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思想解放运动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司马南为代表的妖魔化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和势力

极左思潮，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灾难之一。中华民族，便是受极左思潮伤害最深的民族之一。我们必须从上世纪走过的道路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再也不能让极左思想在中华大地泛滥，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极左错误祸害。因此，邓小平一再谆谆告诫，要反对极左，绝不能让极左思潮卷土重来，毒害我民族子孙后代，耽误我民族现代化进程。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到防止左倾错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极左思潮，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有着明确清晰的主张，就是回归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彻底的闭关锁国状态。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极左”病毒从来没有根除，这么多年来一直潜伏在神州大地，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出来祸害一番。极左思潮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一直就没有消停过，一直在明里暗里活动，扇阴风点鬼火，密谋于暗室，行动于基层。一遇到风吹草动，这帮家伙就跳将出来，舞动各种大棒，给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和事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极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不能正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提升与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把现存的腐败横生、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治安恶化等社会弊端，全部归罪于改革开放。既然问题出现在改革开放，那么解决问题就是取消改革开放，回到旧时代，回到当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试图通过复辟旧时代的极左路线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改变当今之乱象，这正是极左思潮最大的政治主张。

在当下的中国，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图用过去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现存问题的呼声和势力一直都很活跃，极左势力一直都在梦想死灰复燃。

具体说来，极左势力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底层民众，由于未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日渐被边缘化，对旧时代有一种非理性化的向往。这是极左势力的群众基础，广场上大唱红歌的就是他们，也是极左势力有恃无恐的道德制高点——为广大普通老百姓说话。

第二部分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始作俑者。

第三部分就是诸如张宏良、司马南等掌握笔杆子的文人。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部分话语权，连篇累牍地向民众灌输非理性思潮，狂热鼓吹文革，拼命诋毁改革开放。

第四部分是一些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当今世界的现实了解不多，头脑变得僵化。当思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他们总是从书本寻找答案，责疑现实，批判改革开放时代中新的实践。

举两个被“极左”病毒感染后的例子。一个就类似《天龙八部》里面的姑苏慕容，坐在坟头上就认为坐在金銮殿里；另一个类似《芙蓉镇》里面的王秋赦，盼望着有朝一日又来一次新的“文革”，再分一次新的胜利果实，过那种不劳而获的日子，把别人的钱财据为己有。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重构的关节点，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和纷争。而那些极左分子，利用改革开放出现的失误，跳将出来，煽动仇恨、煽动暴力，将普通的社会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高度，将人民内部矛盾曲解为敌我矛盾，将不同国家交往产生的纠纷归结为“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往往能在一些觉悟不高的底层民众和社会边缘人群体中产生一种极大的消极因素。

由于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许多令人愤慨的丑恶现象，同时由于时常遭遇社会的不公待遇，使这些人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所以，极左分子将当今社会描得越黑，将中国的富人描得越贪婪、越没有人性，将主张与西方和平友好的人士描得越“汉奸”，越“卖国”，越能煽动这些人的仇恨情结，也就令这些人越将这些极左分子视为自己的代言人和“大救星”，并进而成为社会的极大隐患。

这一点，现在在司马南及其粉丝身上，再一次得到强烈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