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在美国的历史意义（国际思想周报马丁）

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场面。

马丁·路德·金逝世五十周年

1968年4月4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家汽车旅馆遇刺身亡。他的死也引发了全美各地的种族骚乱，成为1968年这个极不平凡的年份里的又一件大事。如今，马丁·路德·金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式的存在，他在身后被追赠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和国会金质奖章，他的纪念日成为全美公共假日，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更是数不胜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马丁·路德·金纪念碑也竖立在了国家广场上。在马丁·路德·金逝世五十周年之际，美国各大媒体也纷纷发文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权运动先驱。同时，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之下，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政治理念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或文化符号。金生前未竟的事业，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完成，如何反思并发挥其政治遗产的效用，成为了当下民权运动人士，乃至社会各界都需要关注及思考的议题。

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在全美各地展开，包括他的家乡亚特兰大，他的遇刺之地孟菲斯，以及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当地时间4月4日发表声明，悼念马丁·路德·金，称虽然金的离世显得是那样不公，但依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充满正义与追求和平的政治遗产。当然，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与这篇官方声明的立场也多有冲突，而且作为一篇官方声明，其字里行间也是多少流露出“美国优先”的民粹气息，更有人批评特朗普这篇声明的措辞有不少字句疑似与他的女儿在黑人历史月的推文重叠。显然对于民权运动人士和左翼人士来说，特朗普的声明更像是一种大大咧咧的伪善，Splinter News的撰稿人Isha Aran则直言特朗普此番表态简直糟糕透顶。

《时代》杂志则刊文称此次纪念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依然有所欠缺，认为在纪念活动上，鲜见有人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在一位毕生追求少数族裔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领袖的纪念仪式上，对少数族裔的忽视显得不合时宜。乍看之下，《时代》杂志的这篇文章虽难免被评为吹毛求疵，但联系到前不久加州萨克拉门托发生的警察射杀无辜黑人平民的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骚动，显然在弥合族裔矛盾上，人们需要做得更多。尤为讽刺的是，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活动举行几乎同时，几位黑人平权运动领导人则被警方逮捕。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到了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名为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显然，金博士生前一直致力于走向共同体，但今天的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更多时候混乱才是常态，这种反差也迫使人们开始反思马丁·路德·金的政治理念与政治遗产。

CNN的报道提出了一个看似老套但依然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对于五十年后的我们来讲，马丁·路德·金到底是谁？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主席谢里尔林·艾菲尔（Sherrilyn Ifill）认为，马丁·路德·金所致力的不仅仅是黑人平权运动，也不仅仅是某种激进的街头抗议，他一直在推动相关的平权运动走向合法、合宪的路径，并且他所关注的不仅包括受压迫的黑人，还包括更大多数的美国底层民众。在艾菲尔看来，今天的美国总统似乎一直在挑战着宪法的权威，因此马丁·路德·金争取权利的方式在当下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作用。普利策奖得主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则认为，马丁·路德·金的斗争可以追溯到林肯以及杰斐逊这两位美国前总统各自的政治理念之中，形成一个美国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或许杰斐逊有着其自身的局限，其种族主义倾向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也多有抵触，但这三个人各自的政治理念中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民权进步思想，这使得将三人放置在一个对话空间内进行比较与政治理念梳理变得可能。

《雅各宾人》杂志也刊发了不少文章，纪念马丁·路德·金离世五十周年。在一篇访谈中，两位专门研究非裔美国人问题的专家，Brandon M. Terry和Tommie Shelby谈到了关于“马丁·路德·金是谁？”这一问题的另一种回应，他们二位在一本新书中尝试从马丁·路德·金的政治哲学主张入手，剖析金的政治理念。在他们看来，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金博士，其作为民权运动先驱的身份更多是借助他激情澎湃且鼓舞人心的演说，以及种种社会运动所构筑成的，但就他留下的文本而言，金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没有太多新意。如此一来，当我们要反思金的政治遗产时，需要留意区分金的社会活动家、民权运动领袖甚至宗教人士身份，并谨慎对待他的政治主张。当然，两位学者也坦言，虽然马丁·路德·金不是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学家，但他擅长利用各种现有的理论资源，包括《圣经》和“美国梦”等，同时也能很好地结合社会现实，这是让他和他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的一大关键。

马丁·路德·金及其妻子的合葬棺

ISIS如何维系日常统治

在2017年底，伊拉克官方宣布，已经收复被极端组织ISIS占领的国土，并把该组织的残党清扫殆尽。从2013年巴格达迪宣布成立ISIS开始，该组织虽然未被国际社会承认，并且因其暴行而得到各方谴责和军事打击，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ISIS依然能够存续四年之久，是什么让这个组织得以维系其日常统治的呢？在《纽约时报》上周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该报驻海外记者Rukmini Callimachi以及她的团队在ISIS留下的“垃圾”中搜寻出了不少文件，从这些文件（有的仅仅只是残存的片段）中，我们得以一探ISIS的组织结构和统治手段。

Callimachi和她的团队能够拿到这些文件实属不易。从2013年开始，她就对恐怖分子遗留下的“垃圾堆”产生了兴趣，试图通过在恐怖分子的遗留物中寻觅到有用的资料，并扒出了基地组织如何在位于非洲国家马里的领地上开展恐怖活动的信息。在ISIS垮台之后，她又想通过类似的方法弄清楚伊斯兰国如何能够维持长达四年的高压统治，并最终在距离ISIS的都城摩苏尔25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该组织农业部门的相关文件，并借助相关专家的分析确认了文件的真实性。通过这些文件，结合相关人士的口述回忆， Callimachi为我们还原了ISIS的一些统治手段和该组织的运作情况。

根据该文作者的分析，ISIS维系日常统治有两大手段，一是残暴的高压统治，二是官僚体制。而在她的叙述以及对相关人士的采访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两种手段在很多时候是重合的。

一位名为穆罕默德·纳赛尔·哈默德（Muhammad Nasser Hamoud）的前ISIS农业官员联系了记者，在被勒令为ISIS工作之前，他在伊拉克的农业部门已经效力了19年之久。在武装分子宣布建立他们的“政权”之后，哈默德和他的一些同事接到命令，立刻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做着和以前一样的工作，只不过这次是为恐怖组织效力。”在外界看来，ISIS作为一个极端组织，其统治毫无人性且残暴至极，此外从相关文件和哈默德等人的回忆来看，该组织相当重视体制建设，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之前政权留下的组织架构，让留在其领地内的政府工作人员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吸取了美国人在出兵伊拉克之后的教训，清扫了原先政府部门中遗留着的萨达姆时代的人员，不再雇佣这些人。

不过，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ISIS在政府部门的组织架构上还是有所改变的。在对政府部门的称呼上，他们不再采用原先的称谓，转而使用“diwan”一词，虽然翻译过来依然是部门的意思，但这个词汇最早却是7世纪的哈里发国所使用的。除了从伊拉克政府那里接过手的既有部门，该组织还新成立了几个“diwan”，包括一个被称作“hisba”的宗教警察部门，以及专门掠夺文物的部门，以及战利品部门等等。执法机构也随之关门大吉，该组织宣称能够对争端作出裁决的只有真主的律法。

作为由极端逊尼派组成的恐怖组织，ISIS清洗了原先政府部门中不同宗教、不同派系的人员，哈默德到“伊斯兰国农业部”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自己的基督徒同事、什叶派同事都不见了，留下来的全是逊尼派信徒；同时被清理出政府部门的还有女性。伴随着清洗的还有掠夺。为了谋取收入、维持统治，ISIS开始加快土地没收和租赁的进程，而原先伊拉克农业部所有的土地根本无法满足该组织的需求，于是哈默德和他的同事们需要拉一份清单，列明非逊尼派成员的资产明细，这些资产将会被ISIS据为己有并重新分配，主要是提供给逊尼派信徒使用。另外，ISIS也很重视“海外人才”的引进工作，他们给从世界各地前来投奔的极端分子提供了免费且设备良好的住房，从某些慕名而来的极端分子留下的表述看，他们在摩苏尔的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仿佛人间天堂。

除了掠夺异己的资产，ISIS还有着多种多样的收入来源。普遍认为该组织靠着出售石油大赚一笔，但相关文件却显示，该国的税收所得远高于石油收入，这得益于其花样繁多的税种，其中最赚钱的要属该组织的新发明“zakat”，这是一种以宗教名目进行强制征收的税种，并且是该组织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除了税收和石油之外，ISIS的农业也相当发达，因为极端分子所占据的领地里，包括伊拉克最肥沃的农田（小麦产量占伊拉克全国年产量40%），此外他们还握有叙利亚80%的棉花田。根据统计，该组织每年光是税收就高达8亿美元。

苛捐杂税之外，ISIS还有严刑峻法来维持其统治。宗教警察在该组织的领地内握有极大的权力。ISIS的“公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被捕入狱，例如发型不当、养鸽子、打牌等等。哈默德在上下班途中，经常能看到在大街上执行的死刑处决，包括一个未成年少女因为通奸罪名而被施以残暴极刑；被控有间谍罪名的人们，被处决后的尸体会吊在桥梁两边的栏杆上示众。

讽刺之处在于，ISIS的高压统治竟然还有让当地居民怀念的地方。在哈默德等人看来，ISIS的严刑峻法从某种程度上倒是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进步，街道的清洁程度远胜于伊拉克政府时期，因为清洁工如果不好好干活，就会被投入监狱。极端分子修了一条公路（尽管命名为“哈里发大道”），还让人们不再为用电发愁。尽管没有人怀念ISIS，但他们已经习惯了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尽管不合法，但他们却也“表现得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