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唱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6天6夜写出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在指挥台上，一个身穿灰布军装，脚踩草鞋、打着绑腿，中年人在指挥台上激情昂扬，你能从他的身上看到激情，能从百人合唱中感受雄壮，音乐时而激昂，时而哀怨、时而咆哮。

一曲作罢，全场掌声雷动，这首歌曲如给观众注入了强心剂，所有人都处于兴奋之中，恨不能将自己所有的热情、力量都用到战场上。

在观众中，有一个人异常兴奋，他直接从观众中站了起来，双手努力地拍着，连连大喊：好，好，好！

这个站起来鼓掌的人正是毛泽东，而台上的指挥家则是被称为“人民的艺术家”的冼星海。

这一天是1939年5月11日，这天注定被铭记，成为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同寻常的一天。

而在这一年的4月13日，邬析零指导即将返回前线的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师生们，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试演《黄河大合唱》。

当时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的、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尽管条件如此简陋，但《黄河大合唱》的气势，仍然震撼了在场的千余位听众。

图|收藏在军事博物馆的《黄河大合唱》总谱

此时，上一个在音乐上引起巨大轰动的青年音乐才子聂耳，已经逝去4年，人们很难再相信，还能再次听到如此振奋人心的歌曲。

音乐素来是高雅的艺术，多服务于皇家贵胄，从《诗经》到《离骚》无不是文人墨客的最爱，即使到了唐宋时期，亦是才子、娼女的寄情之物，纵被人骂作是靡靡之音，也非普通寻常百姓可以轻易享受的。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惨败，救国图强、寻找新活路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突然发现西方列国之强大，而清朝之腐朽，必须学会西方人的“先进”思想，将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带到中国来。

梁启超写出了《少年中国说》，高呼少年才是未来中国之希望，少年强则国强，彼时，出国成了新时尚，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1905年6月13日，在一个朗星满天的夜晚，冼星海出生在澳门，在他出生前，他那一辈子与水打交道的父亲葬身于大海，没给家里留下任何遗产。

母亲黄苏英给儿子取名“星海”。

失去丈夫的妻子，带着一个襁褓之中的孩子，生活自然艰难，为了生存，黄苏英只得将儿子寄养在澳门渔村的外婆家。

留守儿童的玩具无非是蜻蜓、泥巴这些大自然的产物，渔家民谣是冼星海听过最美的声音，外公黄锦村能吹竹箫，那支能吹出喜怒哀乐的竹箫便成了冼星海与音乐之间的桥梁。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在沈阳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之志。

而此时清朝已是遍地呐喊，改头换面之势而不可挽回，出国的热潮更是一波高过一波。

图|冼星海

终于在冼星海6岁这一年，他随母亲来到了新加坡。黄苏英虽然没上过学，但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平日里，黄苏英靠着给人做帮佣，赚取一点微薄的生活费，一边供着母子俩的吃食，一边供儿子读书，同时还要给冼星海报英语培训班。

冼星海考入了养正学校，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在学校负责训练军乐队的区健夫老师。

从外公那里学会的吹箫技能，让冼星海顺利地进入了军乐队，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乐器——单簧管。

两年后，在湖北咸宁，一个叫钱韵玲的女孩出生了。

此时，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将在23年后，因为抗日热情产生爱情火花。

在新加坡的7年里，冼星海接受了系统的音乐训练，并在音乐上表现出特别的天赋，经常参加学校内的活动及演出。

1918年秋，养正学校校长林耀翔，接受了岭南大学专为华侨子弟回国升学所设的华侨学校校长一职，同时他还从养正学校带了20名学生到广州，而冼星海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岭南大学（现为中山大学）附中后，冼星海每天需要做两件事，一是认真学习，二是利用课余时间做点小生意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件工作来维持学费和生活费。

1926年春，冼星海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在这里他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着学业。

1927年，萧友梅和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

第二年，冼星海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开始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并在院刊发表《普遍的音乐》一文。

1929年，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因为经费问题，而财政紧张，学生也因为住宿费、学杂费等问题与学校发生冲突进而罢课，激发学潮。

此时，冼星海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之一，组织去南京请愿，最终，他也因此而失去了学籍。

这一次学潮，让冼星海萌发了出国去巴黎的想法，他要做一个国际音乐家。

图|冼星海

终于，在同学们的七拼八凑之下，勉强为他凑出了半张去巴黎的船票，同时，他又在法国的远洋渡轮上找到了一个当锅炉工的机会，终于成功登船，并在1930年的春天抵达了马赛港。

这一年，冼星海从马赛走向了巴黎，从此，他的音乐开始走向世界，而此时距离他声名远播还有8年。

和所有在民国他乡的穷苦学子一样，洗星海也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到餐馆打工，去浴室做杂役，这些你能想象到的低等工作，洗星海都做过。

人在生活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尊严，活下去，是唯一支撑自己的信念。

伟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在苦难面前绝不妥协、认输”。

此时，比冼星海小7岁的富家公子马思聪对他伸出了援手，将他推荐给了曾经教过自己的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

奥别多菲尔是一个惜才的人，一听说冼星海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便免去了每月200法郎的学费。

后来，冼星海又跟着巴黎音乐院的知名教授路爱日·加隆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

同样的，路爱日·加隆也不收他的学费。

而后又跟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学作曲，跟里昂古特学作曲，同时跟卑先生学指挥。

在这些日子里，穷是冼星海一直绕不开的问题，尽管这些老师们都给了他各种优待，但肚子的饥饿时时都提醒着他。

除了上课以外，冼星海还要抢出时间练习，有一次，因为练习太久，导致上菜时晕倒，连人带菜都摔到了地上，冼星海也因此而失业了。

最惨的时候，冼星海甚至在街上卖唱，读书人最落魄的时候，莫不过于街头卖书。

生活从不会因为你低头，就放过你。

在异国他乡，音乐才子街头卖唱，等来的不是星探，而是有钱国人的痛骂，甚至直接将他装钱的盘子摔碎，一巴掌煽在冼星海的脸上：丢中国人的脸。

现在人们说起冼星海的那一段坎坷巴黎岁月时，总会加上一句“化悲愤为力量，鼓励他一定要学有所成”等等。

那时的冼星海也不过是一个25、6的青年，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他想得最多的是要活下去，在那些酸甜苦辣尝尽的日子里，他唯一而做的是将自己的所有苦写尽音乐中，通过音乐来抒发自己的苦闷。

所以，当冼星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时，按学校的惯例，他可以挑选物质奖励，他脱口而出“饭票”，那是一个人面对饥饿时最真实的反应。

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体会到吃不饱时的那种窘迫。

1935年春，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在田汉和张曙的介绍下，冼星海加入了“歌曲作者协会”，开始用音乐为武器对抗侵略。

这时，鲁迅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冼星海搭档诗人塞克创作出了《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赴战曲》等爱国歌曲。

1937年，日寇全面展开侵华，“八一三”事变之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宣传抗日。

10月，冼星海来到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投身10万人参加的长江火炬歌咏大游行。

1938年，冼星海遇见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钱韵玲。

当时，24岁的钱韵玲在武汉第六小学做音乐老师，一边活跃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一边参加冼星海创建的“海星歌咏队”。

24岁的钱韵玲和33岁的冼星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影《音乐家》，演员袁泉饰演钱韵玲

这一年，冼星海除了寻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这样的幸事外，还接受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二人决定到革命根据地去。

当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两人先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前往西安，随后又扮成侨商，越过封锁线，终于在1938年11月3日到达了延安。

冼星海看到的延安是满地黄土，周围的人穿得破破烂烂，但这群人身上却散发着一种激情与自信，一片生机勃勃。

路上遇见的每个人都对他点头致意，有的人还主动上前与他握手，在这片大后方的土地上，如同点燃了通天之亮。

冼星海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做音乐系的教员，而后又升为主任，钱韵玲则进入了该院的高研班学习。

图|钱韵玲、冼星海和女儿妮娜1940延安窑洞

在延安，知识分子是被格外重视的，即使条件艰苦到连毛主席都很难见到肉，朱德每月只有5元津贴，而鲁艺的助教却可以领到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个月15元，而且每周还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

在延安，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种着一颗革命的种子，能下地干活，能扛枪上阵，能写檄文、能作诗歌，还能将革命热情与劳动相结合。

1939年春，延安呈现出劳动热，从机关、到部队、学校、工厂都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当时，陕甘宁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不仅停发八路军军饷，而且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使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同时，边区内部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革命根据地陷入了困境之中。

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怎么办呢？

饿死还是就地解散呢？显然，都不可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延安开始了轰轰烈烈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运动，大家一起劳动，农民的天性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平时工作忙，不能远地劳动，就特意分了一块离办公室地点近的小荒地，毛泽东一有空就到地里挖土、施肥，实在忙不开时，就利用饭前饭后与同志交流的时间，拿刀刻羊角纽扣。

这种全民投入生产的模式，对于知识分子冼星海来讲，还是有些排斥的，毕竟读书人不下地，这是千年来的传统，更何况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一把手，有着处理不完的政事，应该多考虑一些抗日救国的事，而不是挤出时间去劳动。

在毛泽东看来，政策是自己定的，自然应该起带头作用，更何况此时的延安已经到了非常时刻，开荒生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要完成抗日救亡的大任，必须先有饭吃，有衣穿。一不能向国民党伸手，二不能向边区老百姓伸手，生产自救，便具有战略意义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劳动的文人应该是陶渊明，陶公也只是自嘲“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而在延安，却是一片兴致昂扬。

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但艺术家是有国界的，艺术家最初往往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后渐渐变成“为祖国成艺术”，到最后变成“为人民而艺术”，成为一个音乐家战士。

延安的全民劳动，让冼星海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他要将自己过去所学的西洋音乐和工农结合，创造出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

这一年，他与诗人塞克共同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这首歌开始飘荡在延安的各个角落。

这一年，是冼星海的高产之年，也是他的成名之年，因为这一年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率领的演剧三队来到了延安。

图|张光年

诗人所作必为所观、所感。这一年，张光年见到了黄河壶口瀑布的雄壮，也见到了渡河上的纤夫。到延安后，他一气呵成写下了400多行的《黄河》歌词。

2月26日晚，张光年当众朗诵了这首《黄河》，当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诵完时，全场掌声雷动，坐在窑洞门边的冼星海激动的站了起来，抓住张光年说，我要把它写成歌，我有把握写好它。

好词配好曲，才能造就千古传唱的经典。

图|排练《黄河大合唱》

此后，冼星海一遍遍地请张光年和战友们向他描述黄河的壮观景象与渡河的惊险场面，请他们哼唱船工的号子，模仿纤夫的动作……

在鲁艺的窑洞里，冼星海支起一张小炕桌，连续6天6夜不眠不休、才思如泉涌，困了，就喝一点豆粉冲水的“土咖啡”，饿了，吞一撮白糖，就这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

3月31日，演剧队指挥邬析零拿到了用白粉莲纸抄写，装订成16开的《黄河大合唱》手稿。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举行了第一次公演，诗人张光年朗诵，冼星海亲自指挥。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字字铿锵，曲调激昂，时而哀婉，时而激昂。从这首曲中，能听见一个民族的命运，时至今日，这首歌已经唱了81年了，几乎每个国人都听过，每当音乐响起时，仍能从中感受到黄河的雄壮、民族的气势。

图|《音乐家》中，《黄河大合唱》首演

当晚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

不久，毛主席特意接见他，送他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墨水，笑着看他：“希望你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1940年5月，冼星海被派往苏联，而这一次离开，他再也没能回到祖国。

他离开时，女儿还不足1岁。

在电影《音乐家》里，胡军饰演的冼星海到了苏联后，经过多次辗转终于到了离中国很近的一个小城，他不顾险阻地奔向中哈边境，他心心念念地祖国与他仅隔着一道铁丝网，而他穷尽力气，也无法跨越那道栅栏。

图|《音乐家》中，冼星海（剧照）

那个年代的人，满怀报国之志，为山河破碎而心痛，为遍地狼烟而流泪，冼星海和无数文化人一样。

面对离家别子，也会难受，也会哭泣。

每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有余的经济里，一定要学会珍惜。成年后的人生选题往往是送命题，而不是选择题。

我们不需要再像冼星海一样，成为一个以星星之火，唱响民族之魂的人。

我们这一生做自己，为自己而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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