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冤家路窄的故事（痞子与文人）

就内容而言，《晚熟的人》大致围绕着三个方向展开：《左镰》《口哨与火把》《地主的眼神》这些经典性篇章，反思了历史和文化的若干深层问题；《晚熟的人》《等待摩西》等是对主体性的生成、苦难的化解等问题做的形而上的思索；《斗士》《红唇绿嘴》《贼指花》《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等讽刺性作品，则集中塑造了“痞子”和“文人”两类人物形象。前两个方向的内容姑存而不论，此文主要讨论这两个人物形象系列。

何谓痞子？所谓痞子，就是“利欲、私欲百分之百占据了身心，道义、正义从身心中百分之百消亡了的人。他们为了获取‘生存状态优越’或体现这种‘优越’，常常无德、无节、无耻、无行”[1]。他们的行为毫无原则，毫无理想，乏责任感，醉心暴力，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具有反文化、反价值的特性。《斗士》中的武功、方明德，《红唇绿嘴》中的覃桂英、谷文雨，都是这类人物。

有些痞子生于社会底层，常乏财产，少权力，本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几乎没有资源可资掌控，要争得权力只有依靠人类最为古老的资本——肉体及其衍生出的暴力。在原始社会，只有肉体强壮者在生存竞争中才能占得优势，赢得权力。武功（《斗士》）就是依靠肉体和暴力“出人头地”的。武功出身地主家庭，光棍一条，体质瘦弱，外貌丑陋。在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样的条件自然属于弱势群体。但是，他却在“命贱”的根基上，不断同他人打架，依靠肉体与暴力强行为自己拓展出一块权力空间。

有些痞子摆脱了社会底层，生活在不同的职业领域。他们往往非常懂得“借势”，让自己的痞性和职业赋予的权力相结合，更充分地满足私欲。于是，不同领域生出了不同的痞子：官痞、文痞、地痞、法痞、网痞，等等。《斗士》中的方明德就是一个官痞。他1948年入党，参加了抗美援朝，三等残废军人，具有牢固的红色资本，家族势力也十分强大。如果他利用这些资源为人民服务，一定会造福一方；可惜他喜欢做土皇帝，把满足私欲视为人生信仰。他看上了武功的那副祖传的象牙象棋，就变相索取；村里的女人都是他的囊中之物，随便就生一个私生子。他手段狠毒，为打击别人不惜设局构陷，罗织罪名。方明德是基层干部，但对他来说权力带来的不是神圣感和责任心，而是释放“痞性”、满足欲望的手段。

痞子缺乏的是道德感，但往往并不缺乏智商。依靠智商施展破坏力的痞子虽然不回避暴力，但手段更丰富，破坏力就更大，更难以对付。章太炎先生曾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善的力量进化了，恶的力量也在进化。确实如此，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了，痞子就会利用自由和法治赋予的空间发展壮大自己。平日里痞子多是单打独斗或三两个组成小集团，在犯罪的边缘不断骚动，真正感到切身疼痛的是身处弱势的下层民众。他们往往是小错不断，又难以绳之以法，即便惩处了也很难长久羁押，这就给了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

在《十三步》《丰乳肥臀》《十三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金鲤》《模式与原型》等以往的作品中，莫言塑造了一些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大都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则主要是聚焦于文坛弊病，讽刺“文人无文”和“文人无行”的怪现状，带有《儒林外史》的风范。这些所谓“文人”，儒雅的面具下掩饰的不过是骗子、小偷、自恋狂的真实身份。

《诗人金希普》中的金希普就是这样的“文人”。春节前县里官员到北京宴请家乡在京名流，金希普挤进来把自己吹嘘成享誉世界的诗人，引起大人物们的赞叹。他又以这次宴会上的合影为“物证”，把自己装扮成手眼通天的人，到处行骗。春节期间他留居姑父家，把他家吃了个底朝天；继之以为表弟安排工作为诱饵，骗走2万元。虚拟的著名诗人的头衔，成了金希普攀附权贵的敲门砖；而同权贵交往的经历又成了他欺骗他人的凭证——经过这样一个传递过程，“文化资本”就转化成了“经济收入”。

金希普是带着文人面具的骗子，武英杰（《贼指花》）则是带着文人面具的小偷。他写过一首意蕴悠长的《贼指花》，算得上诗人；他以斗酒的方式征服彪悍的开船人，算得上男人；他以潇洒的英姿闪亮整个舞场，算得上是女士心中的骑士；他曾是反扒英雄，还曾以贼人的一根手指为女记者复仇，算得上侠士；但是，他在笔会的游艇上偷过钱包，在下榻的客栈里偷过商人的巨款，又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小偷。鲁迅曾对“无文”“无行”的文人颇为失望，说过一句很“毒”的话：“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2]鲁迅说的“贼”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莫言更“毒”，他用一篇《贼指花》告诉你，这个“贼”字有时会落到实处。

提起自恋，人们就会想起古希腊神话纳喀索斯的故事。《表弟宁赛叶》中的表弟宁赛叶（秋生）就是一个当代的那喀索斯。文学青年宁赛叶盲目地欣赏自己的创作才华，一篇题为《黑白驴》的小说尽管不曾发表，但被他视为惊世之作，声称“一旦我的《黑白驴》面世，你们（指莫言等）这一茬作家，通通都要退下舞台”。

自恋和自私往往是一体两面。“自恋主义文化是这样一个观点的弥散：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3]固然表面上宁赛叶是文学的信徒，但他既没有献身文学的追求，也没有常年累月的创作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不过是他证明自己高雅品味和与众不同的幌子，是他试图敲开荣誉和利益之门的砖头。骨子里，他“自我实现”的标准是原始欲望的满足。在锻压设备厂工作，他借恋爱之名玩弄了两位姑娘；入伍从军，他又勾引地方女青年；办野鸡报纸，他炮制负面新闻敲诈地方政府；开办实业，他拿借来的钱挥霍显摆。其实，他并无高蹈的精神追求，恋爱、新闻、实业甚至文学，都构不成他为之奋斗的人生基石，情欲、钱欲、虚荣才是他趋之若鹜的目标。至于自己欲望的实现是否对他人造成危害，是否合乎道德，他丝毫不去顾忌。

自恋者永远走在证明自己正确的路上，任何失败都要做“外部归因”。他们一味沉溺于自我欣赏，在精神内部搞循环，不能正常认知世界，也缺少自我反思能力。“经验表明，生活里的自恋主义者大多是一些自怜自艾的人，生命力在他们身上不仅没有强化反而被大大削弱了；缺乏自立精神导致他们也缺乏真正的自尊品格。”[4]

《晚熟的人》思想丰富，既有反思历史、直面人生的严肃之作，亦有这种亦庄亦谐的讽刺性妙文。我们平时一说到传统社会，就立刻联想到儒、释、道文化。其实，一种被称为“痞性”的反向力量始终暗流涌动——它来自人类原始、粗鄙的动物性，蔑视道德，践踏人性，随时都会释放出瓦解社会秩序的黑暗力量。文坛也总是令人向往，这里有作家、精英龙盘虎踞，可是实际状态是鱼龙混杂，也有带着文人面具的骗子、小偷和轻薄的自恋者游弋其间。莫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看到了天下太平背后的污泥浊水，不免讽刺与批判起来，希望社会的肌体恢复健康。

注释：

[1]毛志成：《“痞子”公论》，《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2]鲁迅：《辩“文人无行”》，王得后编：《鲁迅杂文全编》（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4-1165页。

[3][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4]徐岱：《自恋主义与美学问题》，《中国美学》2004年第1期。