾额，形迹可疑，不过是为了通知其同类聚集而已，匾额是他传递信息的方式。后来刘蕴古训练一万名闲散人员，宰相史浩就说：“是必奸人，来为敌间。国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万人藉手反国耳。”史浩认为国家防范严密，刘蕴古无机可乘，只得另想办法，训练死士，图谋不轨。几年后，刘蕴古的仆人回金国时被查获，其所携带家书中有很多朝廷机密。“归正人、右通直郎刘蕴古坐以军器法式送北境，伏诛。”最后还是被宋朝抓获正法。

宋朝还制订规则，防止边疆地区间谍的渗透。“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对僧人也有限制，“时雄州言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刺探边事，故条约之”。皇三年（1050年），“京师从来西北细人甚多，伺察北朝事端”，“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法论”，泄露给契丹间谍信息者以军法论，这个处罚也相当严厉。

《六韬·文伐》有关收买其他国家重臣的论述，可以说是早期的间谍理论。如对他国之人“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收买他人为我所用，就要贿赂以重金，达到“收其内，间其外”的效果。

《孙子兵法·用间》中比较系统地讨论了间谍理论，对间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孙武在《用间》篇里概括了间谍的五种类型，“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因间”多解释为乡间，即用敌国本地人做间谍。“内间”，指用敌国有官位的人做间谍，也可以是投降者。“反间”，指用假情报迷惑敌方间谍，或说服收买敌方间谍。“生间”，多指出使者，即收集情报还能活着回来的间谍。“死间”，指收集情报后有可能不能存活的间谍，“往必死，故曰死间”。孙子之后，很多对间谍感兴趣的人也对《用间》篇的内容进行注解和阐释，如曹操，杜牧、李荃、张预等，杜牧注曰：“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离间君臣的同时，保持原有的力量。李荃著《太白阴经》，有《行人篇》专门讨论间谍的作用，“昔，商之兴也，伊尹为夏之庖厨。周之兴也，吕望为商之渔夫”，“汉之兴也，韩信为楚之亡卒”。他举了七个王朝兴起的事迹，说明每一朝兴起时都有一个在敌方任职而投诚的人作间谍来传递情报，以说明了解敌对国家信息的重要作用。

宋代对间谍作用的认识丰富，如“行间谍以离敌心”“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情，免陷兵之耻”“古之为将守边，第一必先觇逻。苟得其术，敌人之情可以坐制”。这些认识都丰富了间谍理论，士大夫阶层强调间谍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是间谍理论发展的基础。

宋代的间谍理论多出现在兵书类著作中。如许洞著《虎钤经》，提出用间八术，对间谍的人选作出理论指导，如以使者为间谍、以敌人为间谍、以百姓为间谍等，指出用间谍是军事指挥者的重要能力，“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这也继承了孙武“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的用间理论。另一个在间谍理论方面有重要建树的是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他对使用间谍的重要性、使用间谍的方法等都有论述，他特别强调对间谍个人能力的使用。戚继光著有《练兵实记》，也对间谍使用有所涉及，他说，对于俘虏要严加盘查，以防范奸细，“或夹有奸细，该管便当挨查”。清代末期，朱逢甲写了《间书》，是专门讨论间谍的著作。他对古代的间谍活动进行了分类评价和叙述，对每个间谍事例有详细的分析和归纳，是一部综合性的间谍理论著作。

《虎钤经》书影

古代间谍理论书籍，其内容主要是间谍故事的叙述以及对军事情报的收集。可以看出，在古人心目中，间谍主要还是军事斗争中收集情报的人。

“兵贵先人斯夺人，莫教间谍漏真情。”中国古代社会，有战争的地方就一定有间谍在活动，这是一群埋伏在隐密角落里的人，他们窥视着一切有用信息，用秘密的方式窃取情报，传递信息。他们的谋略和才智，有的被记录下来，有的则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沧海之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