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第一次拜年（记忆中的拜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春节的一天上午，一对父子行走在山间小路上。刚下过雨，他们的头、肩、脚不时被路两旁挂着雨滴的树枝、湿漉漉的草丛“碰瓷”，在依然瑟瑟的冷风里，更让人增添了几分寒意。看得出走在后面的少年心情忒好，他干脆折了一根山竹梢，往比他高不了太多的油茶树上“啪”的一下，同时“嗖”地往前一窜，雨滴在身后纷纷落下，他笑着蹦跳几下追上了父亲。

是的，那少年就是我，这天是正月初一，我随父亲去外婆家拜年。本来按旧俗正月初一是“拜大年”（给头年逝世的长者的灵屋拜年）的主要日子，初三是“穷鬼年”，都是不作兴走亲戚的，无奈这几年上头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规定过了初三社员全部要上工，因此这个禁忌也就不得不破了。这个“革命化”到后来更加“革命”了，命令初二就要出勤，那些所谓“四类分子”的地富反坏，初一就被勒令去修路。但初一拜“大年”的习俗却顽强地延续下来，在路上碰到了几起篮子上、袋子里有意露出油烛、线香的，有的是熟人，我们照例不喊“拜年”，只是互相微笑着点点头而已。

本来在几里外的锦河下游过渡到一个叫“白沙洲”的村子后，那里有一条宽阔平整的也通向外婆家的路，但要比现在穿山道远四五里，因此我平时跟母亲去外婆家也是首选这条山路。平常去家后头的山里都是砍柴，现在则像玩耍一样轻松，我很喜欢这种惬意的感觉。下得山去，快到外婆家时先要穿过320国道，再经过一个叫“龙身上”的大屋场，屋场边有一油榨坊。拉碾压油茶桃的是两匹马，天气好时能看到马儿在草坪上悠闲地吃草，我虽看过多次，但每次见了都会有新奇的感觉。要说最好看的风景还是在国道上。以前母亲趁农活忙过之后，有时会带我去看外公外婆，过国道时看到那些不时呼啸而来的汽车，每次都被惊讶得一愣一愣的，我想不通是什么魔鬼驱使它们如此疯跑呢？最震撼的一次还数去年秋后的一天，下得山来远远望见国道上一条滚滚而去的绿色长龙，走到近处看到了陆续驶来的军车，偶尔会闪过一辆吉普，多数是卡车且大都拉着高射炮。步行的解放军叔叔们个个都是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背着枪和绿背包，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前进。我停下来看了很久、很久，直看得眼睛直直的、人呆呆的，后来知道那是解放军的野营拉练队伍……

跟着父亲一路举步生风，快三十里的路程仿佛一下子就到了。虽然已经破“四旧”了，但见着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不但要喊声“XX给您拜年啦”，同时还要作个不太规范的“揖”。外婆亦如往次见面那样要抚着我的头说：“宝宝长这么高了”，因为过年还会加上句“百岁呃”。说话间，外公已点着了一截鞭炮（春节时来客人了，主人家都会以“打爆竹“的礼遇表示欢迎。只是为了省点钱，会将一挂鞭炮剪成几截用）。外婆接下来会将早已煮好的麻糍（糍粑）、卢粟（高梁）米粑加热后让我们先吃着，接着又去加热那些熟菜（在大铁锅里放水，上面放一用木条镶成井字的圆形木架，放上菜碗后合上锅盖，灶洞烧柴火）。麻糍、米粑是水煮放盐的，那时糖很金贵。有不少人说客人一进门先上麻糍、米粑是行“计”，因为吃饱了就不能多吃菜了。从客观的效果看的确如此，因为如让长途跋涉的客人一开始就吃席，那几乎没有“库存”的几碗荤菜，接待不了两三拨客人便将“告罄”哩。于家庭主妇那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何况客人进门上一“清碗”也是惯例呀。当然外婆家以前条件稍好时的“清碗”也是能吃到面条的，那面条上撒些姜丝、葱花，再舀上一小勺骨头汤，味道好极了。生活苦了，很多人家不但买不起面条，连麻糍、米粑也吃不上，只好用苦槠豆腐代替。说到以前吃面条“清碗”的规矩还真是有趣，若有客人不懂“潜规则”冒冒失失地乱吃一通，事可大了。那面条上面往往会卧三个蛋，那蛋多般是剥壳蛋，能经得起“折腾”，因为那是用来“做看相”的。当然也不用急着夹出来，你吃完面甭去管它们就是。有的主人会用筷子将其中一个夹成两片，那才是叫你吃的。如嘴里叫着“吃呀、吃呀”但没有实际行动，你最好别吃。有的地方不仅会卧蛋，甚至还会铺上几块鸡、猪大肉，那同样是不能吃的。如你傻傻地吃掉三两块，大概会被列入“不受欢迎客人”名单的。当然也有例外，来的若是“尊贵的”客人，你不吃的话那肉块会强塞到你嘴里，经几个回合“较量”，客人如不象征性吃上一块两块的，那也是不好过“关”的。关于正月做客吃菜，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有人“不懂事”吃了一块肉后，还将筷子第二次伸向肉碗，主人则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口里说着“吃呀，吃呀，莫要客气”，手里的筷子却牢牢地将对方的筷子压住……联想到当时农家普遍的窘况，我以为那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背后是满满的辛酸。我和父亲在外婆家则是随意的，虽然表面上我们似乎没有受到高规格的礼遇，但得到的实惠却比那些遭遇到“热情”套路的客人多。外公外婆是真心实意地叫我们多吃，吃好的。比如流行的“外孙吃鸡腿”的惯例，好多家庭因外孙多而陷入“僧多粥少”的尴尬。外公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我只有俩兄弟，兄当兵走后，那俩鸡腿自然成了我一人的独享之物。但我不会真的全吃了，那时我已懂事了。我知道自从外婆村子的大多数水稻田因修水库被淹后，日子越发艰难了，纵使春节也得吃薯丝饭。菜虽也勉强凑上十来个碗，但小山笋、黄豆、腌菜、白菜什么的都上桌了。不过鱼肉是有吃的，因为总能捉到些水库里的“漏网之鱼”，不像其它地方上一个木雕鱼碗，以图讨个“年年有余”的吉利。

父亲吃了中饭就回家了，但我不能走，我在俩舅舅家每家起码得吃上一餐饭，否则就“不像话”了。这年我留下来也只住一晚，为啥要急着走呢？这里还真有个“难言之隐”。我是从头年春节起一人独自继续“做客”的，晚上被安排和大舅的俩儿子、我的小表弟们睡，结果半夜被冷醒，一床小小的薄被早被他俩“霸占”了。还好我“急中生智”，赶忙摸索着将所有的衣服套上，总算熬过了一个晚上。这次我已有“经验”，压根没脱衣服。第二天见我执意要走，大表哥就带着表姐、大表弟陪我一同回家，说他们也想早点去给姑拜年，其实外婆、舅舅他们还是不太放心让我一个人走。临走前外公和舅母们都分别给了我五毛压岁钱，在那时他们都可谓“攒劲”了。

关于亲戚关系的亲疏程度，农村流传着“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的说法。在这种表述中“表”介于亲与不亲之间，它有一个因“血表”而亲，随着各自后代的繁衍而渐渐地转至“不亲”的过程。但我家与舅家共同的表亲中，有两家却“一表再表”还是亲，一直延续至今，堪称为奇迹。其中一家是母亲的外婆家，另一家则是外婆的外婆家，并且两家的距离分别在25和40里外。仅在这一年后至七十年代前期，我从外婆家出发，随“队”前往两亲戚家拜年就有三次。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你带足了这么多礼物了吗？您大可放心，这个问题前人已从“顶层设计”上解决了，那就是礼物是摆样子的。比如我去外婆家拜年送给外公外婆和俩舅的礼物均是一包雪枣、两封糖片（用机制爆米花或自家把稻谷放置烧热的大锅内爆出的小米花，倒在熬制好的蔗糖里搅拌好，再倒入一长方形木框里压紧，随后用刀切成一片一片的。因有时会掺点芝麻进去，故有的地方叫“麻糖”），如我直接回去，在我再三强烈请求下，外婆他们会将雪枣收下，回或换一封糖片。如我要接着走别处亲戚，则一点都不会收，但会交换一封糖片表示已收礼了。我再去别处拜年，这家亲戚同样会“如法炮制”。

最难忘的是1974年春节，我同表哥一道，给母亲的外婆家拜年的经历。那时舅公、舅婆都还在，表舅已有4个孩子。他们家在田心公社的株村大队，本来就比较远，离表哥家不少于40里地。舅公解放前当过保长，成份又划为富农。文革中期，该公社领导别出心裁地想出将“四类分子”对调搬迁的馊主意，舅公家随同该大队的“敌对势力”一起，被强迁到了快20里外的江南大队。正月初二我和表哥赶到那里时，起码是下午二点了，又饥又渴的我们将一大碗苦槠豆腐“呼啦”两下倒进了肚子，平时挑剔的我随后还吃下了一满碗的薯丝饭。吃完饭我们得马不停蹄地往回赶了。舅公一家虽再三真心挽留，但看着他们一大家子偪仄地蜗居在两个小房间里，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农村人虽说都是吃苦耐劳的“高手”，但成天都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干活，对长途“旅行”那是弱项。好在渴了有山泉，饿了开封糖片吃几块，但脚再胀痛也不敢多歇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总不能在山里过夜吧？大约晚上七点过后吧，我终于看到外婆家的小屋了，尽管小屋内只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但足以让我倍感温暖。我们太累了，晚饭也不想吃，爬到床上倒头便睡。

您问我们自己的村子会相互拜年啵？当然拜的呀，动身去外婆家前就拜过了哩。那时没电视，更谈不上春晚，所以小孩还是能早起的。起床后见着大人包括婆婆（奶奶）是不好意思喊拜年的，要拜的是那些左邻右舍。我家老屋在最左侧，往右是连体的一长溜房子，那都是尚在五服以内的同宗。三进的大长厅约三分之二处是一个长巷子，我们管它叫“龙巷”。龙巷后头是“锅口”（厨房），连同我家的共有七个。这时大人都在锅口，里面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我一路过去，站在这家的锅口门前喊声“X公公X婆婆跟你们拜年了”，接着小跑几步停下喊声“X叔叔X婶婶跟你们拜年了”……早饭后，和着几个堂兄弟跟相隔百十来米的那些人家拜年，也就二十多户，简单的礼仪很快就结束了。主家一般都会热情相邀喝酒吃菜，当然也是客套，我们有时会随便拿几只花生、两块红薯片，表示领情了。大人之间也会趁着过年联络感情。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里，在滚龙灯的锣鼓声、吆喝声里，在浓浓的年味里，久违的笑容终于浮在了农人们的脸上，每个人无例外地，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新的一年能碰上个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